《田雪原文集》（二），为笔者1991～2000年发表的40篇中文论文和研究报告，以及作为“附录”刊载于后的相关报道16篇。40篇论文和研究报告分为7个专题：人口与可持续发展9篇，人口与市场经济6篇，人口与社区发展5篇，人口与经济发展4篇，人口老龄化与发展6篇，人口发展趋势与政策选择4篇，人口科学研究6篇。阐述的主要内容和专题结构，概述如下。

第一专题，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借鉴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取得的新成果，联系中国实际，提出和阐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论证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器；研究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方面、基本内容；从实际出发，提出和阐述相应的决策选择。在《人口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一文中，提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技术的不断进步，人口增长对资源消耗“加权效应”的显现，从而加剧着资源的稀缺性。在《谋求21世纪人口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一文中，考察了历史上环境如何随着人口的增加而走向恶化，尤其是产业革命发生后，这种恶化的趋势加速推进，当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面临不同的人口环境问题。在《人口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一文中，运用社会分层理论，对每个阶层人口数量、素质、结构作出综合分析，剖析诸如消除贫困和经济增长、满足生产资料和就业需求、兼顾效率与公平、高科技与风险等“热点”问题，提出解决的对策建议。由于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全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对世界和中国践行《21世纪议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因而论述较多，提出和阐发了具有一定独立见解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在《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文章中，从6个层面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其一，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可持续发展。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从宏观上反映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全局，是衡量是否可持续发展的指示器。除了一般性的论述生活资料要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加外，还特别注意人口增长率与消费资料增长率简单类比可能掩盖的矛盾，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必须保证主要消费资料增长的可持续性；粮食等消费资料的持续增长，更应当摆在突出的位置。

其二，生产年龄人口与生产资料的可持续发展。指出生产年龄人口与生产资料之间的比例变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劳动就业，是决定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面对未来在相当长时间内生产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和所占比例持续上升的趋势，强调要抓住并用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发挥劳动力雄厚优势、保持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地较快增长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在就业与生产资料增长成正比、与劳动者技术装备成反比规律作用下，劳动力供给加大了对就业形成的压力，加快了就业战略重点转移的必要性。

其三，人口质量与经济技术进步的可持续发展。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发生后，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提速，劳动生产率提高依靠科技进步由20世纪初的20%，提高到目前的70%左右，人口教育、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显示出日益强大的力量。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科教文化素质有了显著提高，但是总体水平还不够高，同经济技术进步的可持续发展有很大距离，提高的任务仍很艰巨。

其四，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与养老保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出生率长期持续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造成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具有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和城乡、地域分布不平衡的特点。立足于可持续发展视角，更需要强调积极发展社会供养、继续提倡子女供养、适当组织老年劳动自养相结合，建立容“三养”于一体的养老保障体系。但是由于老龄化和经济发展“时间差”各地差异很大，不同地区“三养”的侧重面应有所不同。还要处理好在老年人口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方面，尽可能避免与成年人口争夺劳动力市场，寻求与老年体力、技能、心理相适应的岗位。

其五，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城市化速度加快，人口城乡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人口城市化的实质是变农村人口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因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要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相适应、相协调。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观察，“农转非”应更多地转到非物质生产部门，不能妨碍物质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其六，人口地区分布与生产力布局的可持续发展。从东部、中部、西部的自然条件，经济发达程度，人口数量和素质状况实际出发，确定不同的发展方略，明确发展的重点和支柱产业。在调整人口地区分布和生产力布局时，需要审慎地对待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吸取以往成功和不成功的正反两方面经验。

第二专题，人口与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研究人口的变动和发展。结合进行中国10省市家庭经济与生育抽样调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主要阐发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口问题和人口科学研究》、《生育转变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口控制》、《技术进步与孩子成本的转移》几篇文章中，重点阐发市场经济与人口生产之间的关系、对人口生产的作用和影响、谋求市场取向改革三个问题。

