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统计和预测，1995年2月15日中国人口（内地人口数，下同）将达到12亿人。这是一个值得每个人铭记的历史记录，也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记录。

众所周知，1949年全国人口为5.42亿人，尽管50年代和60年代也提出过计划生育，但是并未认真严格执行，并且主要是出于对母亲和孩子健康方面的考虑。到1970年人口数量增加到8.3亿人，21年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1%。20世纪70年代国家大力提倡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以来，25年时间内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下降至1.6%，较前一阶段减少0.5个百分点。如果不是这样，仍按70年代初的人口出生率推算，25年来则可比实际多出生大约2亿人。毋庸赘述，这是一种向回逆推的假定，实际上即使不实行旨在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由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传统观念的改变等也会使生育率下降；不过中国生育率下降20多年持之以恒，主要归功于计划生育，归功于认真贯彻执行从严控制人口增长政策的结果，国内外在认识上没有异议。它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减缓了人口增长的速度，将12亿人口日向后推迟数年，并对推迟世界50亿人口日的到来起到关键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曾经制定过20世纪末全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按此说来，现在达到12亿岂不是提前达到？笔者以为，一是对此要作历史分析，制定12亿目标时有当时的具体情况，包括提供人口资料信息的能力，认识的水平，对实现确定目标的估计等；二是要有发展意识，即人口预测和规划目标的选择要依据实践结果作出必要的修订。对此学术界曾有过一定的讨论，如在1984～1985年完成的《2000年的中国人口与就业》研究中，就曾提出过20世纪末全国人口控制在12亿的低位预测、12.5亿的中位预测、12.8亿的高位预测三种方案，并认为实现低位预测方案困难极大，很可能走到中位或高位方案上去。终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式提出20世纪末全国人口控制在12亿人左右的目标。进入90年代，在经过80年代10年的实践，对人口变动的情况和实际工作可能影响程度的底数更加清楚以后，提出了90年代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控制在12.5‰的水平，为此以1990年全国人口114333万人作为基期，预期2000年的全国人口应为129456万人。虽然这一指标未行公布，但确定90年代12.5‰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也就等于确定了20世纪末全国人口控制在13亿的目标。因此说12亿人口日推迟到来并不失真，其对缓解我国人口与粮食、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的效应，应予充分估价。然而同时必须看到，人口达到12亿数量如此巨大，上述诸种矛盾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仍是困绕现代化建设的焦点之一。我国12亿人口约占目前世界56亿人口的21.4%。而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仅占世界13584万平方公里的7.1%，中国人口密度上升到每平方公里125人，为世界每平方公里41人的3倍，属于高人口密度国家。这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说来，不能不是一种沉重的压力。如何满足众多人口的消费需求，生产年龄人口的就业需求，学龄人口的教育需求，老年人口的养老保障需求等，既是“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又是实现后两步目标的难点所在。从一定意义上说，发展就是为了改变短缺经济与过剩人口的矛盾，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中国人口应当尽可能保持低增长和实现向零增长的过渡。那么达到12亿时的人口结构和特征怎样呢？一方面成功地实现了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向成年型的转变，大大削减了人口继续增长的势能，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城市人口比例的上升等，有利于生育率的下降；另一方面当前的成年型年龄结构仍有一定的增长势能，总体人口的文化素质和城市人口比例的不够高等，又妨碍着生育率的继续下降。因此，国内外各种大同小异的预测表明，20世纪末全国人口可达13亿人，21世纪中叶可达16亿人左右。也就是说，对于已经拥有12亿人之巨的泱泱人口大国说来，在未来的半个多世纪里还要再接受4亿人口，且它的前提还是生育率的继续下降。21世纪中叶以后才有可能过渡到零增长和逐步达到理想人口数量，中国控制人口增长不能不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12亿人口日处于世纪转换之际，立足于发展全面解决中国人口问题，需要纳入可持续发展议程。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次。

其一，就人口自身而言，全面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包括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身体和文化素质，调节人口年龄和性别、城乡、地区分布等结构，实行“控制、提高、调节”相结合的方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必须明确人口的数量控制依然是重点，只有人口的数量控制解决得好，才能有效促进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不合理结构的调节；同时也要明确，控制和提高也不是消极的，人口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的提高就是生育率的降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改变着人口增长的态势，人口城乡和地区分布的改变对人口控制也有明显影响。在总体上坚持以数量控制为主的前提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和实现超低生育率地区，重心转向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结构的调节，在意料之中。

其二，结合深化改革，寻求人口控制新的机制。目前的人口控制，无疑要继续运用以往实行计划生育成功的做法和经验，诸如领导重视，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的经验；加强法制观念，实行管理规范化的经验；贯彻“三为主”，提高服务质量的经验等。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某些行政办法有弱化的倾向，正呼唤着同改革相协调的利益导向办法的诞生。各地创造的不同形式的将生育、生产、生活结合起来的“三结合”工程，提供了新的思路。我们的目标在于，在大力加强宣传教育和转变人们生育观念的同时，宏观上有一套机制，使独生子女家庭和其他计划生育家庭，沿着这一机制尽快走上致富奔小康之路。

其三，在发展战略上同国际接轨，着眼于人口与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口变动受到自然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各种因素影响，但是归根结底由经济发达程度制约，说到底是发展问题。这既是一个老问题，又是一个新问题，从古典学派到现代学派均有过许多论述；然而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并成为共同为之奋斗的《行动纲领》，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年来的事情。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环境大会及以后的有关会议，提出并使用了“合乎环境要求的发展”、“无破坏情况下的发展”、“生态的发展”、“连续的或持续的发展”等概念，并最后选择了“持续发展”的提法。1987年世界环发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将“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有各国首脑出席的世界环发大会，通过的《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体现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的基本精神，尖锐地提出人口不断迅速增长与有限资源的矛盾，分析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圈不断恶化的严峻形势，摒弃了传统的以大量能源和资源消耗，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发展，选择了人口、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战略。1994年9月在开罗召开的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要充分认识到和妥善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使它们协调一致求得互动平衡”。呼吁“各国应当减少和消除无法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并推进适当的政策，包括与人口有关的政策，以便满足当代的需要又不影响后代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这些原则对中国同样适用，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在世界各国中率先垂范承诺联合国世界环发大会《21世纪议程》，勾画出21世纪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蓝图。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前提是发展，因为只有国民经济等的快速发展，才能消除贫困，提高妇女地位，完成生育转变，这对于经济不够发达且70%左右人口居住在农村的中国来说，显得尤其重要；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人均资源较少，更需要摆脱传统的以高耗为特征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国民经济步入快速增长轨道，同时人口也要继续增长，从而加大对环境的压力，控制人口增长与保护环境两大基本国策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等等。可见，在全国人口达到12亿的今天，继往开来，以数量控制为重点的全面人口问题的解决，需要拓宽视野，立足现在，着眼未来，同世界《21世纪议程》接轨，将人口纳入同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之中一道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