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郑成林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上海银行家群体研究（1912～1936）》（项目批准号为05CZS009），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该研究成果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内外相关成果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已刊和未刊的档案、报刊、日记等资料，系统考察了1912～1936年上海银行家的群体特征、行为选择、思想观念及创新意识，在关注他们共性和个性的同时，从经营方式、管理制度等方面对比分析了他们与钱业主、外商银行家的异同，多层面多维度展示了该群体的整体面貌，并借此透视了近代上海乃至中国社会变迁的复杂面相。

近代上海银行家兴起和形成于20世纪初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国家和民族发展举步维艰的时期。这意味着他们的成长历程将与困难同行，与坎坷相伴，但正是这些困难与坎坷造就了他们的开拓进取、不断创新，使之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画卷上最瞩目最灿烂的“明星”之一。他们大多留学海外，或就读于教会学校，或履职于外商在华机构；既熟知中国的社情民风，又谙习现代银行的经营理念和方式，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因此，当他们怀着现代的金融知识投身中国银行界时，立即掀起了一场金融革命，“国人之崇拜外国银行者，已有舍彼就此，逐渐转移之趋向，此亦银行业之曙光也”。

作为“舶来品”，近代中国银行业自诞生之日起就遭致中国传统金融机构和外国在华银行的挤压和挑战。面对强大的压力与阻力，上海银行家没有退缩，一面自觉学习西方现代银行专业知识，采用新式经营管理经验和科学组织形式；一面借鉴传统金融机构的经验，如跑街制度，以适应中国社会发展。当然，他们又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一切可用的方式和手段，从资本、信用、制度等方面揭示传统金融经营方式的局限和弊端，以扫清某些传统习俗阻碍的压力，宣传现代银行知识和经营理念。为此，不仅联手创办了《银行周报》，而且合力组建了银行学会和中国征信所。通过他们，现代银行的经营理念和方式越来越被中国社会接受和认同，使得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银行，成为银行的忠实客户。

银行业为百业枢纽，与政府不可能不发生密切关系。在法制不健全的近代中国，与政府关系的亲疏甚至是决定一家银行命运的重要因素。实事上，近代上海银行界与政府之间一直维持着较为紧密的关系，对政府政策也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但是，近代上海银行家自诞生之日起就鲜明地提出独立自主经营的原则，强烈反对政府干预。因此，在近代中国银行体系构建过程中，上海银行家并非毫无作为，而是奋起立言，希望以自己微薄之力，辅助政府“创造一力能发展经济之金融系统，庶几内有资金充沛之金融市场，外具诱导外资之坚强信用，足以追踪经济发达后进之日德两国”。

在统一、完善的银行体系中，中央银行有着至尊的地位，不仅因为它是“国家银行”，更因为它有着统一通货发行的功能，在市场波动和危机时，能维持银行信用和保障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对此，上海银行家有着深切的体认。因此，在拓展业务时，他们一再指出中央银行缺乏对经济金融带来的不利与不便，反复呼吁和支持政府尽快设立中央银行，以完善中国银行体系。当然，他们同时认为中央银行应该享有独立于政府的地位，不是“财政的银行”，而是“银行的银行”，是商业银行的“支持者”而非“竞争者”。

外商银行既是华商银行学习的对象，也是主要竞争对手。因此，上海银行家采取了一切可能的竞争手段和措施，排斥或接手外商银行在华业务。不过，由于身处同一个市场，利益有时又呈现一致性，二者在存放款、外汇等领域也自觉地进行着一定的合作。虽然这些合作对华商银行而言，具有“不平等性”，但有时能换来外商银行业的救济与协作，进而帮助自己渡过难关。尽管如此，“与外国势力相颉颃”始终是华商银行的目的与宗旨。因此，在展开相互竞争的同时，上海银行家意识到华商银行必须紧密团结和互助。为此，他们不仅因业务需要组建了“银团”，而且成立了近代中国第一家银行同业组织——上海银行公会。

上海银行公会是银行家密切互动和合作的产物，也是上海银行家群体正式形成的标志。此后，上海银行家往往通过该组织将个人行为转化成集体行动。换言之，他们团结在公会周围，并以此为平台，加强与政府、工商界的交往与合作，一方面拓展了银行家职场，促进了银行技术和制度创新；另一方面通过舆论、运动等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营造有利于银行业发展的社会环境，进而影响政府政策，乃至捍卫国家主权和谋求社会发展。

