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制度史上，城邦是个独特的存在。无论是雅典、斯巴达这样的古代城邦1938994，还是佛罗伦萨、威尼斯这样的中古城邦，它们留存于世的器物、制度与理念往往是后人发掘的结果。活着的城邦屈指可数，新加坡或许是其中尤为引人注意的一个。这个蕞尔小邦，面积仅700多平方公里，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小，却扼守马六甲海峡的咽喉要地，北瞰马来两大半岛，南瞻印尼两大半岛。这无与伦比的战略位置，使之成为魏源所说的“英伦蛮族”崛起后遍布世界的一个据点1938995，成为英帝国的“东方直布罗陀”、与中国贸易的中转站、“世界贸易的第二门户”及其海峡殖民地的行政与商业中枢。这块殖民地的存在主要是作为英帝国向远东扩张的节点，其自身的发展并不受重视。在漫长的19世纪，英国把印度、澳大利亚、马来半岛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罪犯流放至此，使之成为挤满“全东南亚人渣”的“公共下水道”1938996，持枪匪徒和街头黑帮横行无忌，就像一个“东方芝加哥”，一个如同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罪恶之城”。新加坡变成当今充满活力的自由港和世人瞩目的现代城邦，是东南亚地区“去殖民化”历史进程的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取代英国主导西方世界，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格局日渐成形。在此时势移转之下，英国人意识到，让新加坡从马来亚半岛独立出来，成为英国在东南亚的“哥伦比亚特区”即东南亚总督驻地1938997，更有利于帝国的长远利益。无论这是旧帝国试图继续维系统治权的阳谋，还是衰落情势下无奈的下策，新加坡的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掀开了从自治到建国的新篇章。不同的是，这一次，是新加坡人而不是殖民者，开始书写频频引发热议的“新加坡故事”。

19世纪初至今，新加坡的政治发展可以分为三大阶段。一是1819—1942年，这123年是乏善可陈的英帝国殖民专制时期；二是1945—1963年，这18年是新加坡人高喊“默迪卡”，反对殖民主义，追求自主建国的时代1938998；三是1965年独立建国至今，这50余年既是“新加坡人”的民族建构（nation building）时期，也是“新加坡”的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时期，更是支撑“新加坡模式”的国家基本制度建构（state building）时期。连接这三大阶段的，是两个过渡时期。一是1942—1945年的日本侵占时期，日本人的残暴统治唤醒了新加坡人的独立自主意识。一是1963—1965年的马来西亚联邦时期，这次联盟的迅速破裂让新加坡从背靠大树好乘凉的美梦中醒来，随即发现自己成了马来人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失去了马来亚半岛这个广阔的商业与经济腹地，暴露于两大强邻的天然敌意之中，新加坡从此被迫居安思危，险境求生。

1965年独立之初，与同处中国正南方的缅甸、老挝、泰国、越南、菲律宾、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相比，新加坡地最寡、力最弱，以华人为多数的种族结构最独特，资源最匮乏，安全环境也最脆弱。当时的新加坡人口不足200万人，仅相当于阿尔巴尼亚、洪都拉斯、巴布亚新几内亚、黎巴嫩、巴拉圭、尼加拉瓜、牙买加、土库曼斯坦、多哥、利比亚等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条件也与之接近。50年后，新加坡人口增至550多万人，相当于尼加拉瓜、丹麦、吉尔吉斯斯坦、芬兰、斯洛伐克、土库曼斯坦、挪威等国，但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远远超过它们，跃升至第一世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2016年在全世界范围内只低于8个国家或地区：卢森堡、瑞士、挪威、中国澳门、爱尔兰、卡塔尔、冰岛、美国。

不仅如此，在这50余年间，新加坡历经“自治”、联邦、独立建国等剧烈的政治变化，在冷战交汇、帝国角逐的艰难时世中建国，在百废待兴、强邻环伺的内外交困中立国，将四分五裂、各自为战的断裂社会发展为多元一体、团结和谐的有序社会，从危机四伏、摇摇欲坠的蕞尔小邦发展为政治清明、安定有序的现代城邦，直至东南亚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被称为“东方威尼斯”、“东方瑞士”。新加坡何以在错综复杂的内外局势下避免政治衰败，建立并保持良好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这个“新加坡的故事”讲法各异，比如“西方殖民者的故事”，“新加坡人民的故事”，本书将尝试另一种讲法，即“国家基本制度建构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