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生育转变理论集中在社会经济和政策变化对生育率转变的影响，而近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试图扩散理论来解释生育率的转变。扩散理论认为，当一些人采取新的生育控制观念或行为时会影响到其他人（Montgomery and Casterline，1993）。普林斯顿大学的欧洲生育史项目和20世纪80年代世界生育率调查的结果发现，生育率的转变与社会经济的变化联系较弱，而与语言、种族和宗教联系很强（Coale and Watkins，1986；Cleland and Wilson，1987）。这些发现动摇了传统的关于生育率转变的主流解释，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扩散理论的繁荣。扩散效应独立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社会经济对生育率变动的作用（Rosenfield et al.，1973），扩散效应对生育率的下降起到了积极和稳定的作用。在生育率转变的社会里，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社会扩散过程影响着生育控制技术的采用，扩散或观念转变对生育率下降有重要的决定作用；许多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出现快速下降，除了社会经济因素外，政府推行的计划生育项目加快了家庭生育行为的转变。扩散因素还利于有效地设计和准确地评估计划生育项目。有学者对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发现，传统的评估中生育率下降的5%～20%是项目因素，但如果考虑到扩散动态过程，这个比例则会提高到30%以上（Montgomery and Casterline，1993）。

扩散理论方面的微观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网络在避孕观念和行为传播中的作用（Valente et al.，1997；Montermery and Chung，1998；Kincaid，2000），然而由于微观资料难以获取和不易衡量，扩散方面的研究较多地转向宏观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构建了一些动态扩散模型（Roser-Bixby and Casterline，1993；Montgomery and Casterline，1993）。其中较有影响的两个研究是利用区域数据验证生育率下降过程中扩散效应的存在。Montgomery and Casterline（1993）采用时序和横断面模型对台湾361个镇1961～1981年的生育率进行研究，探索生育率下降的时间和空间模式证明了扩散影响。同样，Roser-Bixby 和Casterline（1993）采用时序数据和横截面模型，分析了哥斯达黎加1958～1988年100个县的数据，发现县内的扩散影响强于县间的影响，验证了生育率下降中扩散因素促进了社会经济对生育率的影响。近年来有学者利用2001年印度人口普查数据，采用Moran和LISA指标，考察了印度597个县（区）的生育率空间扩散效应，研究表明县区级的生育率下降中空间扩散非常显著（Oliveau and Guilmoto，2005）。尹文耀（2003）认为中国生育率变动存在着一种有规律可循的地理波现象，这是发展的时空差异在生育上的表现。虽然该文中没有提及创新扩散理论，但是该研究的结果体现出创新扩散的思想。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的生育率出现快速下降，从1970年的5.8下降到1980年的2.2继而下降到2000年的1.8左右（王金营，2004b；Retherford 等，2004）。关于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一些研究认为是社会经济（Whyte and Parish，1984；蒋正华，1986；彭希哲和黄娟，1993；孙文生和靳光华，1994）或是计划生育（Wolf，1986；秦芳芳，1987）的因素促成了中国生育率的下降，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两者共同作用导致了中国生育率的下降（Poston and Gu，1987；顾宝昌，1987；张风雨，1997；李建民，2004；陈卫，2005）。但是目前关于中国生育率的研究还很少利用扩散理论来解释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本章的目的在于验证扩散理论在解释中国生育率下降的适用性，并通过对生育率下降不同阶段省内和省际生育率变化的趋势和相关性进行定量分析，探索中国的生育率转变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为今后稳定生育率、合理设计和评估计划生育项目，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