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更迭的不仅是皇权，亦是世道文章。清初，曾有一群人身居高位，兼擅倚声，为词学的进步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就是贰臣词人——既曾在明代为官，又出入于清廷朝堂之上的一个特殊群体。中国的文学批评素来逃不开政治目光的审视，未能死节已是污点，何况身仕两朝。自乾隆朝贰臣词人被打入《贰臣传》以来，其人其词俱是禁忌，纵被提及亦是反面教材。民国以降，情况依旧，研究界已淡忘了这一群人，淡忘了他们曾经显赫的词坛地位、丰富的词学篇章。近十年来，随着《全清词》《清词纪事》《词话丛编》系列的出版，尘封的资料重现世人眼中，但系统的分析、利用却刚刚起步。本书即以清初贰臣词人为研究对象，探寻其词学成就、词坛影响以及在特定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本书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

绪论部分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对“贰臣”与“贰臣文学”这两个概念进行辨析与价值评定。贰臣现象肇自远古，遍布中外。然而，时至今日，谈论它依然很具难度。舆论界关于这一特殊群体的争论从未停息，评价的差异是那样的巨大，用“天壤之别”来形容亦不过分。造成分歧的原因，除了事件本身的错综复杂外，还有三个重要原因。其一，时代因素。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价值观。在先秦，君臣之间是一种双向选择的关系。《孟子》有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西汉以后，持论渐严，至明清之际，臻于鼎峰。当时舆论对贰臣评价之苛、惩治手段之酷、株连之广，皆为前代所无。其二，文化因素。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决定了评价标准的不一。西方比较关注个人利益，对旧朝旧代的情感不浓。拿破仑横扫欧洲时，受到了被侵占国众多知识分子的拥护。而东方更重视集体利益，对异族统治怀有本能的抵触。其三，阶级因素。不同阶级所持立场往往不同，四百年间，对施琅评价的忽褒忽贬就是力证。本书力图把握如下评价标准：（1）在政治本位、道德本位的评价体系上更重视人文向度的历史人物批评。（2）不文过饰非，亦不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而苛求古人。（3）区分封建社会的贰臣与日伪时期汉奸的不同性质。在此标准下，反观文学史对贰臣文学的评价，会发现其本质是“诗品如人品”这一古老命题的延伸。这是儒家正统诗教观念，具有浓厚的政治教化性质和鲜明的道德训诫色彩。文学固然不能完全脱离政治、道德而存在，但简单地以政治或道德作为衡量文学的唯一标准显然是不科学的。本书将不以贰臣有过变节行为而否定其全部品格，进而否定其文学创作。

正文共分十章，前五章为总论，后五章为分论。

第一章《清初贰臣词人概述》。利用数据分析的方法对清初贰臣词人进行论述。第一节分析了贰臣词人的生存背景及生存状态。复社是明朝末世光景中最灿烂的一抹晚霞，贰臣词人多入复社，他们于明季的所作所为堪称“清流”。王铎拒修《三朝会典》，为权奸魏忠贤所忌恨；曹溶在南京与复社诸子一同抨击阉党阮大铖；宋征璧在江南捐家资招募水师，保家卫国；彭而述在熊文灿幕中多有奇计；周亮工任潍县令，击退了清军的数次进犯，几乎身死；吴伟业不附温体仁，疏劾蔡奕琛，直声动朝野。相信如果没有甲申之变，这些人是不难在青史上留下美名的。至于贰臣仕清的动机与经过，也不可一概论之。有人是迫不得已，有人是实现他的追求。清初的三十年，是由乱及治的岁月。在一系列的政治风暴中，有的贰臣拼死维护汉族利益，甚至与反清势力暗通款曲。有的贰臣却甘愿做清廷平定天下的排头兵。乱世造就了贰臣，贰臣又用他们的复杂人生点缀着这个乱世。第二节分析了贰臣词人的身份构成。笔者结合明清史籍，得贰臣词人18人。在年龄结构上，贰臣词人在明代平均生活了38.71年，入清后平均生活了28.12年，是名副其实的“两截人”。这决定其于明清词史的过渡地位，即沿袭了明代词学之余绪，又对清初词坛产生了新的影响。在职位官爵方面，贰臣词人尽管在明季政治资历甚浅，入清后却堪称社稷重臣。18位词人中，三品以上官员占总数的72.22%。这是一个高官创作集群，尽管词人有感于身世，不主颂扬，但作品的的内容、格调都与畸人寒士有异。在里籍分布上，贰臣词人以南方人为主，其少年之词多纤秾，但后来伴随着环境、心境的变化，词风也向刚健方向有所转变。第三节论述了贰臣词人与清词中兴的关系。贰臣词人有着突出的创作实绩，他们的词作在清初各类词选中入选率极高。基于高官身份，贰臣词人有能力奖掖后进，组织唱和，收集词学资料，而这些在明清词学转型中功不可没。

