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看领导》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博士的著作。该书原是作者在两次研讨会的演讲记录，后加整理于1997年5月出书。

全书共分四章。

第一章 公司与领导 主题是“领袖在哪里”，副题是“领袖与群众的关系”，所讨论的是领袖的形态以及对外的问题。

过去我们所说的领袖，总是指帝王将相或国家首脑，而我们现在讲的企业领袖，指的是一般人成立的团体及其中的带头人，我们所关心的是领袖的形态、领袖权力的培养、领袖本身品质的构成。作者认为，领袖就像马群里的一匹头马，能预见到大概什么事情会发生，然后预先做内部的调整，以准备改变外部的环境。领袖的统御方式是学习、沟通、合作与贯彻。谈到公司文化与认同感，作者认为，公司文化构成了一种气氛，这种气氛使进入该公司者，不论其工作能力强弱，都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并有所改变。这是一种认同感，其影响相当深远。一个不好的公司文化，将使员工工作效率变差；而好的公司文化将使员工认同这种公司文化后，提升其工作品质。身为企业领袖，有责任培养好的公司文化。

第二章 历史与责任 作者从方法论和目的论两个方面详细讨论了儒家学说和法家学说对古代帝王治国方式的影响。作者特别讲到商鞅变法，从完全没有条例到制定出一套管理的制度、管理的方法，并且使其明白、确定、不能违背。严格讲起来商鞅变法不是变法而是造法，是第一次大规模的造法运动，而且他的法，是不许有特权的。到了后来的法家，商鞅是被尊崇为法家学派中最重要的一个学派。儒家讲个人，商鞅讲法，“法”是一个大家尊重的原则，而个人却是经常变化的。最后，作者还分析了三国的形势和资源的分配。任何企业都要衡量自己手上有多少看不见的财产，人力的资源、人才的资源、机会的资源、实际的资源，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因素。大家手上都有资源，孰胜孰败，就看如何运用资源。

第三章 成功与失败 重点比较了历史上几个有重要影响的朝代和帝王的兴衰。不过作者并不是在讲历史，而是拿历史作为例证，来讲组织及组织内部的结构。前两章所谈的，基本上是一个领袖本身可以发挥的功能，现在要谈组织全体，要看组织内部怎样运作，以及它怎样才可以比较好、比较健全地以一个有机的共同体发挥各种人力资源优势，依此完成设定的目的。

作者特别推崇汉代的政治制度：汉代开创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皇帝制度和文官制度，两者并存，既有文官，又有皇帝，两者互相制衡。这使汉代的皇帝，不能专制，因为他们需要反映全国老百姓的需求。

这一章虽然讲的是周、汉、唐、宋四个不同的朝代，但核心内容是中层结构的继续扩散，以及周密化。假定我们手上有一个真正的企业，我想最健全的企业结构，不是有个很能干的董事会，也不是有一个经营之神。一个好的公司必定有一个很健全、很周密的干部体系，而这个干部体系，必定不是僵化的，必定是灵活的，下层必定能够往上层提升，而不好的人将被排除掉，必定具有良好的新陈代谢；公司也必定不只有一条通道传达信息，部门与部门之间联系也必定是很灵活的。这是公司有中层结构的特征，远比只有上层重要。就好比秦朝，虽有一大批非常能干的官吏、非常优秀的将领在上层，可是只有统治阶层，下面是空的，没有社会基础支持，也没有管理层的干部，因此不能维持下去。

第四章 冲突与协调 主要是讲社会、企业与员工三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者认为，假如整个社会被损耗的话，一个企业或一个小团体的得利就没有意义，成了实际上的自杀行为。损耗我们所依存的东西，到最后发现我们无所依附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小团体使大团体遭到损伤，除非有更大的团体代替，否则小团体自己也没有了。反之，一个企业要损耗子公司，或公司要损耗它的雇员或干部，后果是公司自己吃亏。从社会到企业再到员工，三者之间是不同层次的相互依存关系，应该互利而不应该两伤。

