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说，天上不会掉馅饼。可是索洛维亚这个经济学家虚构出来的符合种种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的岛国，就遇到了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联合国决定向该国慷慨提供一笔馈赠，作为一次性资本投资，借以帮助其形成一种经济持续增长的格局。更不可思议的是，联合国这笔援助款的数量可以由索洛维亚政府自己提出，想要多少就给多少。

经济学家说，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错，像几乎所有的国际援助项目一样，联合国对索洛维亚的这笔馈赠，也是附带一定条件的。联合国为索洛维亚国提供任意数量援助的条件是：该国必须用这笔资金形成一种特定的资本-劳动比率，而自该资金到位起始，该国必须保证从此以后有足够的投资，保持这种资本-劳动比率不变。联合国援助的这个附加条件的涵义是什么呢？

幸好索洛维亚有一些熟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向政府报告道：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每个工人的产出是配置在三种用途上的，即一部分用于每个工人的消费，一部分用来投资以便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保持不变的资本-劳动比率，一部分为提高资本-劳动比率而投资，以便增加每个工人所支配的资本数量。

这些懂行的经济学家据此反对政府提出的接受援款数额多多益善的决策。他们告诉决策者说，在承诺保持资本-劳动比率不变的条件下，如果狮子大张口，接受援助额太高，以致形成过高的资本-劳动比率，今后为保持这个比率就要压低工人的消费，而且这种节衣缩食的状况要永远地持续下去。而如果过分客气，只接受一笔很小数额的援助款，形成太低的资本-劳动比率，由于劳动力的增长率是确定的，每个工人所生产出的产品进而可用于消费的产品也必然很少。最后，演示了一套令政府官员们满头雾水的数学公式和几何图之后，索洛维亚的经济学家宣称，有一个适当的可以接受的援助数额，可以保证本国工人的消费水平永远最大化。

这个据说能够保证索洛维亚工人消费最大化的可接受援助水平，在新古典增长理论来看，就是使该国经济处于长期平衡增长“稳态”的那个点。至此，索洛维亚的经济学家才发现，联合国可谓用心良苦，而且联合国的经济学家敢情是他们的校友，接受的都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教育。

原来，联合国看到索洛维亚经济增长长期处于低于稳态的状况中，而且深知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预测，索洛维亚若想独立自主地向平衡增长的稳态趋同，即使按照最标准的趋同速度，也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联合国看中的是，索洛维亚是一个符合几乎所有新古典主义假设的岛国经济，又有一批谙熟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经济顾问。通过选择一种可以使该国一步到位取得长期平衡增长稳态的资本-劳动比率，联合国用一笔援助资金，似乎可以帮助索洛维亚缩短趋同所需花费的时间。

索洛维亚政府接受联合国援助许多年以后，当联合国项目官员们来到这个岛国考察援助效果时，他们吃惊地发现，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依然故我，每个工人的消费又恢复到援助以前的水平，索洛维亚仍然处于贫穷经济的行列。面对这种尴尬场面，考察团里一位了解新古典增长理论最新进展的成员，向她的同事们解释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当年索洛维亚接受援助时，选择的所谓平衡增长“稳态”是不稳定的，因为那种“稳态”是以一个典型的发达经济为底本复制来的。以索洛维亚的人力资本禀赋、政治稳定程度、人口增长率，以及其他种种社会能力，它真实的稳态要远远低于所误认为并参照之选择了起始点资本-劳动比率的那种“稳态”。所以，所有索洛维亚所具有的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最终还是把其稳态拉了回来，以致形成如今的局面。

这个索洛维亚接受援助，最终未能实现初衷，辜负了联合国一番良苦用心的例子，实际上就是新古典增长经济学对于趋同的认识及其演进。遵循资本报酬递减的圭臬，早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预期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将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从而导致其向较发达国家的趋同。后来的实践表明，趋同并没有发生在穷国与富国之间，反而发生在穷国俱乐部和富国俱乐部内部。在俱乐部之间，增长率的差距进而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为了解释这种现实中发生的现象，经济学家看到在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因存在着人力资本禀赋、人口增长率、政治稳定程度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两类国家具有不尽相同的平衡增长稳态。首先控制住这些因素的影响，即假设处于不同发展水平上面的国家，差别仅仅在于各自距离一个统一的增长稳态的远近，才可能在实证中发现趋同的证据，谓之有条件趋同（conditional convergence）。

中国扶持经济落后地区的政策实践，与前面讲的索洛维亚寓言颇有相似之处。借助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投资，把贫困地区送入一种其自身人力资本所不能维持的增长“稳态”，最终都被证明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政府、社会和经济学家的知识都有了长足进步的今天，实施西部开发战略不应再把投入资金、发展某些产业作为开发西部的万应灵药。对于西部地区的政府官员们来说，到中央有关产业部委“跑部钱进”，以为这无异于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却很难避免索洛维亚寓言的重演。只有投资于教育、健康等增进人力资本的领域，率先把使经济增长进入一个更高水平的平衡轨道的社会能力建立起来，才能保证西部经济在这个轨道上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