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师范大学韦清琦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比较文学对生态批评的阐发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5CZW004），最终成果为专著《绿色的跨学科比较：中国比较文学对生态批评的阐发研究》。课题组成员有：袁霞。

作为文学研究中的绿色运动，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从20世纪90年代自美国兴起后，便借助全球化时代的理论旅行很快传播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如今在国内文学批评界，由于外国文学研究者的译介和本土文艺理论家的积极接受及对传统思想资源的挖掘，生态批评正处于兴旺勃发的时期，其相关术语如生态美学、自然写作、生态文艺学等都已不再陌生。在比较文学领域，生态批评的出现也标志着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范式又增添了新的活力，而该成果正是以跨学科比较及理论阐发为路径，在中国当代文学语境中作了一些基础研究，这决定了研究的主要对象为两大类：作为理论工具本身的西方生态批评；以及以生态批评作为理论平台进行解读的中国新时期生态文学。也就是说，该成果实际上是对新时期文学的生态学研究，以生态批评理论和新时期及当代大量涌现的生态性文本为依托，通过对这些文本的生态批评解读使之能够列入“绿色经典”。

生态批评以对人与自然的联系的关注使批评家进一步突破文本的社会历史语境，站在地球生物圈的高度上考察传统文学经典的构成、现存文学理论的得失，再现缺席已久的自然在文本乃至文化中的地位。生态批评不仅是严肃的批评家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其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彻底打开了文学研究的视野，标志着文学研究已不仅穿越了其他的人文学科，也跨向了自然学科和自然。我国的生态批评、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的研究也已起步并逐渐有了足可与西方生态批评进行对话的良好态势。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都是本领域里的开创性尝试。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一方面能把生态批评放在中国语境中作一番初步的探讨，另一方面尝试将其运用于对中国一些典型文本（如苇岸）的解读，那么也许可以为文学批评思路与视角的开拓尽一份力，这也是该成果研究的基本意义。

总体来看，该成果在依据生态批评的理论平台的同时，还是将重心放在了对文本的不同角度的细读上，实质就是运用欧美生态批评来解读当代文学特别是生态文学的一个实例。当然，具体的文本解读离不开对理论的持续阐发，包括生态批评的总体描述，其发展历程、研究范式和主要代表思想，这些论述的过程基本反映了该项目对生态批评的理解，特别是它与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一脉相承的“非边缘化”、“非中心化”的阅读策略，也指出了优秀的生态文学应有的两个标志，即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写作倾向，和对“位置”的倚重，其后各个层面的讨论也都围绕这两个标准展开，如生态文学中的热点问题，即人类中心主义、素食主义、技术的功过的归纳；在新时期生态文学的精神资源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与文化中的生态思想，不论其是隐性的还是显形的，古今中外一直存在，所以当代的生态写作决不是一起孤立和偶然的事件，是植根于深厚的精神土壤中的；在论新时期生态文学的分期与发展概况时，对于浅绿色的环境文学和深绿色的自然写作所作的区分，显然是基于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差异，其背后的理念实际上也来自深层生态学。

在完成对新时期生态文学的初步总结后，该成果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即“人文仿生学”，它体现了众多的自然写作恢复对自然的敬畏，以一个谦卑的人类形象在生态系统中求生存的尝试。也是在此处，研究转入了对文本的深入细读，并将大量的材料进行了分门别类。“生态女性主义写作”之所以得到重点关注，是因其风格、体裁和思想的独特性和创新性，集中表明了生态批评及生态性写作因为对人类中心的实质——逻各斯的揭露而有着广泛的同盟力量，也具备了非常可观的写作前景。在“作家研究”部分，成果主要选取了徐刚、张炜、苇岸的文本进行了细读。这三位作家代表了生态文学写作的不同取向：徐刚是环保运动的实践者、提倡者，他的报告文学写作是一个爱国、爱人民者的忧思录。虽然他的生态思想比较驳杂，其中当然有深入的思索，但似乎他的热情更集中于更实际、更紧迫、也更功利的环保事业上；张炜是成名的作家，不过以往的批评更看重他的小说创作，而本章则着眼于他的散文，考察他在领域里如何致力于对生态与文艺的黏合；苇岸的散文风格似乎走的是性灵—京派—散文的路子，语言清淡、质朴、温暖，而他的思想却深受国外自然写作家，特别是梭罗的影响。苇岸英年早逝，著述不丰，但这并都不妨碍本研究从生态批评的眼光对他致以应有的尊崇，他所得到的关注，还是远远不够的。

