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与欧洲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进程。假如说“民族国家”是近代欧洲的独特产物，那么它在中国则完全是一个异质性的舶来品，与中国源远流长的帝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可谓格格不入。综观历史，假如说最新的考古发现推翻了黄河流域单一起源说，而构筑出黄河、长江和珠江流域共同催生出中华民族的多元起源图景，那么我们还是得说正是其中的黄河文明支撑了“华夏共同体”的历史性兴起。而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丰富的上古神话与传说，尽管有着很多关于它是否属于“历史”的争论，但正是它以线性的叙述，将关于中国的故事以一条相对清晰的线索连接在一起，通过一个个祖先的继承关系，有效地建构了中华民族最初的“文化记忆”，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连续性和统一性提供了合理化叙述，使其获得一种内在的、共同的起源感和整体感，为华夏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文化根源意识。此后，夏、商、周三代的出现，构筑了基本的中国文化图式，产生了对后世影响至深的核心价值观念和思想范畴。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陷入了一次大危机，这场文化危机随着秦朝统一中国而得到缓解，并在汉朝重新确立起其文化正统地位后得以解决。而秦汉帝国所确立的帝国政治、文化传统，使“文化中国”意识得以确立，影响极为深远。汉朝崩溃以后，中国陷入长达几百年的分裂，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再次陷入危机之中，其合法性和合理性受到了质疑，尤其是在这一时期随着佛教文化的传入，中国文化更是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这就是中古文化危机。隋唐帝国重新统一中国，唐朝更是以强盛的国力恢复了中国在东亚的大国地位，并确立了其巨大的文化软实力，从而化解了第二次文化危机。宋朝尽管在军事、政治上积弱，但经济文化发达，尤其是以复兴儒学为标志的“文化中国”意识的发展，使宋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独特的地位，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在这一时期已经初步出现了“民族国家”的相关形态。而元明清三代，则随着中国在政治上的大一统而出现了各民族进一步的融合，也实现了“多民族帝国的文化整合”，使中国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近代以来，来自西方主要民族国家的冲击和挑战，引起了中华帝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国家危机。其中不仅包括中国传统软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出现了严重衰竭，而且也导致了传统中国走向最终的崩溃。在这场“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假如说文化危机是其中最为深重的危机形式，那么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基于国家文化主权意义上的危机。可以说，这不仅构成了它与中国前几次文化危机相比最大的区别，也直接促成了中国文化主权问题的历史性浮现。如何应付这场危机，构成了百年中国最为核心的问题。而且只有以文化主权为着眼点（即从主权的角度来审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意识），恢复百年来中华民族文化已然缺失的政治意识维度，这场延续至今的文化危机才能获得基本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