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整个当代文坛，苏童向来以善于讲故事而著称。有评论家认为：“（苏童）是一位从不愿固定自己的作家，从历史追寻小说到现实追寻小说，从‘枫杨树’系列到‘枫杨树后’小说再到‘红粉’和‘妇女系列’小说，他每次都以迥然不同的形象刺激读者的阅读习惯。他甚至不愿意自己的小说具有特定的风格，认为风格是一种‘陷阱’。”尽管如此，随着创作的深入和累积，作为一个日益成熟的作家，苏童还是在日夜书写的风吹雨打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的小说总是笼罩着一股“苏童式”的氤氲气息：诗性、细腻的述说和呈现，潇洒、机智的叙事和结构，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等等，在摇曳多姿的语言之网中举重若轻地缝织着某种生活的状貌或历史的画卷。

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苏童自然不愿沉溺于已有的经验世界，固化自己的创作风格。他在寻求突破：无论是题材还是叙述风格和叙事姿态，长篇新作《黄雀记》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标本。透过小说文本，苏童向我们展示了他的野心：首先是题材倾向。一方面一如既往地向历史凿进，探寻历史之魅是苏童小说永远的叙事动力；另一方面他开始面向当下，大幅度大面积地铺展当下生活的五光十色和多姿多彩，以实现对当代的生活百态和精神密码进行描述和阐释，试图将历史和历史的延长线进行接续、打通和整饬，从而不仅悠游于历史，而且获得对当下的发言。其次是叙述风格。《黄雀记》在延续苏童一贯的轻柔、细腻和温润之外，陡增了一股浓重的戏谑和调侃风味，这导致小说的整体情感基调由严肃、切实向滑稽、反讽转向。这种转向一方面大概来自题材的延伸和变更，毕竟历史和当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存在界面；一方面也可能是苏童的自觉超越——身临荒诞的世界、体验着比虚构和想象还要丰富芜杂的生活，从灵魂深处油然而生的审美体悟。再次是叙事格局。苏童以往的小说无论怎样枝蔓横生，都会比较自觉地簇拥着一条叙事的主线展开，即小说的筋骨脉络清晰可辨。而《黄雀记》则有意打破这种清晰，小说分三章：“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和“白小姐的夏天”，尽管不是那种“罗生门”式的多声部复调式结构（倘若如此的话，也许会更有意味？），但三个章节分别具有自己的主人公，即保润、柳生和白小姐（尽管三人闪现共存于每一章中），可以看作是打开生活世界的三个不同的叙事视角，这就使小说的叙事显得有些杂糅和纠缠，需要费神去思索、追觅和链接。

总之，《黄雀记》的突破意图向我们透露出苏童挣脱或者改变自我的勃勃野心。这无疑值得褒扬和钦佩。然而遗憾的是，苏童的突围处处受阻甚至力有不逮，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得不偿失。《黄雀记》的小说文本丧失了苏童特有的自信、潇洒和掌控有度，到处闪现、充塞着慌乱、夸饰和骄矜的气息，给人拉杂、生硬和怪异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