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刘少奇同志曾经在多种场合讲过要学习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经验，办“托拉斯”，即专业公司。在他和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同志的积极倡导下，1964年前后试办了中国制铝工业公司、中国烟草公司、中国医药公司、中国橡胶公司等十二三个全国性的专业公司。有的省、市也试办了一些地方性的专业公司。可是在十年动乱期间，林彪、“四人帮”掀起了一股大批“托拉斯”之风，把刚刚诞生不久的“托拉斯”扼杀在摇篮里，并给刘少奇同志办“托拉斯”罗织了种种罪名。现在，关于“托拉斯”的这一桩公案，到彻底澄清的时候了。

给刘少奇同志办“托拉斯”扣上的头一顶大帽子，是在工交部门“复辟资本主义的铁的罪证”，是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黑纲领”，其“逻辑”是：办“托拉斯”搞“垂直领导”，使“托拉斯”及其所属企业脱离了党和政府的领导，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化”开了方便之门，可以为所欲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等等。

办“托拉斯”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否！恰恰相反，列宁指出：“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创造或实行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空想，而是要已经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去掌握和采用托拉斯所造成的东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大生产的本领，那么这种本领便无从获得了。”1898680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托拉斯”虽然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出现的一种垄断组织形式，但它也是社会化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并且是可以为社会主义所借鉴的一种科学的经济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

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发展起来以后，技术水平越来越高，分工越来越精细，专业化生产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起来。要把这些迅速发展起来的专业化生产组织起来，就需要有一种适当的组织形式，于是“托拉斯”应运而生。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一般地说，要以资本主义已有的物质基础为前提，要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科学的东西，包括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科学管理方法。特殊地说，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例如中国这样，那它更要学习资本主义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其中包括组织托拉斯的经验。当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托拉斯”有着本质的不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不同，生产的目的也截然不同，所谓“托拉斯”不过是借用它的组织形式和科学管理方法而已。正是从这点出发，刘少奇同志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办社会主义“托拉斯”的主张。可见，把办“托拉斯”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托拉斯”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大生产中划出去，是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

给刘少奇同志办“托拉斯”扣上的第二顶大帽子，是“以帝为师、以修为师”，与国际上帝修反和国内牛鬼蛇神的进攻“相呼应”，是一个“政治大阴谋”。

然而，谁都知道，一种经济组织管理形式的确立，绝不是由什么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决定的，而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与这种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拿我国20世纪60年代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

其一，国民经济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年恢复，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头二三年的发展，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据统计，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由1952年的240.6亿元，增加到1962年的1209.3亿元，即增长5倍，其中工业增长7.3倍。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140亿元，增长到1962年的850亿元，增长6倍多。工业所创造的国民收入，1949年只有45亿元，1960年增加到565亿元，即增长12.5倍，这些情况表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0多年里，我国国民经济，尤其是工业生产突飞猛进的发展，为工业企业办“托拉斯”准备了物质前提。

其二，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托拉斯”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社会化大生产的程度越高，它活动的舞台就越宽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方面社会化大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私有制的存在又使生产的社会化受到限制，加剧着生产资料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只有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才能真正解除这个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为广泛组织专业化协作，建立各种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其三，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尽快形成生产能力大都建成“全能厂”，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合理的。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随着“全能厂”数目越建越多，按专业化协作改组工业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后期已经着手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进行了两次工业改组。一次是1956年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完成以后，主要是在机器制造业中按产品分类建立了一些专业分工的工厂，调整了某些产品品种多而杂的工厂，使之走上专业化生产。另一次是1958年“大跃进”期间，为了适应当时工业发展的需要，从原有的工业部门中分出汽车、石油、电子工业时，成立了专业公司。这两次工业改组虽然规模还不够大，但为后来创办“托拉斯”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

以上三个方面的情况表明，20世纪60年代我们具备了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工业，建立各种“托拉斯”的基本条件。刘少奇同志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敏锐洞察力，及时地、果断地提倡办社会主义的“托拉斯”，是有充分科学根据的。所谓“政治大阴谋”，纯属无中生有，恶意中伤。

给刘少奇同志办“托拉斯”扣上的又一顶大帽子，是推行“只许我办，不许你办”的垄断方针，“扼杀”了地方的积极性，“破坏了两条腿走路的工业体制”，“瓦解了社会主义经济”。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20世纪60年代办起的这批“托拉斯”，尽管还很不完善，但它已经别开洞天，初显神通，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按专业化分工组织社会主义“托拉斯”，从小生产转变到大生产，从分散的生产转到集中的生产，其优越性是十分明显的。一是可以统一使用资金和物资，合理调配劳动力，大大提高资产利用率，避免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经济合理地使用各种资源，开展综合利用，这一切有利于降低成本，节省消耗，减少积压，杜绝浪费，从而以最小的投资取得最大经济效果。二是可以卓有成效地推进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行专业化协作，生产的批量增大了，品种却减少了，企业定了向，产品定了型，零部件的生产也走向标准化，这样有利于采用最新科技成果，采用新设备、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便于组织流水作业和自动化生产线，大大提高了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水平，三是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在全公司范围内实行集中领导，统一核算，做到人、财、物、产、供、销统一管理，有利于集中指挥，灵活调度，讲究效果，减少层次，提高职工的业务水平和管理水平，克服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带来的各种弊病，有效地促进生产的发展。例如，20世纪60年代铝业公司成立后，对所属5个厂实行合并，撤销科室、车间级行政机构115个，精减职工5000多人，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7%。从1965年1月至5月，可比产品总成本比上年降低34%，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23%。1965年全公司统一安排145项技术革新项目，结果完成了1000多项，铝氧回收率、每吨铝氧碱耗等都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从1964到1966年，全国铝产量增加6万吨；而铝业公司停办后，从1967到1976年增加的投资相当于1965、1966年两年的5倍，生产能力只增加12000吨，铝产量只增加48000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0世纪60年代兴办的一批专业公司取得的良好经济效果和停办后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得一失之间，雄辩地说明：刘少奇同志办“托拉斯”的主张是符合我国当时实际情况的，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