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11日世界人口日到来之际，记者走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田雪原教授。

今年54岁的田雪原，自20世纪70年代末从事人口科学研究。所著《新时期人口论》，被公认为“是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以后，第一本全面研究我国现代人口问题的专著”。

田教授对记者分析说，1986～1997年，我国仍将经历一次新的生育高峰，而今年又是建国以来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的峰顶，育龄妇女总数达3.18亿人，处于20～29岁生育旺盛期的妇女达1.23亿人，处于23岁生育高峰值年龄妇女达1325万人。控制人口的任务颇为艰巨。

如何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让中国走下人口生育的颠峰呢？田教授认为，第一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但从长远看。从发展的眼光看，还应积极寻求生育率下降的内在规律。唯物史观认为，存在决定意识，人口再生产的最终驱动力在于经济的力量，在于人们的利益选择。生育孩子由直接成本，即养育孩子的生活费用、教育费用和婚姻费用等的直接支出；间接或机会成本，即父母尤其是母亲因抚育孩子时间消耗而损失的收入两部分组成。孩子对父母的效益主要有劳动—经济效益，养老—保险效益，消费—享乐效益等。因此，妇女对孩子的数量需求取决于直接和间接投在孩子身上货币成本的成本效益。长时期以来，由于中国商品经济不发达，很少对孩子成本和效益作出深入的分析，但并不等于人们的生育行为不受利益调节的支配，“养儿防老”、“人财两旺”等即是这种联系链条的真实写照。因此，促使生育率下降治本的办法，即通过增大超生子女成本，提高独生子女和计划内生育子女效益两方面的措施，逐步实现谁少生子女，谁花费的孩子成本小，带来的效益大；谁多生子女，谁花费的孩子成本高、带来的效益并不大。久而久之，使人们从关心自己的得失即孩子成本—效益变动上，权衡生育子女的数量，自动选择少生优育优教的道路。国家的人口控制机制与此相适应，也应从目前以人口目标行政管理为主，转变为以维护计划内生育子女及其家庭的正当利益，征收必要的超生子女费用等为主的利益调节管理，实现向利益调节机制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