在进行作家分析时，该成果仍然强调的是生态文学家应具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和“位置”的意识。对这两点的强调也是对现代生态思想的呼应，后者的核心即是生态系统观、整体观和联系观，它以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和终极标准，而不是以人类或任何一个物种、任何一个局部的利益为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

不难发觉，该成果抱有一个很大的“野心”：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对经典进行重构。促成这一尝试的因素有好几个。首先，文化研究的崛起，早已动摇了传统经典文本的地位，而文化研究在后现代语境中的最主要策略便是非中心化和非边缘化，它使得经典不再是一成不变的了，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断融入新鲜血液，不断获得更多的生命力。其次，就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研究而言，20世纪对经典的形成最有挑战性的理论无疑是接受美学，尤其是伊塞尔的注重读者之主体性的能动阐释作用的“隐含的读者”的概念。由此，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期待视野从文本中读出不同的东西，这样对文本的阐释，对什么是经典，都具有多元性。在21世纪初，如何建设生态文化是全人类关注的焦点之一，生态批评也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应运而生的。可以说，读者现在的视野正期待着生态性文学的崛起。绿色经典的适时建构因而也意义重大。最后，女性主义文学、后殖民文学经典的逐步确立，实际上是绿色经典的榜样和鼓舞。文学经典已走出了男权中心、西方中心的狭隘模式，为何不能再跨一步，走出人类中心的局限呢？如果真能有助于这些突破，那么该成果——除进行了大量、细致的文本解读外——也就实现了较高层次上的学术价值。

当然，建构绿色经典并不意味着否认非生态文学作品在其他方面的价值，绿色的经典是可以和其他批评视角下的经典并置的。但是，生态批评最终会把目光从绿色的经典扩展到经典的绿色，即真正的文学经典都应该有生态的维度。周作人早在“五四”时期就说过，将培养个性的“土之力”诉诸文字，“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这不限于描写地方生活的‘乡土艺术’，一切的文艺都是如此。”可见倚赖于“位置”的不仅仅是乡土文学-自然写作。美国生态批评的先驱之一约瑟夫·米克则用另一种表述阐明了相似的观点：“如果文学的创造是人类的一个重要特征，那么就应该仔细而诚实地对它加以检验，以发现它对人类行为及自然环境产生了何种影响，并确定它对人的幸福和生存发挥了什么作用，对于人与其他物种及我们周围的世界的关系上提供了什么洞见。它是一种使我们更好地适应地球上的生命/生活（life）的活动吗，还是使我们远离了生命/生活？用无情的进化论及自然选择的观点看就是，文学更多是在保障我们的生存，还是加速我们的灭亡？”这便是文学或文学经典所应具有生态维度的重要意义。绿色经典决非是局限在生态文学内的，它的志向和高度是要恢复文学对“位置”的依赖，对其丰厚无比的营养的重新吸吮。因而，基于生态批评的理论和大量的文本解读，成果的结论可以简单概括为：文学必然返乡！

该研究的设立、实施和完成离不开中国当代建构和谐社会的宏观语境，而贯穿研究的生态思想与和谐社会的生态性内涵相吻合，这也正是成果所能够体现出的社会价值。通过对“和谐社会”理论的学习可以认识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丰富内涵中就包括了“人与自然和谐、生态环境良好”，而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总体战略目标也是用50年左右的时间，全面建成人、自然、社会和谐统一的、资源节约的循环型社会，循环经济的主要指标以及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等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当然，要在50年时间中建成和谐社会当然也并非易事，在严峻的生态现实面前，建设优良的生态环境如同和谐社会的诸多方面一样，在短期内无法一蹴而就。因而在这其中，生态观念的转变和对环境教育的突出是至关重要的方面之一，而文学研究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小视，该成果也是对这一思路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