第二章《从咏史怀古词看贰臣心态》。贰臣词人的身份危机因社会污名和前后身份的巨大反差而引发。贰臣词人对前代贰臣进行吟咏实际上是在寻找原型以固化主体身份。在私人场合，好用伍子胥式原型，以示不死与再仕的积极意义；而在官方场合则舍弃了复仇意象，选用魏征式原型。隐士主题显示复社贰臣实无意归隐，“遗民向往”不过是缓解失节压力的一种手段，二者的矛盾暴露了贰臣对本群体身份的消极认同。江南主题表明贰臣具有双重政治身份认同，并在不同情境下显现。有些贰臣的清人身份认同并不与仕清时间一致，而是有所延后。明人身份认同比较牢固，始终难以完全抹煞，但却带有贰臣特色，表现为归属感的缺失。咏史怀古作品所体现出的身份感与咏史外作品中的身份感互为补充，但若细加考辨，发现前者更为真实、隐曲。

第三章《从男女情爱词看贰臣词的新变》。本章通过三个专题论述贰臣的男女情爱词较之前代有何新变，在明清词学变革中又有着怎样的意义。第一节分析了贰臣赠妓词对《草堂诗余》模式的扬弃。明末，“草堂模式”盛极一时，但易代对艳词传统有着不小的冲击，主要表现为创作环境的变迁、创作对象的消亡、创作主题的削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分贰臣词人逐渐背弃了“草堂模式”。战乱是最常见的背景，感伤是不断奏响的旋律，男性形象在情词中凸显，风格不再局限于婉约，词境亦有所扩大。赠妓词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第二节以夫妻词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个性化描写与互动式创作。前代夫妻词多是男性词人的独角戏，妻子极少参与创作。而贰臣的夫妻词则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赠答的情况下产生。这决定了创作的互动模式，描写也更个性化，避免了传统词作中对妻子千人一面的描摹之弊。第三节将贰臣悼亡词与两宋悼亡词作一对比。贰臣词人继承了两宋悼亡传统，但却未亦步亦趋，而是有着自己的特点。具体来说，一是任情的表述方式，二是爱情意识的高扬。本书认为贰臣悼亡词对有清一代影响深远，在纳兰性德笔下就可看到因循的痕迹。

第四章《从词唱和看贰臣的交游》。清代是词唱和的黄金时代，贰臣词人凭借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力组织了多次大规模词唱和。顺治初年的“天庆寺唱和”发生在贰臣之间，当时他们刚刚仕清，在情感上还心系故明，并表现于唱和之中。词人们模仿辛弃疾的《摸鱼儿·淳熙己亥》，并以固定的隐语，心照不宣地抒发着易代之悲。他们以“送春”“感春”为名伤悼明王朝，以“绿肥红瘦”喻明亡清兴，以“柔丝”“斜阳”喻国运衰微，以“子规”“杜鹃”喻崇祯去国。这些隐语的交叉使用，营造起贰臣易代后的幽隐心理。在“天庆寺唱和”中，欲盖弥彰的政治主题，欲说还休的抒情方式，富含言外之意的意象运用均使之拥有一种不同于前代唱和的特殊之处。与“天庆寺唱和”相比，发生于康熙年间的“秋水轩唱和”是一次贰臣与其他身份者的聚会，参与者既有贰臣龚鼎孳、新朝官吏曹尔堪，又有遗民纪映钟、陈维岳、杜首昌、王豸来，青年士俊周在浚、徐倬等。他们出处各异、趋舍殊途，却能共处一室，诗酒言欢，这一点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文化向度上看，均不寻常。通过唱和，双方透露出来的交往动机、交往模式更是耐人寻味，对于研究贰臣的人际交往以及清初士人之间的关系不无裨益。

第五章《清代贰臣词与金贰臣词之比较》。清初的时代背景与宋金之际同中有异，两朝虽皆亡于异族之手，但明清之际的种族矛盾要尖锐得多。因此清初贰臣词人从晚明的绮艳词风中走出，却没有如金贰臣一样接受旷朗的东坡词，而是吸取了战斗意味高涨的稼轩词。前文曾提到，在“天庆寺唱和”中，贰臣词人已经表现出对辛派婉约词的极大兴趣，此风一开遂不可收拾，龚鼎孳、吴伟业等人的晚期词作均得稼轩余绪。金、清贰臣词都摆脱了婉约词的窠臼，向着豪放方向发展。但清初贰臣词却非有意向金贰臣词学习。金词数量有限，流播不广，清贰臣无由一睹前人全豹，自然无从仿效。二者所具有的共同点，是由历史社会与个人经历的类似所造成的。

