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流派的西方经济学、管理学文献尽管在概念、理论上互相攻讦、抵触，但都是基于私有制企业的价值实现进行研究，把劳动力价值的实现作为一个次要、附属变量。比如，无论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是新增长理论，都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了资本积累上，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皆取决于或主要取决于人均资本的数量，而其所谓收敛速度不过是资本家投资多长时间后会达到一个利润率才能保证投资所需收益的状态的修辞性说法，是基于资本家的角度对于经济问题加以论述的。亚当·斯密理论虽然在科学性上高于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但在解释国富的原因上也存在逻辑混乱问题。当代信息经济学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对立物，但其著名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理论就系统地（既包括事前，也包括事后）把罪责归于一般的投保人，研究最优保险政策如何做出应对，以服务于保险公司的利润最大化。西方管理学虽然远较西方经济理论贴近实践，但也通常把美国、德国、日本、瑞士等国的生产率溢美为白领阶层的技术创新（包括开发新产品），管理层的管理（人力、资本和企业战略）能力，资本所有者的资本、资源动员能力。确实，西方经济学、管理学很少关注劳动价值是否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服务于了劳动力的需要。

本文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来阐述占优经济发展模式的生成机制。马克思看似没有关注国富，而是关注生产过程，却为国富的原因提供了最为深刻的见解：劳动才是价值的源泉。从方法上看，这属于还原论。这种还原论不同于西方微观经济学把宏观的经济现象还原为抽象的个人理性，也不同于西方宏观经济学偏要用GDP的概念来构建其既缺乏微观基础又与宏观事实不一致的总体经济模型。西方这种对劳动力价值实现的忽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是不可能出现的。本章对人的价值的认识、认可、表述不是笔者的独立发现，而是对毛泽东那一代人对世界经济学的一大贡献和在世界经济学界的领先之处的一个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