过渡型经济形态决定近代中国经济生活中不可确定性因素增多、经济风险加重，加之政府制度供给和调整的滞后，导致经营过于分散、流通环节过繁和交易成本昂贵。对此，上海银行家适时调整经营策略和改善管理制度，如实施分散和混业经营，以矫正各方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不正当行为，提高银行业规避风险的能力，降低市场和政治不确定性因素对银行经营行为的破坏。可是，由于环境和时局的制约，他们又难以将上述举措和理论完全付诸实施。为了博取高额利润，他们在反对投机时，其经营行为又不得不附上投机的标志，经营对象主要限于政府和面粉、纺织、丝纱等少数行业，从而将整个行业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

由于忙于尔虞我诈的政治军事斗争或疲于应付外国侵略势力，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均未能建立起稳定市场和调剂金融的中央银行制度，更没有建立起引导和规范金融市场的制度体系。有鉴于此，近代上海银行家求同存异，联合设置了“公共准备金”，以保证同业公共信用，降低金融风险，维持市场稳定。尽管“公共准备金”最后被各行自行提回，但当危机来袭时，他们还是紧密团结一起，以集体的力量组建了“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并发行公单调剂金融、活跃市场，承担起原本属于中央银行的职责，这不仅维护了金融市场的稳定，也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和环境。不仅如此，“联准会”还为银行制度的进一步创新提供了组织、人才和资金支持，也吸引了其他商埠银钱业仿行，促进了近代中国金融制度的创新。

辛亥革命后，中国银行业得以迅速发展，可是不同地区和不同银行之间技术标准和操作规程不一，不仅阻碍着银行之间业务的往来和银行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且给顾客和社会也带来诸多不便。为了提高银行的市场竞争力和加强银行业与外界的往来，上海银行家在调查各地银行业务习惯的基础上，根据银行业经营的需要不仅统一了银行会计科目名词，而且组建了票据交换所、银行票据承兑所，重新架构了上海银钱票据清算体制和促进了银行票据承兑及贴现制度的发展。相比单个银行，集体的力量与智慧不仅有着更为充足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而且还提供了一种集体的记忆，将以往缔造公共物品的成功经验积累传递下去以促进制度创新，从而改进集体行动，增进会员银行之间及其与外界的往来，节省交易费用，提高经营效率，这进一步凸显近代上海银行家强烈的创新意识。

尽管大多数上海银行家信奉“在商言商”，慨叹“接近政治如玩火”，但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他们依然对救亡图存与政治变革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国内政治舞台上，他们有着自己鲜明的政治抉择，并将之付诸实际行动。不仅如此，他们还代表工商业者参与国际劳工大会、国际商会等国际组织举办的会议，或者代表政府签署白银协定，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展现了中国银行家和企业家自主、坚强、敏锐、灵活的风采。这些活动在拓展银行生存发展空间的同时，也维护了国家权益，进而提升了中国社会对许多重要问题的认识。

此外，上海银行家还通过多种渠道培育商业银行文化、塑造“银行人”以促进银行发展和银行制度建设。在综合考察国内外市场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基础上，他们倡导服务社会、服务工商，发起组建俭德会，并不断改善用人管理制度、加强银行职业道德建设、组建银行俱乐部以丰富银行从业人员的业余生活。这些举措有助于造就高素质的“银行人”，增加银行从业人员的责任感、风险意识、忧患意识、凝聚力和团队精神，有助于创新中国银行制度和促进银行业发展。在今天看来，这些服务理念及其人才培养和管理制度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由上述可知，近代上海银行家较其他社会群体展现了更强的团体意识和创新精神，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变迁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受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转型特征的影响，他们身上也难免表现出新旧杂糅的特征，社会长期积淀俗成的痕迹也不同程度地呈现于他们的经营活动之中。当然，“小荷已露尖尖角”，新式因素迟早会冲破传统因素的束缚，糅合有效的传统力量，迈向兼顾多方、协调内外的经营之路。

该成果的学术和社会价值在于进一步拓宽和深化了中国金融史和近代中国社会群体的研究，对塑造当代职业银行家和促进银行制度改革也有着较强的借鉴意义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