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雪原是出生于本溪的一位在京著名学者。他从本溪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之后曾在教育部工作。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联合国人口基金合作方案专家组成员和《中国人口年鉴》、《中国人口科学》杂志主编。

他在中国人口发展战略、人口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人口对现代化建设的制约和影响及老年人口科学等方面有突出建树。主持国家“六五”、“七五”、“八五”有关人口发展的社科重点项目，曾获国家科学进步一等奖，他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发表著作200余万字，有的被译成英、美、日、俄多种文字发表，具有权威性的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将田雪原列为“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并发给证书。

今年初秋，田雪原研究员回本溪探亲，记者有机会进行一次关于在今后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搞好人口控制机制转变的专题采访。

记者：十四大之后，国内有些人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口控制问题，提出许多不同的观点。听说您已在研究这个课题，请谈谈您的观点。

田雪原：市场经济的建立，必然影响到上层建筑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重要方面。目前大致有如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口生产、计划生育属于不同的范畴，后者不受市场规律和市场活动的支配。

第二种观点，认为人口生产尤其人口控制应纳入市场经济体制，人口管理同市场经济接轨，推向市场。

第三种观点，认为人口生产和计划生育本身虽属非市场范畴，但市场经济的制约和影响不可低估，需要寻求改革，逐步建立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口调控机制。我主张这种观点。

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调控，一般不直接干预。而对人口生产，政府既直接出面，如制定人口规划，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计生委直接负责计生领导工作等。也有非政府组织如计生协会、中心户等开展宣传教育、服务等活动，正是这样，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

市场经济对人口控制，具有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两个方面。有利方面主要表现在：随着生产力发展，为人口问题解决创造新的物质条件；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人才竞争的加剧，已引导家庭由注重孩子的数量成本向质量成本转移；养老保险制转变“养儿防老”传统观念；激烈的市场竞争，减少了养儿享受天伦之乐的兴趣；加速人口城市化进程，把人口控制和其他人口问题的解决，引入一个新阶段。

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边际孩子劳动—经济效益升值，农村对男孩子形成劳力的需求加大；个体经济使孩子继承家业的效益上升；发生了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市场化的偏向；管理跟不上市场经济和人口变动的新情况等。

记者：您近年在国内外发表许多论“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的文章，具体内容是什么？

田雪原：刚才是从宏观上分析市场经济与人口控制的关系。我提出的“孩子附加成本—效益”概念，是属于微观人口经济学的一个理论问题。

美国哈佛大学菜宾斯坦教授创立“孩子成本—效益”理论，他提出家庭规模的确定，由父母对子女的选择完成，而对子女生育与否的选择取决于孩子预期的成本效益。这一理论将人的生育行为同家庭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有其科学道理。但这一理论是以西方市场经济和一些实施“家庭计划”国家为背景的。我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提出“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概念及其理论模式的，即按照国家或地区的一定的控制或鼓励生育政策规定，因超过或满足生育子女数量要求而增加或减少孩子成本与效益。

这里有两种相反的情况：一种是控制生育的，一旦超过政策规定生育子女数量，则增加其成本的损失效益；另一种是鼓励生育的，达到政策规定生育子女数量，则减少成本和增加效益，在我国大部分是前一种情况。

所以这样提出，是因为中国国情不同于外国。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和文化的原因，家庭已经由追求孩子数量向追求孩子质量转变。我们不能完全依靠这种由经济发展决定的“自然而然的转变”。

记者：我很赞同您的观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在人口控制方面，已经逐渐由单纯的强化行政管理转向与经济利益引导相结合的路子上来。本溪许多农民提出“养儿防老不如致富防老”，有的村给独女户栽养老林，给独生子女户建养老保险金等，效果很好。

您认为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人口控制机制的转变？

田雪原：根据国情，我认为可以提出这样一些具体改革思路：

其一，有效增大独生子女和计划内生育子女效益。可行办法有二：一是在落实独生子女奖励费基础上，开展独生子女伤亡保险并在15岁停发后，转为父母养老保险基金。二是对独生子女和计划内生育子女，在入托、上学、医疗、住房分配、就业等方面落实优惠政策。

其二，适当增加超生子女成本，并实行某些效益滞后政策，并建立规范化的相应管理制度。

其三，在分配上逐步向脑力劳动倾斜的政策，使优生、优育同优教真正结合起来。

这样，可以在行政管理的同时，从根本上转变家庭“多子多福”的状况，逐步转到谁少生孩子谁付出的成本少、获得效益高；让人们从关心自己得失上权衡生育子女的数量。当然，对于一些富裕户，要强化法制化和教育，单纯利益引导不行。

记者：您在文章中提出，无论运用行政手段还是利益导向的办法，目的都在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改善人口结构，以求逐步走向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您认为我国如何实现这种协调？

田雪原：依据孩子成本—效益和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理论，实现这种协调根本在于发展社会经济，同时贯彻执行人口政策的作用也不可低估，这可以加快持续发展的进程。

事实上，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在技术构成和劳动生产率较低情况下，经济发展不得不依赖不断增加的劳动力，边际孩子效益增值，表现出高生育率——低科技文化——低劳动生产率——低人均收入——高生育率的特征。

另一种是在技术构成和劳动生产率较高的情况下，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劳动者技术水平提高，边际孩子效益不断下降，表现出低生育率——高科技文化——高劳动生产率——高人均收入——低生育率的特征。

前一种可称之为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初级循环，后一种可称之为高级循环。

目前，从总体上看我国正处于由初级循环向高级循环转变。某些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这种转变。

1994年3月，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讨论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995年将在北京召开世界妇女大会，1997年将在北京召开国际人口科学联盟第23届世界大会。我们正在切实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为逐步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良性发展创造条件，这也是对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作出的实际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