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增长不单纯是总量的问题，更是结构变动的问题。结构能否有序、合理地变动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开始增加。当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农民很难再靠增加投资总量来提高收入，转而需要不断调整自己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将其最优化以带来更大收益。能否提高资源配置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80年代初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户主要进行农业投资，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无暇顾及其他行业的投资。90年代以后，随着粮食产量提高、农户收入增加，农户有能力也有意愿进行投资结构的调整以增加收入，因此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户投资结构的研究就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以山东省农村为例，借鉴已有的相关理论成果，以投资结构决定理论考察为基础，结合山东省410份农民调研数据，运用Logit模型从实证角度确定影响农户投资结构形成的4个主要因素，即：农户收入、家庭资产水平、区域差异及制度变革。根据历年山东省统计年鉴并结合调研数据，分析农户投资结构变动规律，并运用时间序列模型、面板数据模型与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分析4个主要因素对农户投资结构形成的影响程度。

通过对农户投资结构特点及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哪些因素会对农户投资结构调整产生影响。根据对投资产业进入与产业退出影响因素的分析，结合农户自身特征，分别从农户个人及家庭特征、收入变化、科技进步、现有资产存量、区域差异与制度变迁6个大方面、27个小因素来验证是否影响了农户投资结构的优化。研究结果如下：第一，个人特征中的年龄与文化与农户家庭资产特征综合，分析家庭中人力与物质资产对农户投资结构的影响。第二，资金来源于借贷与政府补助数量少，影响不显著，因此只选择收入作为影响因素。第三，各地区地势对农户投资结构调整影响不显著，但对本地区出现过的卖难情况影响显著，实际上即市场化程度产生的影响。因为各地区市场化程度不同，因此将这一因素归入到区域差异当中进行分析。第四，农村公共设施即农村公共产品对农户投资结构调整影响显著，而公共产品供给是由国家来完成，属于制度范畴，因此将制度列为农户投资结构调整影响因素之一。农户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收入，为了进一步扩大来源，将金融制度改革列入制度当中，而税费改革也直接增加了农户收入，也应列入制度当中进行分析。各因素对农户投资结构调整的影响程度将在后面部分分析。

（2）从不同角度描述农户投资结构变化特征，可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就农户投资的来源结构而言，农户借贷资金占农户投资比例非常小，平均仅0.775%，投资主要靠个人收入；第二，就农户投资产业结构而言，农户投资于第一产业的比例波动式下降，投资于第二、三产业的比例则呈波动式上升，主要原因在于不同产业的边际效益不同；第三，就农户投资的性质结构而言，农户生产性投资比例大幅度下降，而非生产性投资逐步提升，说明农户越来越重视教育与健康这些人力资本的投资；第四，就农户投资的形式结构而言，山东农户投资的货币化程度迅速增加，实物投资在农户总投资中所占比例已经是微乎其微，这是市场化建立的重要表现。因为对农户收入影响最直接的因素是产业投资，因此本研究以农户产业投资结构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农户在投资时是非常理性的，上一年各产业的投资效益高低直接影响其第二年投资的产业选择。

在研究中发现，农户产业结构选择主要基于投资边际收益的比较。因此，为了增加收益，农户投资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变。但除了边际收益外，农户投资结构调整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以便于为优化农户投资结构提出更合理的建议。因此，在随后的章节中分别从微观（农户收入、资产水平）与宏观（区域差异、制度变迁）两个角度、四个方面分析诸因素对农户投资结构调整的影响。

（3）农户持有资金多少直接影响其优化投资结构的能力。由于金融贷款受限，农户持有的资金以个人收入为主，因此收入成为影响农户投资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通过多角度分析农户收入变化的特点及其对农户投资结构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农户所拥有的纯收入及现金收入都对投资结构产生影响且影响趋势一致，当收入增加，农户第二产业增加量最大，其次为第三产业，增加量最小的是第一产业。这与各产业的投资回报率不同有关。

其次，与传统观点认为农户在投资时是非常被动不同的是，当把收入分成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两部分后，这两部分同农户投资方向的关系说明，农户在投资上是非常理性，具有长远眼光，当意识到农户预期未来收入长期、稳定增长时，农户愿意投入到高利润、高风险的二、三产业，如果收入增加是暂时的而不是持久性的，他们会投资到最有把握、风险最小的产业中。

再次，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农户投资结构优化产生影响。能促进农户第一产业投资的，仅是农户经营收入的增加。政府大量补贴的转移性收入对农户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投资的提高十分有限。对农户第二产业投资影响最大的是工资收入，工资收入每增加1%，第二产业投资增加3.12%；而转移性收入对第二产业投资产生负面影响，即转移性收入增加，第二产业投资减少；不同来源收入提高对农户第三产业影响最大。农户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都对农户第三产业投资产生正面影响。

