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政府作出从1996年5月15日起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引起众说纷纭，当然大多数议论是持肯定态度的。我这里并不想对此擅加批评，而且我本人认为，无论是从个人健康考虑，还是从公共环境考虑，减少吸烟都是有利于提高我国人力资本水平的。所以北京市的“禁烟令”很可能是好事一桩。不过，吸烟在经济学中倒确实是一个不乏讨论的问题。换句话说，经济学应该告诉我们，吸烟在何种场合下是纯粹个人的事，又是在何种场合下值得政府立法来干预。

教科书中通常是把吸烟与所谓“外部性”联系在一起。后者可以通俗地解释为一个人的个人行为对于第三者产生的不可避免的效果。这种效果可以是有利的，也可以是不利的。例如，邻居家繁花似锦的花园就是一种对你有利的正外部效果，而半夜三点钟响起的嘈杂音乐和会议室催人泪下的劣质纸烟气味，显然是于人不利的负外部效果。以往，外部性在经济学中的意义在于，这些外部性不能通过交换进行选择，即不存在使人心旷神怡的花园、半夜扰人音乐和呛人烟雾的市场。自科斯的理论被经济学家反复引证以来，上述的观点似乎不再正确，而成为一种神话。

据说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是位嗜烟如命的“瘾君子”。每逢上课，卢卡斯教授走进课堂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烟灰缸，点燃一支烟，而且一直到下课铃响，始终是边吞云吐雾，边阐发他的理性预期理论。在卢卡斯获奖之后，一位他原来的同事为报纸撰文介绍他因其获奖的贡献时，顺便披露了关于卢卡斯吸烟的两则逸闻。一件事是讲这位与卢卡斯共事的教授本人是个厌恶香烟味道的人，他的办公室门上总是贴着一张字条，写明入此办公室“禁止吸烟”，不过，后面还补上一句：“卢卡斯除外。”由于这位教授认为与卢卡斯探讨经济学问题所能带来的智慧上的收获，足以补偿令人不快的烟味而有余，因而交换发生了。由此也证明了呛人的烟雾的市场事实上是存在的。

还是这位教授（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巴罗教授）。他后来在美国的另一所大学教书，一次他邀请卢卡斯到他任教的班上给学生作一个讲座。本来，卢卡斯已经应承下来。然而，讲座在即，这位教授突然接到卢卡斯从出发地机场打来的电话。卢卡斯很为难地解释自己不能按时赴会了，因为所有的飞机都没有吸烟席，而若几小时的飞行不能吸烟则无法忍受。言下之意则是不吸烟毋宁爽约。这一情况使那位教授十分为难，因为讲座已经迫在眉睫，经济系的学子们早就翘首以待。于是在电话上问卢卡斯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后者其实早有埋伏，此时才直言相告，还有一班飞机的头等舱可选。这意味着邀请方要多破费一些了。不过这位邀请人毫不犹豫，立即同意支付头等舱的费用。毕竟，救场如救火嘛，何况卢卡斯的学问是找不到替补队员的。这里，市场机制又一次发挥作用。

人们遇到诸如环境、资源等问题时，十分习惯于援用“庇古教条”，即认为由于这是存在外部性的领域，所以政府干预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关于吸烟的故事并不支持这个教条，而表明对于不利的外部效果也存在市场解决的可能性。实际上，科斯定律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不过，在科斯那里，首先强调的是不存在交易费用这个前提。如果放开这个假设，也许当个人对于是否禁烟无能为力时，某些其他类型的制度安排就有必要了。

比如说，前面例子中的那位卢卡斯的同事可以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和自己的课堂上选择香烟的污染与学问的教益孰重孰轻，但学生在一门规定的必修课上就无法选择。于是，如果校方认为纵然卢卡斯的学问再好，也不及给学生一个清新的课堂空气更重要，或者学生自己作出这样的权衡，故而给校方施加压力，通常学校当局就可能作出教授一律不得在授课时吸烟的规定。这种安排类似于我们的一些单位作出不得在公共的办公室吸烟的土政策，也可以类比于对外部性的社区解决办法。

不过，世界上总还是有一些场合，在那里局部政策不能奏效，或者对吸烟的局部权衡与宏观权衡不一致。比如餐馆老板担心失去顾客而不愿禁烟，而这种对吸烟的纵容可能伤害另一部分顾客。当社会对吸烟的危害性看得越来越重时，不吸烟的人就会发起各种形式的游说活动，敦促当局立法。到了禁烟的呼声大到一旦有禁烟法规颁布，政府可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和更高的信任度时，通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法规就会发布。于是，事情便进而发展成为政府行为，正如北京市政府所做的那样。

本文意图不在表明是否支持禁烟，只是以吸烟的故事来说明，外部性的存在并不天然地要求政府出面干预人们的日常活动，而是依赖于不同的情形，可以分别通过个人之间的协议、社区性的制度安排或政府立法来加以解决。譬如，对于环境污染这样的社会经济现象，强制性禁止不是唯一的也未必是最适宜的解决办法。也许根据发展和污染的轻重缓急，可以用市场的办法拍卖排污权来解决。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五常教授主张放弃使用外部性这个概念，而代之以观察是否存在有效的协约。而这种协约既可以是个人之间的，也可以是社区范围的，或者是范围更广泛因而非得政府介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