第六章《吴伟业的“词史”意识及创作》。吴伟业是清初贰臣中词学成就最高的一位，后人尊之为“清词冠冕”。他善以诗词言史，故昔人誉之为“诗史”、“词史”。近世辄好谈“诗史”，而多略其“词史”之心、“词史”之作。本章结合明清之际广阔的社会背景，探讨吴伟业的核心词学意识——“词史”观之生成、发展过程，以及对词创作的影响。词心与史思的结合贯穿于吴伟业词史创作的始终，具体表现为以词纪史，情余于事；以词论史，幽微要眇；词笔与史笔浑然一体等特征。这使得其“词史”之作独具特色，既不同于“诗史”之作，也不同于史乘。

第七章《曹溶的“倦”情结及与浙西词派关系考辨》。曹溶自号“倦圃”，在其词作中“倦”字的使用频率不但高于其他贰臣词人，也高于《全唐五代词》《全金元词》《全宋词》的平均值。本章分别用“黄梁梦醒——倦情绪的由来”“大同风雨——倦情情结的深化”“难以忘世——儒家式的倦情结”，来分析曹溶包含贰臣色彩的倦情结。关于曹溶与浙西词派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曹溶的词风豪迈，在遣词用句上流露出模仿辛弃疾的痕迹；在词学观上步武明人后尘，崇北宋、抑南宋，与浙西词派有着明显的不同。曹溶虽然与浙西词人有着较密切的来往，但在浙西派成立过程中没有太大的贡献，并不隶属于浙西派，难当先河之誉。“浙西先河”称谓的产生有着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是朱彝尊的有意误读。

第八章《“热”与“圆”——龚鼎孳的人格及创作》。所谓“热”，指的是龚鼎孳性格中热情、积极乃至有些毛躁、轻狂的一面。表现在艺术观念中，就是对真情的呼唤。他是“诗本性情”说的信奉者，相关论述不少。他的“热”体现在创作中，产生了真情鼓荡的艺术效果。以宴饮酬酢词而论，这类词有很强的实用性，艺术价值却不高。龚鼎孳的酬酢词却能产生“百世之下读之应为感动”的效果。这与其三个创作特点有关：其一，以诚待友与以诚为词；其二，进入对方的精神世界；其三，自我经验的介入。所谓“圆”，指的是龚鼎孳圆活、开通乃至有些圆滑、投机的一面，在词作中的表现就是对“圆活”之境的追求。“圆”是中外审美中的最高境界，本章从“笔圆”“意圆”“神圆”三种不同境界来解析龚鼎孳的词作，认为其已经达到了“笔圆”“意圆”之境，但于“神圆”之境只能偶尔一遇。

第九章《梁清标的台阁词创作》。梁清标的词作是清初贰臣中最多者，其词作最大的特点在于有台阁气象，前人的评论皆集中于这一点。在古典诗歌评价体系中，台阁气浓的作品一向不大被看好，这也是梁清标身后名不著的原因。但若将其置入台阁词发展、明清易代、清词中兴的大背景去看待，将获得一些更广阔的视野。通过历代庙堂词的流变，可以总结这样一条规律：在真正的太平盛世，庙堂文学表现为一种堂堂之气；而在朝纲混乱、君主暴虐之代，庙堂文学遂呈现出“奴性”“谄媚”等特征。以此观照，梁清标的庙堂词颇具弦外之音。他在雍容华贵外表下的怨与惧，在颂圣声中的矛盾心态，在享乐过程中的故国之思，都使其台阁词内涵更为复杂。

第十章《其他贰臣词人合论》。清初共有18位贰臣词人，除却前文重点介绍的4人外，其他人的创作及生平罕被提及，本章以里籍为单位，对之进行整体梳理与考评。关于地域对词风的影响，前人多从里籍地出发论之，对于贰臣来说，东南籍词人风格婉约，北方籍词人风格豪放，正与地方风物一致。但寄居地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贰臣词人多数在异乡度过了大半生，居住日久，异地文化也会进入词人心扉。对贰臣来说影响最大的主要是京都文化、边塞文化、江南文化三种。

结语部分对全书进行总结。本书从宏观上对清初贰臣词人进行立体式分析，在微观上选择四个较具代表性的词人，对其人格、心态进行重新剖析。为文学史的更加丰满写上了一笔淡墨之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