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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个心理诊所，一个女孩向医生描述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她想做一个男性，而且是一个同性恋男性。也就是说，她的生理性别是女性，但是她不想作为一个女人来爱男人，而是作为一个男人来爱男人。
——巴特勒，1990
推到最复杂的情况，扮装是一种双重的倒错，它告诉人们“表象是假象”。扮装说：“我的‘外在’面貌是女性，但是我‘内在’的本质（身体）是男性。”它同时又象征了反向的倒错：“我的‘外在’面貌（我的身体，我的性别）是男性，但是我‘内在’的本质（真正的我自己）是女性。”
——Mather Camp，1972，转引自巴特勒，1990
分隔、净化、划分界限和惩罚逾越行为等理念，它们主要的功能是在本质为混乱的经验之上强加一套体系。只有通过夸张内与外、上与下、男性与女性、一致与违抗的差异，才能建立堪称秩序的表象。
——玛丽·道格拉斯，1966/2008
人们以为很熟悉的“性别”，其复杂性与暧昧性远远超出了二元的思维框架，甚至超出了现代语言的范畴。如今广为应用的“社会性别”，其对应的英文gender是性学家约翰·莫尼（John Money）在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使用到与性别相关的意涵上，当时主要是为了描述那些外观上看起来是男或女但是性器官却天生暧昧因而无法实践其生理性别应有之性别角色的人。这种用法也只被一些心理学论文沿用在专业领域里描述那些“不符合性别刻板印象的个人”（比如阴阳人、变性者、扮装者、同性恋、娘娘腔少年以及阳刚女孩），并没有被主导性地用于女权主义兴起之后的男女性别平等相关的议题上（Haig，转引自何春蕤，2013：91～92）。也正是这个莫尼，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和外科医师协作成功完成世界上首例性别转换手术。
性别的可变议题，在20世纪50年代的欧美社会引起过各界广泛参与的大讨论。1952年12月1日，《纽约每日新闻》公开了克里斯蒂娜·乔根森接受“变性”手术的消息。这则新闻登上了头版头条，标题是：“美国前大兵变成了金发碧眼、皮肤白皙的美女：手术改变了布朗克斯的男青年”。乔根森的故事引发了美国社会关于性别的可见性与可变性的讨论。它提出的一些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产生了强有力的反响：我们如何决定谁是男性谁是女性；我们为什么关心这个问题；人类真的能够改变自己的性别吗；性别是否并不像它表面呈现的那样显而易见。人们开始重新思考那些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明了的类别。作为回应，美国的医生和科学家开始探索性别被定义的过程。
变性手术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医学的技术手段上，还包括，甚至更为主要的是触及谁决定性别是否可以变、变到哪个方向、变到何种程度等伦理议题上。大卫·瑞玛的故事也把这种复杂的社会性一面展露无遗。
我要讲述的第一个故事是大卫·瑞玛的故事
他是1965年出生的一对双胞胎男孩之一，出生后8个月在接受电刀包皮环切时发生事故，阴茎因电烧灼而被严重损毁，于是莫尼建议把他阉割后作为“女孩”抚养，“她”到9岁时，已经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好女孩，于是莫尼在耐心等待数年后于1973年发表文章提出手术可以成功改变一个人的性别，这在当时确实引起了轰动。之后很多阴茎先天发育不好的两性畸形儿童接受了类似处置。然而，到了青春期，大卫·瑞玛开始表现出男性化的明显特点，虽然“她”并不知道当年手术事故和自己被迫变性的故事，但是“她”坚定地相信自己是男孩。本来莫尼还要替大卫·瑞玛完成性别再造手术以使“她”真正成为女性，但是大卫在获悉自己的经历之后坚决拒绝做人工阴道手术，而要切除雌激素催生的女性乳房并再造男性生殖器以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莫尼早就了解到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但是他没有勇气承认当年判断的错误，有意隐瞒了这个问题。直到1997年，米尔顿·戴蒙德医生披露了大卫·瑞玛的实情，莫尼当年的观念受到广泛批评。
即便是今天，有关变性的各类故事也层出不穷，相关的医学讨论与伦理争议一直没有断过（Karkazis，2008；Hausman，1995）。性别的复杂性也在变性、换装，及其他各类性别的模糊与不一致方面越发凸显，这些生活中的性别模糊与可变也对固化的二元男女性别的框架提出了挑战与质疑。而且，这种挑战因为触及了人们最为基本的身体层面——曾被认为最为本质性的存在，而唤起各类纠结，且备受指责。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自第一例向社会公开的变性案例“张克莎”起，“变性人”屡屡进入社会视野与媒体故事之中。但是，在中国的情境中，人们猎奇与看热闹的成分要多于其在西方社会中引起的震撼与歧视。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相对于“男女二元”的现代性别框架，性别更倾向于以一种暧昧的形式存在于广受欢迎的戏曲、文学作品、民间传说、民间表演以及一些医学记载之中（吴存存，2000；张在舟，2001）。
就现代的中国社会而言，迄今为止，对于到底有多少变性人，从几千例到几万例？确切数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下面一些在当时引起过媒体较为广泛报道的大事记中可以看到，自20世纪80年代起，以北京为中心，不少医院都开始施行变性手术，而且有些手术被媒体不断冠以“中国第一”（有关变性的）之称。
