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Sino-Indian Strategic Dialogue：Exploring Potential for Cooperation

文章框架：中国越来越专注于创造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中印首次战略对话于2017年2月22日在北京举行；这些对话的主要目的是增进有关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中国普遍被认为在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领先印度，似乎渴望在创造一个新的全球秩序中发挥领导作用。我们可以从中国为连接欧亚地区而最先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其随后成功推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得出结论。

观点摘要：

1.中国越来越专注于创造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当然，中国并没有公开宣布任何有抱负的目标。但这种结论可以很容易从中国在全球的连通计划和项目中推断出来。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从印度未能在两国首次战略对话中就核与恐怖问题说服中国得出该推论。

2.中印首次战略对话于2017年2月22日在北京举行。战略对话，顾名思义，不是为了解决纠纷和问题，比如解决中国与印度的边境争端及分析这两个谨慎的邻国之间的其他差异。

3.这些对话的主要目的是增进有关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因此，民族国家是否应该在没有任何具体解决问题议程的情况下参与建立信任的对话引起很多争论。从这个角度看，印度很可能已经从这次最新的对话中知道中国对诸如全球核秩序及无恐怖主义世界的态度。

4.在此次战略对话开始前，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会见了印度外交秘书苏杰生（S.Jaishankar）。虽然此次事件非比寻常，但王毅的建议值得注意。他告诉苏杰生：“中国和印度应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的潜力，以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老生常谈的言辞。苏杰生在中印首次战略对话后说：“国际形势在不断变化，两国可以创建一个更稳定、具有实质性、前瞻性的印中关系，为国际体系注入大量‘可预测性’。”

5.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和印度互动的“潜力”，这可以为创建一个和平且可预测的全球秩序做出一定贡献。但是必须强调两个事项。第一，中国和印度对彼此都持有过多的负面看法。这些大多是民众的看法，不一定建立在两国互动的现实上。在官方层面，双方大体上意识到各自的优势和劣势。第二，自由的情绪也被称为公众意见，往往试图掩饰有抱负的竞争意识。

6.中国和印度都想通过从全球公共领域（从联合国和核秩序到全球能源和环境领域）现有或潜在的现实中受益，从而提高各自的优势。的确，中国普遍被认为在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领先印度，其似乎渴望在创造一个新的全球秩序中发挥领导作用。我们可以从中国为连接欧亚地区而最先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其随后成功推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得出以上结论。相比之下，印度似乎仍在现有的全球秩序中寻找合适的角色或一个潜在的新角色。印度试图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核供应国集团（NSG）的成员。

7.核供应国集团是一个由多国组成的集团，旨在控制全球一切与核相关的交易，及寻求成为一个保护世界免受“原子世界末日荼毒的良心守护者”。在不同领域，联合国制裁委员会也是一个由多国组成的机构，其任务是在全球范围内处理恐怖主义问题。在中国看来，印度希望成为核供应国集团成员，以及对马苏德·阿兹哈尔（Maulana Masood Azhar）（与恐怖主义有关）进行制裁，这是多边关系问题，不在中国和印度双边关系的范畴之内。虽然印度在中印首次战略对话中提出这两个问题，但是其对得到的结果并不是很满意。

8.在诸多全球公共领域的细微差别中，我们可以从现阶段中印两国在2月22日进行的战略对话中发现两个令印度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其一是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希望渺茫，其二是联合国小组成员在对马苏德·阿兹哈尔实施制裁这一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在不淡化这两个问题对全球重要性的情况下，可以看出，印度的命运不完全依赖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

9.虽然印度至今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说服中国，但是其希望这两个问题很容易被辨别。大约八年前，核供应国集团接受印度作为一个独立的核武器国家的核不扩散承诺，但没有记录印度是否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发展或获得核武器。在美国的要求下，中国已经在那个场合默许了核供应国集团支持印度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