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审议通过的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我国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进入2008年后，世界经济形势险象环生，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扩散蔓延，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严重困难，开放型经济发展也受到挫折。进入2009年第二季度以后，世界经济出现回升的迹象，但世界经济复苏基础并不稳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仍然存在，全球性挑战的压力增大。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尚未消除的世界经济形势，本研究的任务是深入分析“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及其出现的新特点，回答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未来是否还存在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机遇；分析“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分工和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发展趋势，以及世界经济挑战对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影响，探讨我国开放型经济如何适应形势变化和应对挑战的新策略；总结我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各级政府、各类企业和广大人民创造的新经验，获取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新认识，提出未来我国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新思路和新举措。

本研究首先讨论什么是“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以2008年9月14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为标志，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性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和工商企业危机事件频发、倒闭破产不断，经济纷纷陷入停滞和衰退。但从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情况出现好转迹象，国际组织对2010年的前景预测普遍抱谨慎乐观的态度。在媒体和学术界对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特征的探讨中，“后危机时代”成为流行语。本书第一章回顾了20世纪以来世界历次主要经济危机发生及复苏的过程，叙述了在经济复苏过程中，经济恢复的曲折性和艰巨性，有的还出现了反复。这说明“后危机时代”将是一个曲折复苏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束，往往是伴随着新的经济增长力量的形成。这种新的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有的是靠国家机器的力量，如美国进入“二战”所采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战争对经济的拉动；有的是靠科技和新兴产业的力量，如美国信息技术的应用和IT新经济；有的是靠资本结构和国际分工的调整，如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经济的兴起，以及东亚新的国际分工；有的是靠垄断资本对市场交易工具的创新，如美国金融房地产经济的虚假繁荣。而“后危机时代”将依靠什么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推动力，也是本研究试图要回答的问题。从以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规律来看，美国像“二战”时期依靠战争拉动经济的历史已经不会重演；把以服务经济为主调整为以工业经济为主的历史倒车也不可能开得动；期盼再来一次房地产金融巫术更不可能。因此，新的科技革命及其产业化将是下一轮世界经济繁荣期到来的唯一途径。

第二章分析了“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世界经济失衡”和“世界经济再平衡”是危机前后美国经济学家和政客一再鼓噪的概念。其要旨就是把世界经济的主要矛盾说成是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在一些国家出现的不平衡，而其主要矛头又是针对中国。从非美国的立场出发，该章解读了什么是世界经济失衡。占有资源与财富的不平衡、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平衡、生产与消费的不平衡、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平衡等多种不平衡都是比经常项目国际收支不平衡更严重的世界经济失衡现象。若要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其根本途径是解决南北贫富的不平衡。该章还分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不断服务业化和虚拟化对世界经济产生的重大影响，揭示了美国经济虚拟化是世界经济结构性矛盾的根源。奥巴马新政试图对美国经济结构进行调整，通过新能源经济强化美国的新兴制造业，促进出口，改变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该章分析了美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可能性，认为：未来美国会继续出现消费与储蓄比例关系一定程度的变化，但不可能改变美国的经济结构；不可能改变金融资本、产业资本的生存方式；不可能改变美国居民的利益偏好与时尚文化。若强行改变，必然会引起政治和社会动荡，美国的政治精英在这种压力下也无能为力。因此美国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趋势不会改变，负债消费和过度消费会有所收敛，但仍然会花样翻新地继续存在，美国将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商品市场。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都只能基本照着美国的路子走，不可能出现太大的偏离。而且，美国新兴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尚需时日，国际分工的基本格局在五年到十年内不会改变，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仍然是世界主要制成品或中间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供给者，世界经常项目收支的基本格局也不会改变，中国和部分发展中国家仍然是经常项目顺差大国，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既定国际分工下，贸易自由化和比较优势对要素配置的必然结果是与经常项目收支不平衡相伴随的，而这一切结果的动力机制正是来源于美国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努力扩张。

