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黄种人，白种人还是其他肤色种族人口，到了老年头发变白者日渐增多。世界人口老龄化趋势有如“银色浪潮”，正以逐步增强的态势向我们袭来。根据联合国的预测，1950年世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为5.1%，年龄中位数为23.5岁；到1990年分别上升到6.2%和24.3岁；2000年可继续上升到6.8%和26.3岁；2040年可上升到13.1%和34.4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别很大。如1990年发达国家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12.5%，年龄中位数为34.3岁，发展中国家分别为5.0%和24.1岁；2040年发达国家将分别上升到23.0%和43.2岁，发展中国家将分别上升到11.7%和33.3岁。从总体上看，世界人口老龄化已驶入“快车道”，在未来的半个世纪内将迎来前所未有的人口老龄化高潮，承受“银色浪潮”的冲击。

在世界人口驶入老龄化“快车道”时，相比之下，中国人口老龄化则可比做“特快列车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来得更快一些，达到的水平更高一些。目前关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老龄化的预测大同小异。以上述联合国中位预测为例，20世纪末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接近7%，60岁以上超过10%，人口年龄中位数可达29.9岁，可大致认定开始进入老年型年龄结构；到2040年达到峰值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可达18.3%，60岁以上可达23.7%，年龄中位数可达39.4岁。届时虽比发达国家老龄化程度稍低一些，但在发展中国家中将是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从老龄化速度上看，无疑又是比较快的国家：以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由7%上升到17%可花费的时间而论，中国大致花费40年左右，发达国家要80年，一些国家则花费100年以上。

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技术、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日本经济企划厅在《2000年的日本》中副标题以高龄化、成熟化、国际化来概括，其高龄化即为老龄化，只是日本忌讳“老”字，而用高龄化称谓。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度过人口老龄化严重阶段，建立起可靠的养老保障体系。迄今为止，进入老年型年龄结构并发展到严重阶段的，均为发达国家。他们应付人口老龄化冲击最主要的手段，是发展社会保障事业，追求“从摇篮到坟墓”全方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最大的不同在于经济尚未达到高度发达情况下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并迅速达到高潮阶段，形成经济发展滞后与老龄化提前来临的“时间差”。全方位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必须立足这个“时间差”，将积极发展社会供养、继续提倡子女供养、适当组织老年再就业自养结合起来，建立“三养”于一体互相补充的养老保障体系。

其一，积极发展社会供养与寻求改革。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逐步建立起老年退休金制度，开老年社会保障之先河。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更快，全国离休、退休、退职人数由1978年的314万人增加到1995年的3094万人，增长8.9倍；保险福利费用相应由284万元，增加到2041万元，增长6.2倍。根据预测，2000年退休职工将比1995年成倍增长，2010年、2020年将比2000年再翻几番，按照原有办法国家和企事业单位很难承受。即使如此，能够享受退休金的面仍很窄，主要是国有单位职工，以及少数集体单位职工，城市在60%左右，乡村不足5%。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扩大老年社会保障范围，使更多的老年人口在他们离开劳动岗位之后享有一定份额的退休金，使他们的经济生活享有可靠的保障，应是社会的一种责任，也是人类进步和文明的一个象征，应大力推动。然而由于受支付能力的限制，却难以扩大，适应“时间差”的矛盾只有寻求改革。改革的基本思路，一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即原有规定可以享受退休金者，原则上按原有规定执行，保护该部分人可能享受到的利益；对于新参加工作的人员，实行新的改革方案。二是改革的原则是从职工参加工作领取工资之日起，即由企业、单位和职工本人按月缴纳一定比例的养老金，建立养老基金，待职工退休后按月发给。目前这一改革已在许多企事业单位实施，采用个人账户形式使职工对养老增强信心。同时逐月从工资中扣除一定比例，例如占工资的4%或8%，又不至于影响职工生活，实践效果颇佳。而且打破过去限于国有单位的束缚，在集体、合作、合资甚至个体单位照样可以推广，可以有效拓宽老年社会保障范围。乡村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有一定集体经济实力的地方可以如法炮制，条件不具备也可实行其他办法。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笔者在国家计生委领导支持下，同四川省计生委、农委、保险公司等一起，开展独生子女“两全”（伤、亡）保险及其父母养老保险，将独生子女奖励费先以该子女伤、亡保险形式储存起来，提高独生子女安全系数；14岁以后转为父母养老保险，可以基本上解决其生活费用，解除老年赡养后顾之忧，不但使社会养老保障得以解决，而且推动了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取得双重效益。当前，由于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的亏损面增加，下岗职工增多，使养老社会保障改革受到阻碍：企业和职工个人均不能按时缴纳养老基金。解决的办法只有深化改革，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该发展的发展，该兼并的兼并，该破产的破产，随着企业经营状况的改进和效益、收入的提高，使养老基金来源问题顺利解决。