自1908年美国哈佛商学院开办企业管理课程以来，世界各国的很多商学院、管理学院都逐渐接受了哈佛的观点：把企业管理看作与法律、医学等一样的学科来教授。今天，企业管理课程在全世界受欢迎受重视的程度，足以证明这门学科的生命力。可是，我们可以想象，权威和标准的哈佛MBA课程恐怕是没有研究中国古代帝王这一部分内容的。研究表明，这是日本人对管理科学的创新和贡献。

日本人发掘中国古典文献中的道理，将其应用到企业管理中，已经到了差不多无处不在的地步。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界屋太一说过：在这令人惊异的时代中，有不少事态正重复着和历史类似的过程——尽管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类还是和以往一样思考，做出相应的反应。

很早以前，日本企业界就流行在经营管理中研究《三国演义》《孙子兵法》《贞观政要》的理论，甚至把其中的谋略直接应用到商业竞争中。为什么日本企业的主管与领导层要读中国的古典文献和帝王学专著？道理很简单，管理一个大企业就好比管理一个国家，中国古代帝王的治国经验是最好的借鉴，而且许多理论虽古犹新。如在《贞观政要》的开端，唐太宗便与大臣讨论“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的问题。创业难还是守业难，至今仍是企业界的热门话题，企业人读到唐太宗与大臣的分析，自然容易产生共鸣。

经日本企业界的提倡和启迪，中外学者才开始尝试从管理制度和管理哲学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古典文献。事实上，不仅是上述古典名著中的兵法谋略可在现今社会的商场竞争中大显神通，中国文化中悠久的关系学和练达的处世哲学在企业管理中也大有用武之地。今天，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大中华文化圈所开设的MBA课程，大概都加进了这个内容，应该说这是宝贵的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和亚洲价值观对现代文明做出的新贡献。

许倬云是哲学博士，出生在中国大陆，长于中国台湾，又迁居美国，既受过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熏陶和浸润，又具有高层次的专业知识背景，他从旁观者的立场来观察文化基础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将这类题材推向哲学层面，颇具见地。他把传统中国文化的智慧融会贯通，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似乎没有什么经济内容的纲领和现代社会实践、现代企业管理联系起来，深刻反思，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做出了贡献，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作者讲历史，讲古人，讲帝王将相，其真实的用意在于借古喻今，像唐朝宰相魏徵一样“以史为镜”，用历史这面镜子对照自己、反省自己、鞭策自己、提升自己。

该书对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分析，对魏、蜀、吴，对周、汉、唐、宋的比较，都非常准确。尤为突出的是比较中国历史上的领袖这一部分，其中对曾国藩的诠释更为精辟独到：

曾国藩是近代史上优秀的人物之一，姑且不论他是否应该攻打太平天国。他挽救了濒临灭亡的清朝，在他的带领下，几乎瘫痪的清朝军队制度、政治制度、地方制度、税收制度等都开创了新的局面。而他的手下左宗棠、李鸿章、沈保桢等，都是中国接受现代化的科技制度、管理制度、政治制度最重要的领袖。曾国藩所栽培的人才，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领导者，甚至到今日仍有所影响。现今的财经人物上溯至美援会、资源委员会，追溯其源流，便是曾国藩一脉而下的技术官僚管理系统。整体而言，对中国贡献着实不小。这些人才，都是在栽培接替者的过程中相继被训练而成的。

历史的真相的确如此。应当说，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所推动的洋务运动：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举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开办新学校；培养翻译人员；派遣留学生出国等，对19世纪末中国的对外开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似乎也可以这样说，倘若没有曾国藩在家乡兴办教育，开洋学堂，大力提升国民素质，湖南这个偏僻的内陆省份便不会涌现出毛泽东、刘少奇、蔡和森、贺龙、彭德怀、李富春、罗荣桓、任弼时、陶铸等一大批改写中国历史的巨人。

我认为，若不精通历史，便不能写这本书；若不熟知经济，也不能写这本书。许倬云博士能把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且古今悬殊的二者结合得如此紧密，必然投入了极大的心血。

（写于1999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