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以来，中国人的性发生了迅速的变化，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堪称革命的性之变。这场变化不仅仅表现为传统意义上的性行为、性关系与性观念的层面，更体现在多元性别在社会上的显性化，以及性语言、身体表达、性与性别话语的丰富化与多样化（潘绥铭、黄盈盈，2013；黄盈盈，2008；魏伟，2015）。大众对于这场变化的感知是真真切切的，对其评价却是褒贬不一。“西方”“传统”的性文化在有关“当代”的性/别叙述中经常被借用（及误用）。因此，在本章，我将集中讨论因为跨境的地理流动而加强的“中西方”语境下的移民们2116838的性/别故事，及其生产情境。除了研究过程，相关的，还包括在当下，涉及中西关系、涉及百姓的时局评议、涉及性问题的此类故事被学术界最终看到的可能性，即学术生产问题，包括投稿、审稿、出版等过程。

西方的性解放、性自由往往被大众认为是中国性之变的根源。即便不少学者倾向于认为中国在沿循西方的性解放之路，是西化与全球化的主要结果之一（如Fan et al.，1995；Jeffreys，2006），但潘绥铭认为这种认识忽视了更为主要的根植于中国社会的初级生活圈及相应社会与经济结构的变化（潘绥铭，2003）。同时，传统的性文化，则被作为另一种参照用来感慨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世风日下”。我在研究中国城市年轻女性日常生活中的性感身体时，曾分析过传统的女性身体与西化的性感身体在解释现代女性的身体观时的显著在场。

在我们的访谈中，还有一种更为抽象的社会文化情境，主要表现为作为群体的“女-男”的性别框架、“现代-传统”的时间框架，以及“东方-西方”的地域与文化框架……尽管我们对于“过去”与“西方”并没有多少体验，但是在“性”“身体”这些领域，中国的“过去”通常是作为一个“保守”的象征而存在，而“西方”则通常是作为“开放”的代表而存在。很有意思的是，在涉及“性”、“身体”有关的话题时，“西方”通常是作为负面形象而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我们逃避自己的一种构建。比如我们会说：艾滋病是从西方传进来的，改革开放后（从西方）引进了好的东西，也引进了糟粕（比如“乱七八糟”的性观念）等。即使是谈到“禁欲”，我们也得拿西方当例子：连西方社会现在都在反思“性解放”，回归家庭等。因此，如果说东方是西方的一种谋生之道，西方则成了东方的归因之所。（黄盈盈，2008：299）

“男-女”“现代-传统”“东方-西方”这种二元式的思维方式突出地体现在我曾经访谈过的城市女性之中。在涉及中西方的关系方面，在性/别与身体的领域，在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政治意识形态与媒体文化的各类建构中，中国人在自己的生活中，糅合了地域与时间的两对二元论，建构起了“西方-传统中国-现代中国”三维2116839的日常解释逻辑。

在这个三维逻辑里，西方与传统中国往往以一种对立式的关系出现，现代中国则已经受到了西化的影响，其与传统之间也呈现某种张力。如果抽离了时间维度，从“把西方作为一种外在的因素影响了中国”这种常见的认识来看，中西方的二元式建构则依然强势。在这个逻辑里，如果说现代中国多多少少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经验感知，那么“西方”与“传统”则更多的是作为“想象”而存在，是否亲历西方，是否了解传统，在构建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性/别与身体方面，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人们对于西方、对于传统的认识。

不可否认，“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等二元思维方式在理论界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与批判。但是生活中人们对于西方的想象，对于中西方的这种建构并不会因此而停息。虽然，人类学家们的经验研究也已经在更为日常的领域回应西方的二元结构（比如身心二元，Lock and Farquhar，2007），但是我觉得，在贴近中国人的日常经验方面，在理解中国人如何看待西方、中西方的关系，以及这种认识对于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方面，此类问题的探讨还远远不够。

因此，在本章中，我感兴趣的思考点是：如果沿循着我之前的研究，认为“西方”在大众对于性之变的解释框架中主要是一种被建构的想象（因为人们并没有亲历西方性文化），那么对于那些有着跨国经历的人，对于既生活在中国社会，又有西方社会的生活实践的中国人来说，对于“西方”的认识是否会改变；会有怎样的改变；亲历西方，是否会带来新的解释逻辑。我关心的恰恰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层面的认知体系与解释逻辑，关心的“不是别人怎么看我们，而是我们怎么看世界”（项飚，2012：26），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怎么看自己与世界/西方的关系。身体与性/别，因为其日常性、“切身”性与敏感性等特点，在我看来，是回应这些问题的“有趣且重要”2116840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