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0月3日，新加坡外交部部长黄根成和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联合公报，宣布新中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建交开启了冷战结束后“新型的大国与小国关系”的新局面，堪称当今世界国与国相互尊重、友好合作、共同发展的典范。

由于地缘政治和历史的原因，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正式独立和建国之后，没有立刻和中国建交。不过，这并不等于双方没有来往。实际上，建国总理李光耀一直在注视着中国的政局和发展。1976年5月，李光耀第一次访问中国，与国家主席毛泽东、总理华国锋进行了会谈，这是两国高层领导第一次面对面、公开、直接交流与分享彼此对各方面问题的看法。从那时起，李光耀访问过中国大陆33次。

1978年11月12日至14日，在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关键历史时刻，邓小平副总理成为第一位访问新加坡的中国重要领导人。

李光耀在回忆录里记载，访问期间，邓小平告诉李光耀，新加坡对他来说算是个老地方了。1920年，也就是58年前，他前往法国途中曾经来过这里，逗留了两天。他很高兴能在相隔58年之后旧地重游。

“新加坡的改变实在太大了，他向我祝贺。我回答说，新加坡是个只有区区250万人口的弹丸小国。我认为，中国真的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他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

他说，他一直希望能在去会见马克思以前，到新加坡和美国走一趟。新加坡，因为在新加坡仍是个殖民地时，他跟它有过一面之缘，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前往法国马赛念书和工作途中路经这里。美国，则因为中国和美国必须对话。”

这次访问，是新中两国合作关系的重要里程碑。李光耀和邓小平两位领袖虽然年纪不同、信仰不同、人生经历不同，但高度信奉实事求是和“发展是硬道理”的共同人格特质使这两位世界级的领袖彼此认同、彼此欣赏。短短三天的访问，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了新加坡的过人之处，心里萌生了“新加坡是可以学习的”想法。自那以后，新中两国之间开始了频密的来往，开展了多层次、多渠道的合作，尤其在经济与贸易领域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

1980年6月，两国签署了在北京和新加坡互设商务贸易代表处的协议，并于次年9月正式设立。1985年5月，新加坡前第一副总理吴庆瑞应聘担任中国政府沿海开发经济顾问，后又兼任旅游业顾问；当月，两国正式通航；同年9月，中国中央政府同意新加坡政府可同中国地方政府直接磋商开展经济合作。

1992年1～2月，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他鼓励中国城市在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同时，学习新加坡成功的经济发展经验。过后，中国许多官方和非官方代表团纷纷访问新加坡，学习新加坡管理体系。1994年2月，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5月12日，“新中合作苏州工业园区”在苏州东郊的金鸡湖破土启动。21年来，苏州工业园区取得了巨大成功，如今，它已成为城市与工业发展的范例，并被成功复制到中国的其他城市，如江苏南通、江苏宿迁、安徽滁州及新疆霍尔果斯。

1994年，新加坡—山东经济贸易理事会成立；此后，新加坡又陆续和四川、辽宁、浙江、天津、江苏和广东等省份成立了类似的经贸理事会，进一步扩大双方在中国区域发展方面的合作。2004年5月，双方决定成立“新加坡—中国基金”，支持两国青年官员的交流。

迄今为止，已有大约5万名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来新加坡接受培训，在城市规划、公共行政管理、廉政建设、公共住房制度、公积金制度、环境保护、公共交通管理、城市绿化、社区管理、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等多个领域学习和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主办的中国高官班（公共管理硕士课程）也被大家形象地称为“市长班”，颇受好评。

同时，从国家国资委到地方国资委，从央企到地方国企的领导和高管，也纷纷南来学习新加坡国有资产与国有企业的管理经验，特别是淡马锡的公司治理结构与模式，对“打破产权封闭”、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能够分离也应该分离”的先进理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2006年8月，新中两国开始磋商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10月，两国成功缔结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中国首次同亚洲国家签订全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今天，新中双边的贸易额已突破1000亿美元，是1990年建交初期的28倍；新加坡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项目逾2万个，过去两年连续成为中国第一大投资来源地（2013年为73亿美元，2014年为58亿美元）。

2007年11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新加坡，并和李显龙总理签订发展新中天津生态城的框架协议；2008年9月，新中天津生态城举行动工仪式。2010年7月，新加坡企业与广州开发区管委会下属公司共同开发的中新广州知识城破土动工；同年9月，新加坡与中国吉林省政府合作的新型农业合作食品区破土动工。

1993年10月，新加坡交易所迎来了第一个中国项目——中远投资（新加坡）有限公司在本地借壳上市；1996年6月，天津中新药业直接上市；2011年2月，李嘉诚的和黄港口资产以60亿美元的融资额上市，成为新加坡交易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IPO项目。今天，本地股市782个上市企业中，中国项目就有145个，接近1/5。

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贸，新加坡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将有一个巨大的飞跃，新加坡政府明确提出了“搭上中国经济顺风车”的理念，鼓励和推动新加坡企业和商家前往中国投资、经商。

除了苏州工业园区、淡马锡、裕廊集团这些耳熟能详的项目和企业，新加坡港务集团也参与管理了大连、天津、连云港、福州、广州、东莞当地的海港。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从上海的崇明岛到甘肃的张掖，从早期的南京金陵饭店、西安杨森药业、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到今天的苏州工业园区和天津生态城，都能看到新加坡投资者或职业经理人的身影。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也加入了这个行列，约10万家中小企业中的一半，在中国市场有相关业务往来。与此同时，约有6200家中国企业在新加坡落户，以此为基地向东南亚、中东、非洲和欧美市场发展。

今年，新中建交25周年，适逢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重大发展战略。面对这个新形势，新加坡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新形势对新加坡又有什么影响？当年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指出：“今后十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将超过8万亿美元，这是很大的需求。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成立亚投行，都是为了解决互联互通，或者说基础设施问题。”“当更多国家的港口建起来，交通更加便利之后，新加坡作为航运、航空、金融中心的地位会水涨船高，成为更重要、‘蛋糕’更大的经济版图的地区金融中心和贸易、物流中心。新加坡应该以‘蛋糕’做大了、经济地位更重要的思路来考虑其今后的作用。”

他表示：“新加坡人才济济，是多元文化之地，新加坡专家对印度、马来文化，对印度、东南亚国家的了解，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中国专家对它们的了解。在‘贸易畅通’方面，作为一个大的贸易转口港、航运中心，新加坡也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新加坡作为亚洲重要的融资平台，也会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起到融资中心和金融中心的作用。”今年5月下旬，筹建亚投行第五次谈判代表会议于新加坡举行，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学报》，2015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