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政府是由这个国家的一些社会成员构成的，似乎政府应该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其控制变量。但政府本身的组织效率效益和其强大的资金来源及其基础上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使得政府凌驾于社会之上，这有可能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控制变量。一方面，在清政府积弱百年的条件下，新中国仅仅经过27年就初步建立了基本完备的工业经济体系。这主要是产业的发展需要的智力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工业设施和技术基础设施（Tassey，2014）超越了私人产业的能力后，毛泽东一代人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经济的方法。这种方法使得在毛泽东逝世时，中国的军事实力已经在中亚大体上能够保持均势（肯尼迪，1988：552～553），更不用说，中国的军事影响力通过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早已超出国界了。这本身就已经表明，亚当·斯密的政府“守夜人”理论不是什么科学的理论。中国的需要、中国的实践把政府拉到了经济发展的中心舞台。另一方面，集中精力、全力发展是否适度，是否影响其他重要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在选择经济发展模式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经济发展的各种状态变量固然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自行调适，但这种自行调适如果没有合适的控制，就可能侵蚀经济发展模式的占优性。一个国家越能依据状态变量的反馈进行相关的控制，其经济发展模式的占优性就越能得到建立、加强和保持。为了施行控制，首先需要对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的需要、手段、目的进行评估，建立衡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