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自然界”是公木一项重要的具有开创性的学术研究成果，生前曾在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过《第三自然界概说》，集中阐述过这一论题。他提出的“第三自然界”不是一般的学术课题，而是个重要的理论范畴。认为人类通过劳动，从“第一自然界”中创造出“第二自然界”，人类本身便是这个“第二自然界”主体并生活于“第二自然界”。而所谓“第三自然界”，则是人类想象的产物，是以人类活动为核心的“第二自然界”的反映，是影子世界、精神世界，是浮现人们大脑银屏上的光辉灿烂的创造物，它不存在于意识以外，它是生命的火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它是由艺术或诗所建立的形象王国。对此展开了充分和精辟的论述，形成了独特的一家学说，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什么要研究“第三自然界”？据公木讲，这个“假说”是“经过近30年思考，几度反复，到1980年前后才形成的一个观点”。而1981年写出初稿、1982年定稿的《话说“第三自然界”》，便是引申于两个青年人的文章。公木论文副题为：“读《同青年朋友谈诗》答谢曹同志”。谢，即谢文利，20世纪60年代初就读吉林大学中文系，聆听过公木老师的教诲。谢与曹合著《同青年朋友谈诗（征求意见稿）》，“接受、使用了关于‘第三自然界’的理论，并且做了很有意义的发挥”，这使公木“最感兴趣”，进一步展开、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直到1993年完成专著《第三自然界概说》。

和公木熟识的学者郝孚逸认为：

公木《第三自然界概说》中，尽管有些理论还可以进行深入探讨，但就其整体来说，给予我们印象同样是十分深刻和难以磨灭的。由于我的视力丧失，不能看书，请人将全书录制下来，反复听了三四遍。越听，越感到不能平静，总觉得在这部纯粹学术性的著作中，仍然闪现着那令我倍感亲切的战士身影，那由于文章和道义并茂而生发出来的理论情操，洋溢在全书的字里行间。

《第三自然界概说》所说的三个自然界的理论，从“自在”、“自为”到“形象”，是以客体做基础并进而研究主体的，属于艺术的范畴。三个自然界的理论有其历史渊源，如达·芬奇的“第二自然”说、康德的“另一自然”说，以及中国古典艺术传统中的一些表述如“妙造自然”、“意境”等等，加上作者自己认为是受了直接影响的高尔基的文化创造论，都可以同它作不同侧面和不同程度的类比。然而，由于这一理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深化和发展作为指导和理论基石的，因而在同有关理论的比较中，显示出无可争议的科学性和先进性。这种科学性与先进性，既表现在对三个自然界的划分当中，更表现在蕴含于这种划分当中的基本理论的核心内容。第一自然界具有彼岸性。从具有彼岸的第一自然界形成具有此岸性的第二自然界，是由人类的实践、即人的创造活动得来的。第二自然界主要由人化自然和人类社会构成，它又是第三自然界，即人的精神世界主要是诗和艺术的世界得以生发的现实性前提和依据。在这里，主要起作用的仍然是人的实践即人的创造性活动。一个是丝毫不能偏离的客观现实性，一个是应该充分强调的主观创造性，这就构成第三自然界的两个最基本的因素，丢掉哪一个方面，第三自然界就无由产生。

学者萧焜焘认为：

《第三自然界概说》是一本言简意赅，义蕴精湛，内涵丰富的著作。老诗人在璀璨的情思之中含孕了深邃的哲理。哲理与情思启迪了人们的智慧，并沉浸于美的海洋，满心欢喜地审视着人类自身及其创造的这个绚丽多彩的世界。

老诗人钟情于他的第三自然界，他所认为核心、顶峰的艺术王国，因此，对人性王国只作了轮廓式的简略分析，仅仅从其大处论及伦理道德、风俗习惯问题。他指出：“伦理道德实乃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属于‘评价’，断言应当是什么，意识以适应主观需要为圭臬、求善、别善恶，重在践履，激扬着意志。”他反对损人利己，提倡大公无私；他推崇真实与真诚，真与善的统一。这些都是切中时弊的道德箴言。他还指出善恶相依的道理，由此，自然可以导引出：恶实乃善的内在本质的辩证哲理。