其一，市场经济与人口生产的关系。笔者既不赞同“无关论”，即市场经济通行的是市场主体法人化、要素流动市场化、宏观调控间接化、经济运行法治化一套市场规则，人口和计划生育通行的是计划管理体制一套办法，二者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互不搭界；也不赞同简单的“接轨论”，即将人口生产和计划生育推向市场，与市场经济接轨，纳入市场管理体制，将现行人口目标管理变为“指导性计划”，生育行为家庭化，推行类似西方国家“家庭计划”一类办法。笔者认为，对市场经济与人口生产的关系，要作具体分析，既不能以“无关论”无视市场经济的客观存在，也不能用简单的“接轨”办法将人口生产纳入市场体制。要认识到尽管市场经济与人口生产属于不同范畴，但是市场经济对人口生产的作用和影响不可低估，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变动和发展的影响是明显的，从发展上看是相当深刻的。人口生产调控机制和管理需要改革，逐步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协调起来。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切实加强计划生育取得卓越成绩，控制人口增长政策强有力地贯彻实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同时也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医疗、卫生、教育、科学事业等的蓬勃发展是基础，是生育率、出生率稳步下降的基础。中国1992年家庭经济与生育抽样调查加权汇总的数据显示，家庭生育子女的数量同家庭收入成反比是普遍的规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基础作用呈增强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其二，市场经济对人口生产的作用和影响。当前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最主要的有利作用和影响表现在：一是诱导家庭由投入孩子数量成本向孩子质量成本转移。市场经济打破劳动就业“大锅饭”制度，推崇市场竞争，择优就业，按照技能高低、贡献大小合理取酬，对就业人口素质的要求提高了，必然影响家庭孩子投资追加，特别是用在教育、科学上面成本的追加。长此以往，人们的选择偏好，便发生了由追求孩子的数量，转向追求孩子的质量，自觉选择少生优育优教道路。不过要清楚，这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是经济和技术进步不断提升的过程。二是商品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驱使孩子养老—保险效益显著下降。这有6个方面的原因：市场经济促使资源合理有效配置，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社会养老保障事业的举办提供了物质基础；家庭收入不断增加，为父母达到老年之前储蓄和投保养老保险提供了可能；商品经济发展和交换价值升值，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减弱；市场经济刺激人们新的追求，孩子具有的“天伦之乐”精神效益呈弱化趋势；市场经济影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社会毛细管”效应，父母迫于市场竞争用于自身发展的时间增多；市场经济发展带动人口流动，子女更多流进城市增强了老年人口自身的独立性。

市场经济对人口控制的不利影响，从孩子成本—效益方面分析，主要表现在：一是边际孩子劳动—经济效益升值。尤其是农村生产责任制实施后，家庭又恢复了生产的职能，男性孩子劳动—经济效益增值凸显。二是某些地方孩子养老—保险效益增值的反向变动。上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会诱使边际孩子养老—保险效益下降的分析，是从发展角度观察和对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而言的，毫无疑问，这样的地区已经出现和明显存在；然而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或者在短期内还不可能达到较高水平的广大地区，特别是中西部落后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很少光顾到他们身上，过去人民公社时期敬老院一类养老组织又不复存在，养老不得不在颇大的程度上寄希望于生育男性孩子。三是孩子继承家业兴衰的风险效益加大，富裕起来的家庭财产需要子女继承。四是市场经济开辟了由孩子数量成本向质量成本转移之路，但要有一个前提——追加的质量成本能够带来相应的效益。由于改革开放不久脑体分配的不尽合理现象普遍存在，某些家庭孩子智力投资不能带来足够的效益，从而影响孩子成本的转移。此外，在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方面，商品意识渗透到人们的婚育中来，买卖婚姻、早婚早恋、未婚先孕、离婚率升高、包二奶、拐卖儿童等，在一些地方死灰复燃，加大了人口控制管理的难度。

