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论辩，从“政治”和“社会”观点赋予历史教育重要性，今日将面临两个“不合时宜”的问题。一是不符合当前学校“教育”的目标和个人的自我需求，二是不符合“历史”作为一个“学科”的意涵。本文认为，当今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历史教育必须回归历史学科，从历史知识是建构的、不确定性的等这些特质中，重新调整历史教学的方向，使学生有机会实践历史学家的思考方法，从而获得理解社会、面对世界的能力。

为什么需要来谈“历史知识特质”与“历史教育方向”的关联性？事实上，这两者有关联是相当晚近的事。因为长久以来，在台湾，“历史教育”更多的是与“社会政治”的目的相联结的。这种设想历史教育的方式，比“历史知识本质”的思考更为人所熟知，渊源更为久远。

回顾台湾从2000年以来有关“历史课纲”的争议，原因何来？原因当然多重，但最根本的因素是：历史教育被认为可以传承某种特定的价值观，历史教学可以形塑学生如何看待过去，从而影响他们如何看待未来。这也就是说，许多人更习惯于从“政治”或者“社会”观点来赋予历史教育重要性。在许多人心目中，历史教育本就应该承载群体、社会或国家凝聚成员和促进公民认同的责任；历史课程中应该教导这个社会或者国家或者某个群体共享的文化遗产，因此加强同一感和促进团结，以便维系成员的认同与情感。很讽刺的是，在许多国家地区，这样的教育导向促成的实际发展往往反其道而行。这样的历史观不但没有带来团结，反而招致社会的分裂、情感的撕裂与各方的对立。

为什么大家习惯往这个方向来看待历史教育，甚至极其“理所当然”地如此认定历史就应该担负这样的责任？原因同样也是复杂的。首先，这涉及历史学的一个本质因素。历史所探究的对象是“过去”，而很多人总是拿“过去”来为“现在”服务。大家也都清楚，怎么看待过去，左右着你如何面对现在，甚至影响着如何思考和规划未来。诚如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的名言：“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而另一位知名的世界史家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也说：“历史知识，不折不扣就是以谨慎和批判方式所建立起来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历史，我们的集体记忆，经过小心的编撰和批判的修订，可以使我们具有社会性（social），与他人共享观念和理想，并形成各种不同的人群团体……”2163335换言之，历史是形塑集体记忆非常有力的媒介。

其次，很多非历史学科的专家或教育学者经常提出这样的理由：历史学科是学校教育的一环。他们甚至把“学校”教育再往上推，归之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他们主张，学校在社会中，而历史学科既然隶属于“国民教育”，那么，历史课堂中所教所学理当为国家服务，培养爱“国”、爱乡的精神，使学生未来能够成为信仰纯正、认同坚定的好国民、好公民（当然，在这里我们可以先问：培养“好公民”是很重要，但我们究竟期待怎样的“好公民”）。

无论如何，上述两大因素，使得历史教学似乎不只关乎学校、学生、老师，还成了社会、国家之大事。历史成了公共舆论的议题，社会中从上到下，人人因此都可理直气壮地来说历史、谈历史。这样的现象，举世皆然，不独台湾。

那么在这样一种普遍想象历史教育的方式下，为何今日却要反其道，提出从历史学科本质出发，从“历史知识特质”来思考“历史教育的方向”？站在“历史学科本质”这个观点，规划历史教育的走向，有什么益处？或许反过来提问会更有助于厘清某些迷思：将“政治”“社会”的需要用来要求历史教育，以此定位历史教学，在今天来看，究竟有什么问题？

我想从两个方面来检讨政治社会目的下的历史教学“不合时宜”：（1）无法符合“教育”理念和“个人”需求；（2）无法符合“历史学”之义和“历史知识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