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郑新立日前提出,近10年来,我国居民消费已积蓄起结构升级的一定势能,在消费领域全面开动吃穿用、住房、汽车、旅游四个“发动机”,将能使我国经济在世纪之交保持高速、持续增长。
郑新立说,在目前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结构中,一般用于吃穿用消费和用于住房、汽车、旅游的消费各占1/4。这四个消费领域可以比作拉动经济增长的四个“发动机”。改革开放以来,仅率先开启“吃穿用”一个“发动机”,就支撑了我国经济持续20年的高速增长。如果再启动住、行和旅游三个“发动机”,开足马力,四个“发动机”完全可以在更长的时间内拉动经济快速增长。
20世纪80年代初期,围绕解决吃的问题,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了农业的持续快速增长,为整个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同期,围绕解决穿、用问题,对轻纺工业实行“六个优先”政策,轻纺工业出现了持续多年20%以上的高速增长,从而支撑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90年代以来,围绕解决人们出行难、打电话难和电力供不应求的问题,国家对交通、通信和电力工业加大了投资力度,将使多年来困扰消费结构升级的瓶颈制约得到缓解。
郑新立说,随着全面买方市场的出现,我国已告别短缺经济。同时市场机制对需求的约束作用不断增强。去年以来,出现了市场清淡、销售不畅的新情况。大批生产能力闲置,商品积压严重。我国第一次遇到了过去只有在教科书中才看到的生产过剩,确实出现了需求不足的问题。有没有旺盛的市场需求,决定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
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800多美元,在世界上仍处于中低收入国家的行列。为什么在这样低的消费水平下却出现了需求不足,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吃穿用住行,是人类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消费。目前在城镇,居民吃穿用的需求基本得到满足。按吃穿用结构升级的一般规律,消费热点从千元级的家电向万元级的住和行的消费需求将不断扩大,围绕满足住行需求的相关产业将出现一个高速增长时期,从而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1992年以来,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1.1万亿元猛增到5万亿元,加上金融证券,居民个人金融资产已达8万亿元。这说明,有相当一部分家庭已经具备了从吃穿用为主向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的条件。
郑新立认为,由于体制和政策等因素,在城镇住、行的消费方面,福利型、供给型和集团型消费方式至今仍未打破,用于住、行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仍未完全纳入个人商品消费领域,使这两个方面的消费需求处于被压抑的畸形发展状态,从而围绕住、行的相关产业不能得到正常的充分的发展。
以用于住房的消费占整个消费支出的比重为例,1997年,城镇居民仅为8.6%,农村居民则为14.4%。而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为2.5∶1。照道理,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中用于居住的消费应当高于农村居民。问题的症结在于农村居民的住房是个人消费品,城镇住房商品化改革推进迟缓,已成为城镇住宅业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在发达国家,不动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由于我国尚未形成完善的住房市场,因而住宅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仅为2.6%。如果住宅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拉动作用。
又以汽车为例,我国目前汽车保有量为1219万辆,其中私人汽车占29.4%,私人汽车大部分在农村,其中主要是用于营运的卡车,用于个人出行的家庭轿车为数甚少。去年,我国农用车销售量达180万辆,超过全国正规汽车的销售量。而汽车市场受各地土政策和乱收费的影响,从90年代初20%以上的增长率下降到不到5%的低迷状态。目前我国正在修筑公路,这需要有发达的汽车工业与之相适应。特别是城镇和沿海发达地区农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2000美元以上,从购买力上看,已具备了必要的市场条件。近年来,通过有计划地大规模投入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我国汽车工业已经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以改善居民出行条件为目标,汽车工业以及铁路、航空、水运等运输设备工业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
改善居民住行条件,应当统筹考虑解决。目前大城市房地产价格过高,主要是由于缺乏快捷的交通工具,居住过于集中,引起地价过高所致。如果在城市郊区依山傍水的地方修建起配套齐全的住宅区,用轻轨或高速公路与市区连接,居民会自愿选择住在空气清新、安静优雅的郊区。这将有效地抑制城市中心过高的地价,使围绕住行的各个产业在相互依托中健康发展。
休闲旅游类消费已在我国悄然兴起,1997年,国内旅游收入达2112亿元,据北京、上海、广州的抽样调查,80%的市民曾到市外旅游。其中人均旅游投入1000元到1万元的占29%。
在住行消费领域,各种收费过多、过滥,是扩大住行消费和发展住行相关产业的重要制约因素。各个行业都把住房和汽车当做“唐僧肉”,都想伸手捞一块。对住房的收费,尽管已取消了40多种,但只占不合理收费的2%左右。在汽车的零售价格中,多种价外收费约占零售价格的30%~40%。应当逐步改费为税,建立规范透明的管理制度,从而为住行消费的扩大创造良好体制和政策环境。同时,消费模式从自我积累型向信用支持型的转变也要同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