其三，市场取向的改革。阐述人口生产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在微观上，要增大独生子女和计划内生育子女的效益，同时增加超生子女成本，适当提高脑力劳动者待遇，加速由投入孩子数量成本向质量成本转移，建立利益调节型人口控制机制。在中观上，要通过发展社区经济、文化和服务，从根本上改变孩子成本—效益作用的客观条件，使之向着有利于生育率下降的方向倾斜；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落实人口生育政策，以实现人口控制与家庭生育行为利益选择的对接。在宏观上，要在人口发展战略、基本方针、人口政策、管理机制与措施、人口科学研究与宣传等方面，增强政府综合调控的能力。为此，提出设立直属国务院的人口委员会建议，从上至下建立起各级人口委员会，有效增强国家宏观综合调控能力，实现“三观”有机、有效地整合。

第二，组织和开展10省市抽样调查，利用取得的第一手资料，在“中国1992年家庭经济与生育10省市抽样调查报告”中，具体地阐释了当前孩子成本—效益现状、发展趋势和应对的决策选择；进而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推进孩子成本—效益理论的应用和发展。该调查为国内首次进行这方面大规模的抽样调查，应用调查得来的第一手系统资料进行研究和分析，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在孩子成本方面，一是家庭人均收入与生育子女数量的关系。当时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叫做“临界点”论——人均收入在“临界点”以内，生育率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上升；超过这个“临界点”，生育率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然而10省市抽样调查加权汇总起来的数据显示：没有比较明显的“临界点”，总体上生育率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初婚和怀孕时间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生育率与家庭人均收入成反比是普遍的规律。二是孩子成本构成。在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构成上，家庭用来满足孩子吃、穿、用、住等支出的直接成本，总的趋势是随着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而上升；用在孩子身上以劳务（时间）表现出来的间接成本，同收入高低关系不大，无一定的规律可循。在不变（数量）成本和可变（质量）成本构成上，用在孩子教育上面的可变（质量）成本偏差很大，城乡、地区变动呈现复杂情况，并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为什么出现这一现象？同改革开放不久脑体分配不尽合理，人们对教育的认识不到位有关。调查发现，各地计划外子女费多为一次性征收，全国平均征收的额度，第二个孩子为计划外的征收额相当于人均收入的62%左右，第三个孩子为计划外征收额相当于人均收入30%左右。可见，计划外子女费增加了该孩子的成本，但是增加不多，不足以起有效抑制超生的作用。

在孩子效益方面，一是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孩子效益特征：精神享乐效益和养老保险效益所占比例较高，其次为劳动经济效益和代际延续效益，虽然安全保卫效益和继承家业效益所占比例低一些，但是低得并不很多，体现由偏重经济效益向偏重精神效益过渡的特点。二是孩子效益结构特征。分城乡的孩子效益结构，城市精神效益所占比例高一些，农村经济效益所占比例高一些，城乡孩子效益结构差别比较明显。分不同家庭收入的孩子效益结构，总的趋势是子女提供给家庭的经济效益同家庭经济收入成正比，孩子提供的经济效益越多，家庭平均收入越高；分不同职业的孩子效益结构，总体上差别很大，商饮服务业向家庭父母提供的效益最多，其次为个体劳动者，再次为办事人员、科技人员等，以干部提供给家庭父母的效益为最低，农村不在学分居子女提供的仅为商饮服务人员的1/5。