第三章叙述了中国开放型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面临的严峻挑战。为此，国家采取了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连续7次调高出口退税率和退税范围、取消某些出口产品的出口关税、放宽加工贸易政策、稳定人民币汇率并遏止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势头、积极推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互免关税等，这些政策已经初见成效。我国外贸企业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除了依靠国家政策的支持，还创造了新的经验，如“抱团取暖”、“集体过冬”等企业联合与合作的行为，形成了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竞争优势因素。该章还提出了应重新认识拉动密集型制造业在中国工业化发展和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意义和作用。最后还分析了“后危机时代”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重大影响的若干外部因素。

第四章是本研究最重要的理论探讨部分。第一，提出对于我国开放型经济这种特性，其经济建设方针应该怎样看待外需，这是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问题。要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就必须继续实行内外需并重的经济建设方针，努力扩大内需与积极争取外需相结合，两手都要硬。本章鲜明地提出了中国理应占世界出口市场份额的20%以上，这就是潜在外需的重要观点。第二，围绕中国如何走向贸易强国，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作为贸易强国，不仅要强调贸易质量，而且要强调贸易数量，特别是人均数量；没有人均数量就没有话语权。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使我国商品出口贸易在世界市场中占有20%以上的份额，是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也是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战略利益所在。而加快速度既要靠创造新的国际经济竞争优势，也不要放弃过去我们有过的低成本制造的竞争优势。第三，关于对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科学内涵的讨论。作者把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归纳为四个经济学的含义，由此提出了八项指标并进行了定性分析和说明。第四，讨论了人民币均衡汇率。驳斥了以贸易收支来判断汇率高估或低估的观点。指出现行人民币汇率受到出口退税过度支付的扭曲，如果没有这种扭曲，人民币汇率不仅不是面临升值压力，而是面临贬值的压力。所以，要理顺人民币汇率机制，必须以纠正这种扭曲为前提。第五，讨论了正确认识出口退税的经济职能。出口退税不同于汇率。汇率是一种价格机制，它作用于所有进出口商品，因此它反映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出口退税在我国现行条件下，不能发挥对所有出口商品的普遍激励作用，只能是差别化激励作用，因此其主要职能是调整出口商品结构，更多的是反映出口国内部不同产业或不同生产加工制造部门间的利益关系。因此，汇率机制和手段是经常性的、起主要作用的，而出口退税手段应是基本稳定的、起辅助作用的。两者的颠倒必然导致经济杠杆的错位和失效。

为了纠正一些认识误区，第五章采用大量计算和模型方法检验，进行了专题经济分析。首先针对出口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认识误区，即把增长方式转变简单地归结为改善贸易价格的看法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伴随着出口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出口量增加，一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并不一定造成社会福利的减少，反而是社会福利的增加。因此，在价格贸易条件的基础上，派生出另外两种贸易条件的计算方法，一种是收入贸易条件（ITT），即在价格贸易条件的基础上考虑出口数量，以衡量一国所获得的静态贸易总量的变动趋势；另一种是要素贸易条件（FTT），即在价格贸易条件的基础上考虑要素的劳动生产率，以衡量一国使用单位生产要素能够换得的进口商品的变动趋势。该章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总的价格贸易条件呈恶化趋势，而总的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呈改善趋势，这体现了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竞争力的增强。该章还从节能减排的角度对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进行了计算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各行业的CO₂直接排放系数、总排放系数在研究期间都减少了。这说明中国的节能减排措施还是取得了成效的。随着中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显著增加，表现为国外投入品在国内生产的比重中显著增加；中国在每一单位出口产品所包含的CO₂中，国内投入包含的CO₂所占比例减少，而进口中间品包含的CO₂所占比例增加。而且，中国并不是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的产业并不仅仅是污染产业，同时也向中国转移了低排放系数的“干净”产业。通过对各行业排放系数的分析，提出了调整高排放行业的依据。该章最后的分析是，为了提高中国商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需要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这种分析顺序试图说明，出口贸易量的扩张有助于改善收入和要素的贸易条件，因此是必要的；同时，优化产业结构有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同样也是必要的，这两者应当有机统一起来。