1983年1月10日，张克莎在北医三院整容科做了变性手术，手术非常成功，其成为中国第一个变性人（男变女）。但是由于手术的绝对保密，这次手术只是作为医院内部的研究课题，新闻界和社会对此并不知情（王刚，2003）。
1984年，北医三院整形外科主任夏兆骥教授做过一例变性手术，亦未经报道。动手术的是东莞一个19岁的男性，坚持要变成女性，夏兆骥为其切除了男性性器官，并再造了女性外部性器官，包括大小阴唇、阴道、阴蒂等。
1990年7月，上海长征医院整容外科何清濂医生完成了我国首例公开亮相的男变女的变性手术。变性人叫秦惠荣，变性后做过大学教师、文员，翻译过英文著作（何清濂，1993）。
1990年11月，陈焕然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在其导师陈宗基指导下和医院领导支持下进行了北京地区首例变性手术。
1992年，夏兆骥为一位30岁的男性和一位22岁的女性进行性器官内部互换手术，手术获得成功，是世界首例。
1995年，北医三院做了一例轰动全球的男女互换生殖器手术，由夏兆骥教授主持进行。但手术没有成功，国外媒体进行了报道，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
2003年左右，中国总共进行了约110例变性手术，其中半数是陈焕然所为。而且此时武汉、广州、成都等地也开展变性手术，但其中90%的手术仍集中在北京。
2009年，陈焕然从1990年至此就已经做过 200余例手术。北方相当一部分的变性手术都经由他手。
国内第一个关于变性手术的规范，是2009年卫生部颁布的《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试行）》。这个试行版详细规定了施行变性手术的医疗机构、人员以及技术管理的基本要求（卫生部，2009）。要求施行手术的变性人，必须满足以下五个条件：
（1）对变性的要求至少持续5年以上，且无反复过程；
（2）术前接受心理、精神治疗1年以上且无效；
（3）未在婚姻状态；
（4）年龄大于20岁，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5）无手术禁忌症。
在真正实施变性手术前，必须提供如下的材料：
（1）当地公安部门出具的患者无在案犯罪记录证明；
（2）有精神科医师开具的易性癖病诊断证明，同时证明未见其他精神状态异常；经心理学专家测试，证明其心理上性取向的指向为异性，无其他心理变态；
（3）患者本人要求手术的书面报告并进行公证；
（4）患者提供已告知直系亲属拟行变性手术的相关证明。
但是规定如此，真的执行起来却又是另一回事。如本章的主角文姐一样，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会攒钱去泰国做手术。一方面是考虑质量，另一方面也因为省事。
此外，在各类报道中，也不乏变性人与医院之间的官司。比较出名的案例有李莹（变性不彻底，变性后无法过性生活）、高婷婷（未提供离婚证明，医院未履行为其免费做变性手术的承诺）。就在2015年，被称为国民女婿的黄海波因为其“嫖娼”事件中的对象是变性人，使得“变性人”再度进入大众（至少是媒体）的视野。而且，有别于以往的是，最近几年，随着中国LGBT运动的发展，有关跨性别（包括变性）的活动也以传统新闻之外的倡导类故事版本在社会上显现。相比而言，学术界再一次彰显了其滞后性。
我对于“变性”议题的关注，首先来自平时我们所举办的中国性研究会议及研讨班、讲座等活动；其次来自草根组织的介绍与发言。更为直接的参与则是在2003年，应香港朋友的邀请，我参加了在香港举办的一次小型讨论会。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2013年变性人W小姐争取结婚权利一案引起了香港法律界及社会的热议。
我发现，学术界为数不多的论文除了与媒体一样透露着浓浓的猎奇味道之外，基本把变性“病态化”，称其为“易性癖”。结合相关的社会背景（被社会新闻广为报道的变性现象、变性手术），将变性作为医疗事件的论文也有不少。当然，最多的还是法律界的讨论。与我的想象不同的是，法律界的讨论整体上比较宽容，探讨甚至争取变性人的结婚、家庭、参赛资格等权利的文章不少，反对针对变性人的歧视的论述也有不少。不过，这些讨论基本也处于零零散散的状态，没有形成争鸣或者对话。此外，比较遗憾的是，虽然针对变性人的生活与生存状况的记者采访、纪实类文章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出现，但是除了数量上比较少，其所能体现的“主体的声音”也非常有限。首先，“变性”这个议题，在现有的学术界讨论中，并没有“显化”，也远远没有形成讨论的语境。其次，在极其有限的论文中，变性人“被显化”要远远超过主动“显化”（这里需要插播一个重要的注解，就是有关“显化”的讨论。我个人至少以为，显化，social visibility，不见得是好事。对于当事人来说，隐性所带来的生活空间不一定比显性要差，甚至在某些历史时点，不被人知、不为社会所议论、不受国家治理所关注反而带来更多的实践空间。但是，猎奇与客观主义视角之下的“被他人显化”则往往携带着很多偏见与歧视。而且，从历史素材的角度来说，不同声道是非常重要的，作为“边缘群体”的变性主体的声音更是多声道中不可缺的部分。这两点，恰是我坚持社会学经验研究的重要动力）。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与文献背景之下，我督促当时唯一的一位男学生以口述史的方式来开展“变性人”研究，尤其要突出变性人的主体在场，包括其生活经历、身体经历以及其与各类社会关系之间的互动。这样的议题，除了现实层面的积极意义，其与我们对于性/别、身体的关注非常契合。“变性”，凸显了对于现有性别规范的挑战，以及医学与生活的冲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