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二战后的东南亚各国而言，反帝、反殖是新生国家政治正当性的最大来源。作为曾经的英殖民地，新加坡也不例外，作为一个国家的“新加坡”，作为一个民族的“新加坡人”，其形塑之成败，首先取决于新加坡让自己的政治架构摆脱殖民主义的成效，后者又取决于公共部门的本地化和政治体系的适应性。在新加坡，公共部门的本地化是指政府公务人员及其政治领导层在职位、心态、行动、文化、信心、选拔上，从外来者把控转变为本地人主导，这是新加坡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第一步；政治体系的适应性是指新生国家是否根据自身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政治文化与地缘格局扬弃殖民政治体系，从本土化入手建构“高适应性”的政体。这两大政治进程，共同开启了新加坡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