他把科学思维归属于理性王国。理性一辞是一种泛称，哲学家、科学家，各有其自己的界说。大约在康德以前，理性主要指人的健康理智，形式逻辑思维、数学思维，是从事实证科学研究的绝对方法。自从康德将人类认识能力三分以来，理性就有了确定的哲学内容。感性、知性、理性，上述科学思维种种，就是典型的知性分析方法，而理性思维，特别是到了黑格尔手里，实际是以“辩证综合”作为其理论内容。因此，这里的理性王国，严格讲，是知性王国。

世界上从来没有纯客观的科学。科学研究只能以地球为基地，以人为主体，以服务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展开。公木提出：“科学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他从内部并且以自己的方法来描述宇宙”，“人把自己对象化于科学之中，把自己的精神赋予世界，并在创造中体现自己的本质”。于是，他从而概括出科学思维的实质是：“给无形以符号，显万有之意义，以逻辑做经络，置运动于轨迹”。他强调了人的科学认识的主体性，认识过程中的主客交融性，知性抽象的普适性与有效性，从而论证了科学思维在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地位。科学思维高于直观联想、意志决断，真正锲入事物的内在本质之中，并为上升到艺术领悟与哲学思辨在更高层次的精神领域架起了过渡的桥梁。

公木对“第三自然界”的研究，不仅出于理论兴趣，更是出于理论责任。

在《第三自然界概说》中，公木写道：“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工作者，特别是肩负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责任的一代文化人，于立足于‘今日中国’的前提下，其理论空间，其精神视野，必须延伸到‘古今中外’。”所谓古今中外，是一个从纵的方面和横的方面，即如何对待和处理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外关系的广泛概念。这不仅具有丰富的内涵，而且带有极大的复杂性。这在过去的革命时期是这样，在当代的现代化建设时期更是这样。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任何一种科学文化，乃至任何一个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人，都要在如何解决古今中外关系的问题上有所抉择，受到考验，从而产生或前进或倒退，或鼎盛或衰败，或繁荣或枯竭，或有所成就或一事无成的不同结果。古今中外包括古与今、中与外这两对矛盾，关键是“古今”中的“今”以及“中外”中的“中”，即今天的中国或中国的今天。这是因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既是目标与方向，也是出发点和归宿。中国的今天是前天和昨天的发展，因而不可能割断联系；今天的中国处在世界民族之林，因而也不可能相互隔绝。让古代的和外来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经过批判的吸收而为我所用，这就是借鉴、对比，毛泽东同志说过两句话，其意为，有这个借鉴和没这个借鉴是大不一样的；借鉴不能代替自己的创造。2187468很清楚，为今日中国之必需，创造，就是目标和方向，就是出发点和归宿。借鉴也是为了创造，不借鉴便无由创造，一切排斥和一切照搬不是借鉴，更不是创造。离开创造的借鉴，往往不是一律排斥就是一律照搬。在历史和现实中，大自民族国家，小至个人研究，成功的范例和失败的例证都是很多的。在我国多次发生的有关古今中外的学术论争中，是复古还是崇洋，是借鉴还是创造，这类讨论经常出现。远的不说，就从五四运动算起，到现在就没有停过。经验证明，要使问题得到真正解决，除通过必要的学术探讨与学术争鸣外，往往需要社会变革中创造性活动的成功实践，来做出完全让人信服的科学结论。五四运动提出来的有关古今中外的问题及其经验教训，虽然后来有过若干讨论，但一直到了延安时期，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才做出了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判断。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这个问题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而正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推进和发展的过程中，才逐步达成共识，从而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读了上面这段话，我们深为公木的理论建设意识和理论探索勇气所折服。“责任重于泰山”，他意识到学者身上肩负着攀登理论高峰的责任，必须回答面临的时代课题。以一个老迈之躯开始在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跋涉，进入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这一理论研究成果，正在受到学界和理论界重视，将有更多的学人去对这一课题展开研究。“但开风气不为师”，作为一个理论开拓者，第一个在新的研究领域勇于吃螃蟹的人，公木的探索精神必定会受到后人的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