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交往，除了语言阻隔，还面临不同宗教信仰和社会心理的考验。与宗教心理相联系的社会心理，很可能演化成为民族之间的刻板印象。消除突破此类刻板印象，还应从宗教因素入手。消除宗教信仰上的隔阂，有助于推动不同民族更好地交往。历史上，云南一些民族之间隔阂很深，几乎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程度。例如，过去西双版纳坝区傣族和山区哈尼族、拉祜族等民族的界限严格，山区民族不能随便下坝开垦荒田，民间流传的谚语说：“火烧到的地方是山头民族住，水淹到的地方是傣族住。”50245020更多的民族隔阂存在于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这与反动的民族政策和大汉族主义有关。民国九年（1920），永北县（今永胜县）政府还发布告示，刻成“永禁碑”，公然歧视彝族群众，禁止汉族和彝族往来。在福贡县傈僳族村庄，有人高喊“嘿扒拉”（汉人来了），街上的男女老幼都急忙跑回家中，把门关紧。在有的傣族地区，一声“贺马了”（汉人来了）足以让寨子里的人纷纷躲进家中，“男人跑，女人躲，孩子哭”。而在傣族土司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如梁河县的南甸土司因为同国民党“梁河设治局”存在权力争夺，提出“兴夷灭汉，收复失地”的口号。有些地方，民族内部因为上层人士不团结，也在群众间造成隔阂。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政策，保证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共同繁荣、共同进步，使原来隔阂很深的兄弟民族，通过追求共同的目标，借助共同的仪式场合，使其真诚沟通、消除隔阂、紧密团结在一起。因此，我们谈论云南民族团结，必须高度肯定党和政府的伟大历史贡献，系统梳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继往开来、与时俱进。

研究民族团结，应提炼具有规律性、本质性的理论知识体系。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民族团结是由一系列社会行动构成的过程。按照韦伯的学说，我们应对构成民族团结的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并对民族团结的行动过程及其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释。当然我们更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分析和批判危害民族团结的行为，在消除矛盾冲突的过程中推动民族团结。同时，我们也可以以涂尔干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角度，将社会团结作为“自然物”、社会事实进行实证研究。无论从任何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理论及其云南实践都值得深入研究，尤其是通过做好宗教工作推动民族团结的经验，值得我们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奠定和推动云南多宗教和谐共处、多民族团结互助格局居功至伟。在云南建设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的今天，我们更应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理论及其云南经验，并重点剖析宗教和谐对维系民族团结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