其二，提倡家庭供养与发展社区服务。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时间差”，不可能建立起适应老龄化发展需要的社会养老保障，现阶段相当多数老年人口还不得不依靠子女供养。据1992年北京、浙江、广西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调查，一代户市占41.1%，县占42.9%；二代户市占23.6%，县占19.1%；三代户市占34.1%，县占35.5%；四代以上户市占1.2%，县占2.5%。它说明，一方面老年人口家庭已经脱离了传统大家庭的束缚，“四世同堂”式大家庭所占比重甚微；一代户超过40%，占各种户类之首。另一方面老年人口与子女二代户，与孙子女（外孙子女）合住的三代户及三代以上户占据多数，接近60%，表明子女供养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也说明继续提倡家庭子女供养在中国很有必要。从另外的角度看，在实行全方位社会保障的西方国家，鼓励老年脱离子女或子女远离父母的“独立化”倾向，尽管老年人口经济来源和经济生活有了保障，但是随着身体老化而来的心理老化、精神老化的需要难以满足，使之感到孤独和缺少亲情。满足老年人口精神寄托的需要，与子女居住和生活在一起，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在这点上，东西方不同文化之间有着明显差别。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东方国家至今尚有一定的同子女居住生活在一起的习惯，具有尊老、敬老、养老的传统。我们应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摒弃其中某些封建的东西，继承和发扬它的基本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含义，建立起新型代际关系。当前值得重视的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泛商品意识的增强，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念的改革，传统的尊老、养老受到很大挑战，子女拒不赡养父母案件增多，在各种刑事案件中迅速上升。对此，一要加强宣传教育，讲清新时代的敬老、养老观念，发扬这种光荣传统，树立尊敬老年社会道德风范；二要加强法制建设，谴责遗弃、虐待、不赡养父母等行为，对触犯刑律者予以法律制裁。

提倡家庭供养，而众多邻里组成的社区，同家庭作用的发挥关系密切。经济来源是老年保障的基础，而老年人口健康、医疗、交往、文化生活等超出家庭界限，社区是他们活动的重要空间。实践表明，加强社区建设和发挥社区功能，发展老龄事业是其基本功能之一，社区可以举办众多老龄事业。为满足生存需要，敬老院、老年之家、临终关怀医院属此类，为提供衣、食、住、行、医疗等生活服务，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化。满足享乐需要的，如各种类型的老年俱乐部、老年时装表演，开展一定的文化活动等。满足发展需要的，像老年大学、老年书画社，以及老年经济实体等，在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和实现老年价值方面作出贡献。目前，由于受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限制，社区老龄事业发展有限，作用不甚明显；不过今后会有所加强，成为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其三，组织老年自养与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东西方文化在老年价值观上的另一差异，是对老年再就业的认识。西方国家老年人口退休后，一般不愿意再就业，他们说劳动一辈子了，退休后该休息了，该旅游了。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东方老年人口，退休后多数还愿意从事一定的力所能及的劳动，甚至愿意工作到身体健康情况不允许时为止。这一方面当然出于增加收入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精神上的需要。调查资料表明，不少老年人口有一个观念：能够再就业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表明自己还是于社会有用之人，可以发挥“余热”。而一些原有专长的人，还会“余热生辉”，继续作出新的成就。从发展上看，老年人口再就业还是防止老年贫困化的重要手段。在农业社会，由于子女供养是主要养老形式，多数老年人口的贫富除了取决于家庭经济状况外，还取决于子女的孝顺程度，老年贫困化来自子女的剥夺。在工业化社会，在社会养老占主体情况下，老年贫困化主要来自通货膨胀。因为养老年金一般不会随着物价指数浮动（少数国家例外），老年人口便成为通货膨胀的硬性受害者，直接导致生活水平下降。老年人口通过再就业增加经济收入，构成对付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

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在于人口和劳动力过剩，老年人口再就业增加市场劳动力供给，无疑增加了就业的压力。解决的办法，主要是实行老年人口再就业的职业转移。由于经济技术结构是立体的，高新技术产业、中间技术产业、落后技术产业并存，并在不同部门之间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从而给老年再就业留下一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