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张龙海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观》（项目批准号为05CWW005），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蔡春露、邓小玲、周郁蓓、胡永洪。

作为美国批评界的大师，哈罗德·布鲁姆以其“对抗式”诗学影响理论和经典重读与捍卫而闻名于世。其文学研究成就主要分成四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的浪漫主义诗歌批评，70年代的“对抗式”诗学影响理论，80年代的宗教研究，和90年代以来的经典重读和捍卫，其中第二和第四阶段是布鲁姆的最突出贡献。该成果共五章，紧扣他的主要贡献，重点分析诗学影响理论的内涵和重读、捍卫经典的过程，窥探其文学观的形成与发展脉络，阐述其理论特点。

第一章主要从“对抗式批评”、“影响”和“误读”等方面阐释布鲁姆的诗学影响理论。布鲁姆的“影响”是一种暗喻，是诸多比喻中的比喻，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纳成思想、意象的传递；是每位后辈诗人所必须面对的，也是诗学传统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每个强劲诗人都有一种诗学影响的焦虑，即后辈诗人如何面对并摆脱前辈诗人的影响。布鲁姆通过语言、心理等层面的分析，将“影响”置于一个更为宽广的范畴中进行考量——影响就是一种阐释行为，即一首诗歌对另一首诗歌阐释的阐释。“误读”是布鲁姆的理论核心，其根源在于父辈诗人的成就和影响所造成的焦虑。在前辈诗人的巨大阴影中，后辈诗人感到焦虑不安，急于挣脱这种束缚。后辈诗人通过最初的指导场景，接受吸收前辈诗人，逐渐发展到重复、代替和压抑，从心理、语言、意象等层面上使用种种比喻，使得后辈诗人的作品不断修正或否定前辈作品，消灭对其的依赖性，以取得自己的独立性，使人看不出后辈作品中有任何对前辈诗歌明显的表面回应或者典故痕迹，使得自己不仅完全独立，而且还能胜出，让人看不出他有任何受到影响的痕迹，从而与前辈诗人形成对抗。

第二章主要从莎士比亚如何摆脱马洛的影响和莎士比亚与剧中人物的关系探讨莎翁的成长之路。重读莎士比亚是布鲁姆最主要的文学成就之一。布鲁姆用自己的诗学影响理论分析莎翁的创作成长之路：莎翁开始时接受马洛的影响，后来又加以拒绝、超越。布鲁姆指出，莎翁对马洛的超越是古往今来影响焦虑所取得的最伟大胜利；莎翁创造我们，创造人类，其人物塑造才能远远高于马洛。在他之前，作品人物相对呆板，缺少变化，千篇一律。而莎翁的主要成就在于创造出各种各样个性鲜明、形象迥异、栩栩如生的人物。他笔下的人物，如伊阿古、福斯塔夫和哈姆雷特等，不仅大于生活，比现实生活还真实，而且改变我们的生活，从而教会我们如何领悟人类的本质。在此基础上，布鲁姆指出，莎剧中的人物对莎翁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由于福斯塔夫对莎翁的影响，使得莎翁能够塑造哈姆雷特这一形象；之后由于哈姆雷特的影响，使得一切成为可能。而这一切都是通过莎翁这位无可比拟的心理学家所创造的自我偷听达到的。

第三章综合剖析布鲁姆的文学观。布鲁姆对文学有独特的见解：文学是由语言构成的；文学就是竞争。他反对“作者已死”的论断，认为在创作强劲的经典作品过程中，真正起作用的是作者本人。作者架起过去和未来的桥梁，使得文学作品具有传承功能，因为晚辈作者受影响于前辈作者，带有“父子”关系；同时他又使得文学作品具有互文性，因为后辈作家在和前辈作家的竞争的过程中形成“兄弟”关系。这就保证文学经典作品的连续性。捍卫西方经典是布鲁姆的终极目标。他晚年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事业中，以西方经典作品为中心，重新阐释西方经典作品，并提出一系列关于文学经典作品的标准和要求——原创性、陌生性、以莎氏作品为参照物和时间检验等。其最新的、关于经典的著作《天才：百位典型的创新作家的马赛克》从西方文学大家中挑出100名具有典型的天才作家和作品，以独特的视角探究这些天才作家之间的诗学影响之路和内在联系。