将孩子成本和效益放到一起综合考察，1992年以货币形式计算的孩子成本—效益变动，城市边际孩子净成本为正值，即成本大于效益已很明显，农村总体上依然为负值，但是已经开始由负值向正值过渡。实施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相结合的人口发展战略和人口发展目标，就是要加速由孩子净成本为负值向正值的转变，诱导人们由多生多育自觉转变到少生优育。实现这一转变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经济，推动技术进步。1992年抽样调查城市与农村，东部与中部、西部在孩子成本—效益上表现出来的差别，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笔者不赞同“自然而然”转变论，要运用体制和政策的驱动力，加速这种转变。为此，提出几条实证研究建议：一为调整脑体分配，改变当时脑体分配不尽合理和一定程度的“倒挂”现象，激发家庭孩子智力投资的热情；二为加大笔者提出的孩子社会附加效益，特别是养老保险效益。办法是对独生子女和计划内生育子女父母，进行老年社会保险，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三为适当增加计划外超生子女成本，改变目前超生子女成本—效益的不利倾斜；四为进行姓氏改革，改变单一的父姓传统，实行父母复姓制，给女儿赋予延续后代效益。

第三专题，人口与社区发展。在《“中观”人口控制与社区综合发展》、《“人口控制与社区发展研究”报告》两篇文章中，提出长期以来我国人口问题的解决和人口科学研究，重宏观、薄微观、轻“中观”——甚至在此之前还不曾提及“中观”的倾向，应当加强“中观”研究论题。提出并论证，“中观”人口研究的基本领域是社区。参考国内外关于社区的论述，将社区定义为“在共同经济利益基础上，并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方面有着某些相同属性的特定地理区域”。这一定义突破了国内将社区限定在行政区划以内的误区，更突出共同利益、共同属性内涵。指出在地域上，社区可以同行政区划一致，也可以不一致；在实质上，社区与行政组织有着不同的机制和管理方式；在发展上，社区需要走出一条有别于行政更强调自身发展规律的新路子。依据这样的定义，将人口与社区发展归纳为传统农业型、现代产业结构型、过渡产业结构型三种基本类型；按规模划分，亦可分为小、中、大三种类型。通过调查研究和解剖海南人口与社区综合发展，提出并论证了社区不可替代的作用，表现在宏观人口控制与微观家庭生育行为之间的4个“对接”：宏观人口控制机制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对接”、人口数量控制与人口素质提高的“对接”、贯彻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与社区经济发展的“对接”、人口控制与社区综合发展的“对接”，展现社区作为中观人口控制基本领域的地位。在《人口控制、‘三结合’与可持续发展》等文章中，论证了“三结合”是实现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有效形式，社区在“三结合”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第四专题，人口与经济发展。立足于人口学视角，就当时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扩大内需、人口城市化和流动人口问题，收录4篇文章。《扩大内需与人口再生产》一文，指出经济发展单纯依靠投资拉动，有一定的局限性；依靠扩大内需、增加消费拉动，同人口再生产状况密不可分，因为消费资料作为物质资料生产的最终产品，归根到底要靠人的消费实现，需求在最终意义上表现为满足人口再生产的需求，扩大消费需求要在人口再生产上另辟蹊径。文中在评价凯恩斯（J.M.Keynes）的投资、需求理论，特别是生育率下降会引起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后，指出对此要作出具体分析，注重需求中的人口因素的杠杆作用。从实际出发，提出提高人口教育素质，发展教育产业；加速人口城市化，降低城乡人口消费比；适应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积极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等建议。今天看来，这样的研究和所提建议，仍有一定现实意义。《迈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城市化》、《流动人口激增的理论思考及其政策选择》两篇文章，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口城乡结构数据和城市划分标准作出评价，对原因作出历史的分析外，还结合中国人口城市化走过的曲折道路，世界人口城市化发展的趋势，认为应当加快21世纪中国人口城市化步伐，并作出低、中、高三种方案的预测。加快人口城市化和解决好流动人口激增问题，要破除“部门观”，不能站在各自部门的立场，而要从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原则出发，实行治理与疏导相结合的方针。尤其要在建立规范化的流动人口劳动力市场、发挥流动人口集中区的社区功能、加强法治化管理上下工夫。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迅速增长评价不一，指出应当全面评价其正负效应，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积极引导，兴利除弊，加快发展。