最后，当农户收入水平不同时，收入多少对农户投资结构优化的影响也会有所差异。通过对山东省2010年455户农户进行调研，将其收入按照从低到高平均分为低、较低、中间、较高、高五个组，可以看到不同收入农户投资选择上也有所不同。对农户整体的投资结构进行分析，发现低组农户的投资结构相比较中间组、较低组农户似乎更合理，五组农户投资比例分别为：15.07∶1∶4.64；274.97∶1∶27.5；73.6∶1∶9.8；12.03∶1∶2.64；1.94∶1∶0.83，其中较低组农户第一产业投入是第二产业投入的274.97倍，中间组农户第一产业投入是第二产业投入的73.6倍，仅较高组、高组农户第一产业投入是第二产业的12.03倍。这说明农户收入低虽然受投资结构的影响，但与其投资数量、经营效率直接相关。在投资回报率较高的行业未能获得高收入，直接影响其总收入。

（4）将家庭资产分为金融资产、实物资产和人力资产，分析各资产存量对农户投资结构调整的影响。

首先，将农户资本存量进一步细化，可看到物质资产对农户三个产业投资所起到的作用及力度各不相同。现金的变化对农户三个产业投资所产生的影响也各有不同。农户现金的增加使其第一、二产业的投资都有所减少，而第三产业的投资随之增加。即当农户手中持有现金时，更偏向于向第三产业投资，第三产业中服务业有许多门槛低、所需资金少的项目，更适合于农户自身手头现金比较少，无法进行耗资大的一、二产业投资，第三产业的项目更适合于农户的经济状况。储蓄对农户三个产业的投资都起促进作用，对农户第二产业投资提高力度最大，对第一产业影响最小。固定资产阻碍了农户第一产业投资的增加，对第二、三产业投资起推动作用。出现这样结果的原因在于役畜、产品畜及农林牧渔机械等第一产业部分占固定资产总资产的比重总体处于下降趋势。农户住房对其三个产业的投资都起到阻碍作用。其中对农户第二产业投资影响最大，第三产业投资其次，对第一产业影响最小。

其次，就人力资本存量而言，当人力资本投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高时，使农户更加愿意向二、三产业投资，其中对第二产业的正向推动作用要大于对第三产业的推动作用。农村当中非农业生产对技术、文化的要求更高，因此当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愿意选择二、三产业进行投资；当年农户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投向主要是基础教育，因此占人力资本投资比例越高，资本存量反而不会大幅增加，所以更多向第一产业投资，反之，如果医疗保健投资越高，整体人力投资更加优化的农户向第三产业投资的意愿更大。

通过对2010年山东省455户农户不同教育水平下产业投资选择情况进行的调研，发现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户越愿意投资二、三产业，即教育水平高的农户投资结构优于教育水平低的农户教育水平。

最后，总体而言，因农户的实物资产中住房占的比例很大，因此对农户产业投资起阻碍作用，但阻碍的力度却有所差异。实物资产对第三产业投资的挤出效应最大，其次是第二产业，最小的是第一产业。因为农户住房可用作第一产业生产场所，因此，住房投资对第一产业的“挤出效应”最小。金融资产变化对农户三大产业投资都起到正面推动作用，但对第二产业推动力最大。人力资产变化对农户三大产业投资也起到正面推动作用，对第三产业推动力度最大。通过数据比较可看到，当人力资产增加时，农户在第二年投资的积极性更高，并且教育水平对农户投资结构调整产生的影响已超过了物质投资。

（5）区域差异对农户投资结构形成有重大影响，因此，根据地形特点将山东省划分为三个区域，即鲁中南山地丘陵区、鲁西南-鲁西北平原地区及胶东丘陵区。每个区域各选两个村庄，其中，鲁中南地区选择经济较发达的地处济南市的山前平原西营镇黑峪村，以及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处枣庄市的羊庄盆地山亭区桑村；鲁西南—鲁西北平原地区选择低山丘陵的地处鲁西南的梁山县阎庄村、平原地区的地处鲁西北的临邑县临南镇于辛庄；胶东丘陵区选择：胶州湾古石沟、威海湾张村。经研究发现：

首先，总体而言，三个区域中胶东丘陵区的农户投资总量远高于其他两个地区，与胶东地区农户收入高直接相关。就投资结构而言，胶东地区农户第一产业投资比例最高，且一直比较稳定；鲁中地区两个村庄虽有差异，但差异不大，主要仍以第一产业为主，达到70%以上；而鲁西两个村庄因地形差异，投资方向不同，平原地区的于辛庄以第一产业为主，占总投资的81.5%，而地处丘陵的阎庄村第一产业的比例仅为50.8%。