第六章分析了“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及其对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影响。首先分析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实际状况，指出目前中国的“世界工厂”还只是跨国公司“世界工厂”的延伸，但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将得到巩固和提升。随着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趋势的继续深化，世界的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将进一步发生变化，其结果是欧、美、日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由升转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由低转高。这些转变加快了世界经济重心由大西洋地区向太平洋地区转移，特别是加快了亚洲地区在世界经济中比重的提高。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国际分工继续深化，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将继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欧美国家为应对这场金融危机，将把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和信息等高新技术及产业作为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突破口，把争夺科技制高点作为经济战略重点，把科技创新投资作为最重要的战略投资。新兴战略性产业将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这预示着全球科技竞争将更加带有战略意义，科技创新也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密集开展时代，一批有关新能源、新环保技术等的重大发现和发明将改变人类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同时也将改变全球利益分配格局。总之，随着“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的增强，全球利益格局也将呈现多样化特征，中国应在这种大变局中继续增强自身的实力，以适应世界经济新的变化趋势。

第七章分析了“后危机时代”中国对外经贸合作的发展趋势。首先叙述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特别是对美元地位和美元汇率走势进行了分析，主张应利用“后危机时代”的机遇大力拓展人民币国际业务，并把它作为中国对外经贸合作新的发展路径。同时还提出了中华区域货币联盟的构想。该章分析认为，作为国际货币，区域货币联盟具有比单一主权货币更多的优越性，更有利于规避国际金融风险，具有更多的合理性。在未来中国发展对外经贸合作中，处理好中美、中欧、中日关系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分析了这三对关系的发展前景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主张对美国和欧盟应在继续发展双边经贸关系的同时，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捍卫中国自身的利益，在斗争中求合作，在斗争中求双赢。主张应当进一步促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迈上新水平，在经贸关系上推进与日本全面合作，带动东亚和亚洲地区的经贸合作取得新发展。在“后危机时代”的对外经贸合作中，中国应高度重视海外市场多元化，在对存在的挑战和机遇进行分析之后，提出了中国海外市场多元化的发展目标。