布鲁姆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在审视、权衡之后，提出自己的观点，先破后立、边破边立。他的研究方法之一，逆向思维，使得他的研究视角与人不同——另辟蹊径，研究冷门——不跟在别人后面人云亦云，而是在繁杂浩瀚的文学世界中认真筛选，甄别一些被批评界、读者遗忘的作品，重新发现意义，重新界定；另一方法是推陈出新：在先人作品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归纳，从而提出自己富有创见的思想。但是，面对批评领域各种主义盛行的情况，布鲁姆忧心忡忡，认为经典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各种主义千方百计质疑、解构经典；文学批评已经被文化批评所替代，批评界充斥着各种鼓噪的、浮躁的声音。应该指出的是，随着世界多元格局的形成，多元文化已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纯美学的文学经典研究已经显得势单力薄。布鲁姆的审美价值方法只是重读经典的方式之一，和其他六种他所谓的“厌恶学派”应是平等兼容，而非针锋相对。

第四章运用布鲁姆的诗学影响理论分析具体文本。首先，利用布鲁姆的诗学影响理论从创造性误读层面分析诗人毛泽东如何创造性“误读”、“误写”前辈诗人陆游的咏梅词，从另一视角探讨诗人毛泽东对古典文化的批判性继续和发展。诗人毛泽东以陆游的咏梅词为基础，“反其意而用之”，结合当时国内和国际形势，创造性误读、误写出一首咏梅佳作，旨在鼓励全体党员要以梅花自勉，不仅要有革命大无畏精神，敢于蔑视困难，能够在逆境中成长，而且要有坚守革命信念、科学预见未来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其次，从焦虑和误读出发阐述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女勇士》的创作技巧。汤亭亭通过误读，将影响的焦虑转化成动力，创造出别具一格的美国华裔花木兰，从而创造了美国华裔神话，打破美国霸权话语，进入美国主流文化的殿堂。

第五章记录笔者与哈罗德的主要谈话内容。2001～2002年，笔者在美国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师从布鲁姆，专攻美国亚裔文学，不仅聆听了老教授的课程，而且每星期都到他家中，边喝咖啡边向他汇报一星期来的读书心得，请教一些问题，讨论一些热门话题，以近距离的方式进一步窥探大师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主要包括：对诗学影响理论的评述与归类、对自己研究成就的分段意见、对“厌恶学派”的批评、对莎士比亚的崇拜，以及对中国的印象等。

该成果在吸收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比较独到新颖的观点，主要包括：从切身经历形象地归纳总结布鲁姆的研究方法——逆向思维和推陈出新——这种追求与众不同的治学态度很值得大家借鉴；在请教布鲁姆后详细阐述“死亡”和“孤独”的文学含义，纠正一些学者的误解：两者并非指向字面意思，而是比喻，是诗人成为不朽的必经之路；用飞蝶与昆虫之间的关系阐述后辈诗人与前辈诗人的关系，形象地勾画出诗学影响的脉络：后辈诗人在创作过程中逐渐摆脱前辈诗人的影响，并且超越他们，甚至让人看不出两者之间的关系，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通过分析，归纳出布鲁姆的诗学影响理论的奥妙：虽受影响，却看不到任何痕迹，虽受影响，却能产生巨大影响；通过分析相声片段，以浅显的语言生动地阐释“误读”的可能性、重要性，以及意思的产生轨迹；把《康柏兰的老乞丐》、《荒屋》和《迈克》三首诗融为一体，进行误读，创作出《纽黑文的老教授》，勾勒出布鲁姆对重构西方正典的执著与美国多元文化的喧嚣之间的张力，凸显老教授的纯美学功能与文学的社会功能之间的矛盾；针对一些学者把布鲁姆归类为解构主义阵营和读者反应论阵营，通过剖析其批评理论，并在直接征询老教授的情况下，指出其理论与解构主义和读者反应论的区别，提出他不属于任何阵营；将布鲁姆的成就分成四个阶段，并得到其肯定；注重理论与实践并重，把理论研究和文本分析相结合，在国内首次将布鲁姆的诗学影响理论用于文本分析；客观公正地评价布鲁姆的贡献：指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文学批评不仅要有美学功能，而且也要有社会功能，提出布鲁姆的审美价值方法只是重读经典的方式之一，和其他六种他所谓的“厌恶学派”应是平等兼容，而非针锋相对。

目前，美国、澳大利亚、波兰等国家的学术界对布鲁姆的研究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而且出版了一些专著。而国内在这方面尚未有过系统的研究，因此，本项目不仅可以弥补这一空白，而且可以进一步推动国内关于布鲁姆研究的发展。此外，该成果在剖析布鲁姆的文学观时，紧扣理想的美好与现实的残酷这一现实性，提出布鲁姆的审美价值方法只是重读经典的方式之一，和其他六种他所谓的“厌恶学派”应是平等兼容，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