第五专题，人口老龄化与发展。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科学研究中，老龄化是笔者始终关注的问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后期，笔者主持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老年人口调查和老年社会保障改革研究”，1987年进行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随后推出《中国老年人口》（人口、经济、社会）三卷专著；20世纪90年代将老龄化纳入现代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视野，重点向老龄化形成的冲击力、增进老年健康和加强老年科学研究方向深入。

（1）现代化、市场经济与老龄化的关系。在《现代化·老龄化·社会保障》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老龄问题和老年科学研究》两篇文章中，论述了现代化、市场经济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将经济增长、技术进步送入快车道，从而使孩子成本尤其是教育成本大幅度提升，孩子效益尤其是提供给家庭父母的养老—保险效益、劳动—经济效益等显著下降，导致家庭父母由投入孩子数量成本向质量成本转移，遂使生育率、出生率下降，加速人口老龄化进程。联系中国实际，由于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进展的不平衡，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类为现代化、市场经济发达型，老龄化水平较高，人口生产转入少生优育优教型；二类为现代化、市场经济不发达，年龄结构距离老龄化尚远，人口生产仍然停留在多生多育型；三类为介于二者之间，处于由多生多育向少生优育过渡阶段。总体状况是一、二类所占比例较低，三类所占比例最高，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

（2）老龄化形成的冲击力。《迎接‘银色浪潮’挑战》和《老龄化的三大社会“冲击波”》两篇文章中，分析了随着老龄化的加速到来和阶段性推进的特点，一是21世纪上半叶老年抚养系数“冲击波”将一浪高过一浪，预测中叶可达到波峰阶段。二是婚姻家庭“冲击波”。老年人口具有的未婚率低、初婚有配偶率低、再婚有配偶率高、丧偶率高的特点，将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影响到总体人口婚姻的“两低两高”；在我国，家庭是婚姻的主要载体，家庭小型化特别是空巢老年家庭“冲击波”，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三是社会参与“冲击波”。在老年人口与日俱增和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背景下，老年在政治、劳动、技术、文化等的参与要求增强了，达到一定阶段以后，相关劳动就业不排除重新洗牌的可能。

（3）增进老年健康。《驾驭老龄化新变动，延长老年人健康期》一文，在分析比较国内外相关资料基础上，立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推进特点，引进国际社会研究成果，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国老年人口平均预期健康期、带病期、伤残期现状，形成的主要原因，提出延长健康期和缩短带病期、伤残期，在养老保障体系、医疗养生方式、激活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决策选择。

（4）加强老年科学研究。《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老龄问题和老年科学研究》一文，强调老龄问题研究要面对市场经济，寻求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老龄问题的解决途径。分析市场经济发展引起的孩子成本—效益变动，对老年人口规模和地区分布的影响；老年人口婚姻和家庭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家庭成员关系的改变；老年人口价值观和地位的改变，挖掘潜在的老年人力资源；老年社会保障和市场取向改革，加大养老保障市场调节分量，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养老保障体系。

第六专题，人口发展趋势与政策选择。收录本专题的4篇文章，《未来中国人口变动趋势及其宏观调节基本思想》等前3篇，在明确人口变动和发展趋势基础上，重点研究相应的决策选择；最后一篇《迈向2020年的中国人口》，为发展趋势和政策研究的具体化，可视为具体的案例分析。这几篇文章主要阐述：其一，在人口数量控制方面，提出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结婚，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超生子女成年结婚后，应继续实行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这不仅对于控制人口增长来说是必要的，而且符合1980年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时的初衷，也体现公平原则。其二，在提高人口文化教育素质方面，提出一要建立激励人们受教育的分配机制，改变当时脑体分配不尽合理的状况；二要提高高等学校办学效率，提高教师的劳动生产率，吸纳更多的学生入学。其三，在生产年龄人口就业方面，提出一要建立合理的立体层次经济技术结构，增强就业能力；二要提高就业效益，实现由生产年龄人口就业率较高、总人口就业率较低，向总体人口就业率提升转变；三要深化企业改革，完善劳动力市场；四要合理实施兼并与破产，加快发展失业保障。其四，在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方面，提出贯彻1991年国务院关于企业养老保险改革《决定》，要有法治观念，必须严格执行，坚持如期交费和个人账户制度；农村也要积极发展个人储蓄养老保险，推动有条件的乡镇企业按《决定》精神推行养老保障制度改革。