第八章是中国利用海外资源和参与国际经济协调的讨论。首先分析了商品进口结构存在的问题。表现为生产消耗性商品进口较多，但战略储备性商品进口较少；软性技术进口也少，特别是专利和专有技术等软性技术引进不足。未来应适度增加战略性进口，这样既可以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平衡进口和出口，缓解国际贸易摩擦，又可以缓解中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资源能源瓶颈。其次分析了在利用外商投资方面，要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和地区布局，使东部沿海地区能够利用外商投资促进产业升级，中西部地区利用外商投资扩大其参与国际分工的机遇。再次分析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状况，指出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存在规模小、地区集中度高、绩效差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该章提出了完善的建议。该章还把中国利用国外矿产、能源资源和技术要素作为专门问题来叙述。在分析现状的基础上，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后危机时代”中国利用海外资源的战略构想。同时还提出中国应实施全球资源战略，建立健全政策与服务体系，加大技术要素的引进以及吸收、消化和再创新。最后，该章提出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应更广泛地参与国际经济协调以捍卫自己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此，应树立全球资源配置和全球治理的战略思维，改革全球治理结构，为中国和发展中国家赢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第九章是全书的总结，该章在前八章的基础上，对若干重大判断和认识问题进行了强调和深入讨论。（1）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该章对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进行了论证，在指出经济全球化趋势没有改变的基础上，分析了它的新特点。这就是：国家资本直接与金融垄断资本相融合成为金融危机救援的重要手段；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国家资本跨国流动成为刺激经济的新需要；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完善全球金融监管与治理，已成为经济全球化新的利益诉求；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关注中，贸易规则将可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新议题；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压力下，各国经济政策的相互协调空前加强；新能源经济能否发展将取决于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偏好。（2）分析了我国开放型经济面临的新挑战。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还不适应“后危机时代”世界市场的新变化；服务贸易发展明显滞后，国际竞争力不强；将面临贸易保护主义的长期困扰；在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的国际竞争中，面临着差距被拉大的危险；我国国际性资产安全运营的矛盾凸显；企业海外投资还不能为扩大世界市场发挥有效作用。（3）讨论了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取得的新的认识。首先是加深了内外需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认识。其次是加深了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稳定增长的认识。中国走向贸易强国，不仅需要质量的提高，数量的增长仍然极其必要。再次是加深了保持和延续我国低成本制造优势的认识。加快出口增长速度靠什么？既要靠创造新的国际经济竞争优势，但也不能放弃过去我们有过的低成本制造的竞争优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加深了对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科学内涵的认识。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经济学含义是多重的，它的第一重经济含义是转变国民收益的分配方式和结构；它的第二重经济含义是转变竞争方式；它的第三重经济含义是转变市场开拓方式；它的第四重经济含义是转变资源利用方式。（4）分析了国际经贸关系的新态势。指出：世界生产与消费分离的结构性不平衡特征继续演化；全球金融危机加快了世界经济重心由大西洋地区向太平洋地区转移的速度；“金砖四国”成为新兴的经济大国；G20登上全球经济治理的历史舞台；G3成为美国的主要债权国；世界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形成不同利益的国家集团。（5）分析指出在“后危机时代”，提升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存在的新机遇：我国经济相对比重上升，“世界工厂”地位更加巩固；为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创造了新市场；为人民币拓展国际业务带来新发展；为摆脱危机困境，各国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为亚洲经济合作与其他区域性合作提供了新条件；77国集团、基础四国、金砖四国等新的利益诉求的出现，有利于我国开拓新兴的海外商品与服务、投资等市场；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各种矛盾都为我国开拓各类国际市场提供了新机遇。（6）在对“十一五”我国开放型经济回顾和预测的基础上，提出了“十二五”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其中重要的目标是，到“十二五”末，我国商品出口应占世界市场的15%，服务出口应占世界市场的8%。为此，应采取的战略措施是：一是扩大开放，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如进一步开放基础设施和服务业市场，吸引外商投资；放宽外资并购政策，鼓励拥有先进技术的外资企业并购国内企业；实施具有标志性的扩大开放的国家战略，如加快建设上海全球性国际贸易中心。二是改革外汇管理体制，促进企业海外投资。鼓励外汇持有主体多元化，按照外汇储备功能的多样性，将外汇储备分为基础性外汇储备、战略性外汇储备以及收益性外汇储备三个层次，对后两个层次的不同主体给予更多的自主权和灵活性。三是继续推行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市场多元化。提高新兴市场的市场比重，中国对其出口占全部出口的份额由2008年的64%提高到2015年的70%，到2020年提高到75%的水平。四是创造国际经济竞争新优势。鼓励境内商务企业发展提供各种形式的生产性服务；鼓励一部分企业自主创新，创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品牌；加大金融保险服务对进出口贸易的支持力度。五是尽力保持低成本制造优势。从我国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人民币汇率应当是具有商品出口竞争力的汇率，应当是保持较大规模贸易顺差的竞争性汇率。人民币汇率应实行主要盯住美元的、有浮动的、竞争性的固定汇率，即形成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有管理的汇率机制。同时，要合理使用出口退税经济杠杆，“十二五”期间应把出口退税规模基本稳定在占全国财政收入的8.5%～9.5%；继续鼓励加工贸易，除造成环境污染的项目外，其他项目应基本采取允许与鼓励的政策；特别是要制定鼓励加工贸易产品进入国内市场销售的政策。六是继续完善关税结构。对一些我国竞争力比较强的工业制成品，还有降低关税的潜力，可以适时适度降低关税；对一些进口替代型的工业产品仍要实行一定程度的关税保护，特别是以关税保护措施吸引外商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