其次，不同区域农村市场化程度对农户投资结构形成也会产生直接影响。为了说明不同区域农村市场化程度，本研究选取了6项关于农村市场化的测度指标，各地区农户教育水平的不同，也同样影响农户产业投资的选择。综合上述各因素，区域差异对农户三个产业投资影响分析的估计比较，固定效应变截矩模型的估计结果均优于混合回归模型，得到如下结果：农业机械力的增加使得农户农、林、牧、渔业生产能力增强，投资收益率提高，因此农户会提高第一产业投资的积极性，增加投资的力度；每百户农户拥有的电视数量增加，农户获得产、供、销信息，能够自行优化生产结构，根据当地的生产优势，从选种、技术提高、规模生产、规模养殖等各方面着手，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提高农业生产质量，发展农产品加工组织，更加有效地促进农产品生产与销售能力；农村中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更少的劳动力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这会提高劳动力利用效率，促进农业生产率提高，还是会阻碍农业、农村的发展，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到，山东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农村劳动力使用效率提高，促进了农户第一产业的投资；农户增加的工资会投入到第一产业的生产中还是会因为工资收益与第一产业生产无关，从而减少第一产业的生产。从数据分析结果看，农户工资所占比例增加，农户投资第一产业的积极性降低，投资减少；农户纯收入中现金所占比例的高低与工资所占比例情况一致，农户获得现金后更愿意从事其他产业的投资。农户户均农业机械力增高，农户更愿意从事第一产业的投资，从而影响其第二产业的投资；工资占总收入的比例提高及农户现金收入占纯收入的提高，并未促进农户进行第二产业投资，而愿意将工资及现金收入中一部分投入到第三产业中。究其原因，一方面受各产业准入门槛高低不同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不同产业投资收益率的影响；农户所拥有的电视及电话数量增加，农户获得外界讯息更快速、更全面，农户自然会愿意增加投资。第三产业是农户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最倾向于进行的投资。除了农业机械提高减少了农户第三产业的投资外，其他区域市场化因素的增加都促进了农户第三产业的投资。第三产业准入门槛低，这包括资金要求及技术要求都比较低，另外，第三产业的投资收益率也往往高于第一产业，虽然第二产业的投资收益率一般也高于第一产业，但第二产业相对来说准入门槛会高于第三产业，所以当农户手中资金富裕的情况下，他们更愿意向第三产业投资。当农村非农劳动力比例增加时，伴随的是第三产业投资的增加；农户工资比例增加时，农户也愿意将工资增加的一部分投向第三产业；而现金的获得也利于农户第三产业的投资；人力资本存量提高时，农户第三产业投资的积极性更高。

最后，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进行分析，三大区域六个村庄相比较，阎庄村投资结构效率最高，5年中有两年效率达到前沿面，五年平均值为0.638；其次为于辛庄，投资结构效率为0.569；比较低的是东部两个村庄，古石沟仅0.242，张村投资结构效率也较低，为0.352；中部两个村庄处于中等水平。西部两个村庄由于农业生产条件并不好，转而投资二、三产业，特别是阎庄村，在2010年二、三产业投资已达到将近一半，这种根据本地区生产条件所进行的投资结构调整带来了收入的快速增加。因此，三个区域中，通过投资结构调整带来收入增加效率最高的是西部地区。

（6）采用山东省1990～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实证研究了制度因素对农户投资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

首先，山东省城乡二元结构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发展在不断扩大，这对农户投资产业选择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二元结构越大，农户投资第一产业越小，而投资第二、三产业则越大，其中对第二产业的正向推动作用要大于对第三产业的推动作用。城乡二元结构的扩大，说明农村当中农业的生产条件相比非农产业差距加大，不利因素相较而言更多，所以农户会更多地选择二、三产业进行投资。

其次，税费收取使得农户收入减少，自然会影响农户投资的数量，但就投资变化来看，由于税费的提高会减少农户第一、二产业投资，对第二产业投资的影响高于对第一产业投资，税费收取数额增加会使得农户第三产业投资升高。农户交纳的主要是第一产业的税费，所以税费收取越高，第一产业投资的积极性受挫，投资下降；第二产业投资额度一般比较高，税费高低对于第二产业投资影响不大；而税费收取越高，农户会转向投资第三产业，使投资增加。

再次，农户贷款占个人借款比例对农户各产业投资选择的影响不同。贷款比例越大，农户投资第一产业越小，而投资第二、三产业则越大，其中对第二产业的正向推动作用要大于对第三产业的推动作用。当贷款比例增加时，说明农村农户金融环境在不断优化，农户能获取资金的数额在不断增加，因此农户会更多地选择需要大量增多投资的二、三产业进行投资。

最后，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低对农户第一产业投资有正向推动作用，对二、三产业投资具有反向作用。农业支出主要是利于农户第一产业生产的公共产品投资，因此会促进农户第一产业投资，而导致二、三产业投资下降。

（7）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提出优化农户投资结构的建议。包括：以增加农户持久收入为目标，将公共财政支持政策制度化；建立农户资金互助社，拓宽农户融资渠道；加大农村劳动力培训力度，优化农村人力资本；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设，提高医疗服务；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增强服务效能；加强宏观调控，完善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