第七专题，人口科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人口科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前期经历一段不景气，中后期经历复苏并有较大发展。特别是借1997年第23届国际人口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之机，人口科学提升为独立学科，对人口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20世纪人口科学发展一瞥》一文，对1662年人口学诞生以来的发展加以梳理和概括，扼要地介绍了前期人口学从提出到初步发展，逐步形成包括人口经济、人口社会等分支学科在内的一门科学；后期在人口转变、人口经济、人口社会、数理人口、人口与发展等领域取得广泛突破，形成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方法、学科体系比较成熟的一门科学。《人口研究动态》和《近年来人口科学研究取得的新进展》2篇文章，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科学发展作出评价，无论狭义的人口学还是广义的人口学，均取得相当大的进展，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科学。对20世纪90年代取得明显进展的“热点”问题作出概述，包括人口控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女性人口研究、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口问题研究、人口流动与人口城市化研究、老年人口科学研究、生育（殖）健康研究、人口学理论研究等。通过这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推动人口科学不断向前发展。

收录本专题的“论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是笔者运用西方相关理论研究中国孩子成本—效益后，作出的理论概括和实际应用。众所周知，西方孩子成本—效益理论有两个前提，一是社会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二是家庭是完全自主决定的生育。然而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干预人口生育却突破了这两个条件的限制，特别是中国推行旨在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60年，前30年长期面对的是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才逐步转向市场经济轨道，政策实施的目的在于影响家庭的生育决策，达到以控制人口增长为主的目的。在实践中，运用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等各种手段，并强调以宣传教育、经常性工作、避孕节育“三为主”。其中经济手段的运用，即通过征收计划外生育子女费加大超生成本，同时通过发给独生子女奖励费增加该孩子的效益，就是力图利用外在力量改变孩子成本—效益的不利倾斜，选择少生优生，达到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目的。因此，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就是按照一定的政策规定，因超过或满足计划内生育子女数量而增加或减少的孩子成本与效益。它是社会附加到家庭生育孩子之上的，因而称之为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孩子社会附加成本占该边际孩子总成本的比例，孩子社会附加效益占该边际孩子总效益的比例，是可以度量和计算的，因而可以通过社会附加成本—效益的适当调节，影响生育子女的数量和生育行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孩子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孩子效益也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两方面的效益，二者均可以通过影子价格进行度量，因而增加或减少的成本或效益，也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在此10年期间，笔者科研工作和发表的成果，产生一定社会影响并获得相应的奖励。获部委级以上主要奖项有：

1996年获第二届中华人口奖（人口最高奖），颁发证书、奖杯、奖金。

1996年《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论文，获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1991年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CBI）授予“国际知识分子名人”称号，颁发证书，《成功的人》作了业绩介绍。

1995年美国传记协会（ABI）列入《世界5000名人录》，作了业绩简介。

《“中观”人口控制与社区综合发展》论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奖（单一奖项，1998）。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论文，获第二届中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8）。

《中国家庭经济与生育研究》专著（主编），获第二届中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8）。

《先进地区计划生育上新水平、新台阶的两种思路选择》报告，获1998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研究成果奖（1999）。

附录。对研究工作和取得的科研成果，学术界和相关媒体曾发表一些评论和报道。这些评论和报道不一定十分准确，不过还是表达出一种观点，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因而选出有代表性的几篇，附录于后，供参考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