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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木先生是我国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说先生是著名诗人，是因为他在《公木诗选》后记中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诗”，一生作诗无数。其中，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就是根据先生创作的诗歌《八路军进行曲》谱曲而成。除此之外，先生以30年的心血写成的那首哲学长诗《人类万岁》在当代诗坛的影响也是不可磨灭的。诗是先生的表达方式，在诗中，先生用凝练的语言、充沛的情感以及丰富的意象来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感悟。显然，诗在先生这里是一种艺术手法。但追问诗本身是什么？这就进入到了哲学思考，即对诗的反思。先生探索这个问题数载，“于多年沉思后，几度反复”终于写就《第三自然界概说》这本充满哲思的大作，不仅充分地解答了自己的这一困惑，同时，也为学界贡献了一部很有理论价值的学术著作。于我而言，这本书使我跟随着先生进行了一次思想之旅，走了一段从诗到哲学的上升之路，受益良多。
综观全书，先生首先从三个自然界的界说入手，逐一阐释了何谓“第一自然界”“第二自然界”和“第三自然界”。在这里，自然界与世界同义。第一世界是在人类之前之外存在的世界，亦即“第一自然界”；第二世界是在第一世界基础上，人类通过实践而创造出来的对象世界，亦即“第二自然界”；第三世界是作为第二世界之反映又不断对之进行正负反馈的精神世界，亦即“第三自然界”。接着，论证了“第三自然界”萌生的认识论根源以及“第三自然界”的广阔疆域，包括科学理论思维、伦理道德思维与宗教思维以及文学艺术思维——凭借科学理论思维，人们达到“认知”；凭借伦理道德思维与宗教思维，人们做出“评价”；凭借文学艺术思维，人们进行“审美”。进而，肯定了文学艺术思维的物质载体即语言、符号和意义。语言表达的局限性使文学艺术思维寻求符号和意义的表征。而正是符号和意义的表征，先生最后提出了“第三自然界”始于创作，形成于理解，正是理解使“第三自然界”获得生命力的独到见解。
不难看出，全书整个论证过程逻辑严谨、字里行间闪烁着思想的火花以及不胜枚举的独到见解。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全书包含着先生多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和运用，还有他对西方哲学的关注和把握以及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和吸收。
具体而言，我首先被先生自觉地运用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智慧所折服。将马克思哲学解读为实践唯物主义是早期学者艰辛努力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的学者依托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关于“实践”的论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理念。“实践唯物主义”既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客体的逻辑”，也不同于唯心主义的“主体的逻辑”。归根结底，“实践唯物主义”是主客体统一于实践的逻辑，也即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当然，理论的阐释固然重要，灵活运用则更加难能可贵。先生的厉害之处就在于能够自觉地运用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比如，关于“第三自然界”的表述。先生既肯定“第三自然界”的主观性，认为“第三自然界”是作为“第二自然界”主体的人类的表现，是影子世界，是精神世界，是“意义世界”的升华和结晶，其形式是主观的；同时，又肯定“第三自然界”的客观性，认为“第三自然界”源于并属于“第二自然界”，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中介对“第二自然界”的反映，其来源和内容是客观的。进一步，以诗这一精神产品为例，“诗是把现实作为可能性加以创造的再现，无论怎样虚构，变形而不违真实，虚妄而依然真诚……诗的想象……只能是现实生活的折射，它的根须仍然是扎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中”。在这个意义上，先生批评了认为只凭“直觉+情调+想象”就能进行诗的创作的观点。在处理“第二自然界”和“第三自然界”的关系时，先生认为二者统一于实践。也就是说，一方面，永远不会有“离开物质的实践”，实践本体内在于物质本体；另一方面，体现“主体性”原则亦即“为我关系”原则的“第三自然界”，只有经由实践或通过实践，才能实现其自身的超实在的实在性与超物质的物质性。
先生对实践唯物主义的精妙把握和运用可见一斑。不仅如此，先生对文学艺术思维的物质载体即语言、符号和意义的理解与西方语言哲学从语言这一媒介出发理解哲学也有如出一辙之妙。语言哲学认为，世界在人的意识之外，但世界却在人的语言之中；语言既是人类存在的消极界限，又是人类存在的积极界限。语言哲学试图通过语言重新理解人与世界、自然与精神、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不言而喻，在语言哲学那里，语言是理解的中介。先生与此不谋而合。在他看来，思想完成于语言，语言乃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由此，更进一步，先生从语言的生成到语言的转化，再到语言的加工，不仅揭示语言的“表述”职能和“表达”职能，而且也揭示语言的“表征”职能。正是语言的“表征”职能，“第三自然界”才是可以理解的。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孙正聿先生在谈到哲学的表征意义时的精彩论断。他说，“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和人类自身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根源于人类的理论理性对存在意义的寻求和存在意义对人类的实践理性的支撑。”这里的存在意义“不是以语言的‘表述’职能来陈述的经验事实”，“也不是以语言的‘表达’职能来传递的情感或意愿”，而是“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理论表征”。“表征”是不同于“表述”和“表达”的哲学方式。当然，哲学不同于艺术或诗，但是从广义上来说，它们同属于“第三自然界”，因此，也可以引申说，“表征”是“第三自然界”尤其是文学艺术思维的存在方式，把握语言的“表征”所揭示的意义世界是理解“第三自然界”的关键。如此看来，在对重大的理论问题进行艰辛探索的过程中，伟大的头脑总是会殊途同归的。
再者，先生对三个世界也即“三个自然界”的划分也令我耳目一新。在此之前，自然界的二分为学界所熟知，这是马克思自然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学界开始对此有更深刻的认识始于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汉译与研究。马克思的自然观认为，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是第一性的。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自然界被划分为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自在自然指的是人类实践活动尚未作用过的自然界，包括人类世界出现之前的自然界和人类世界产生之后但人类实践活动尚未涉及的那部分自然界。人化自然指的则是已经被人类实践活动改造并打上了人类主体意志烙印的自然界。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统一于人类实践活动。先生“三个自然界”的划分是对马克思自然观的继承。他的“第一自然界”对应的就是自在自然，“第二自然界”对应的则是“人化自然”；同时，他又做出了对马克思自然观的自我理解，他在人化自然这一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第二自然界”中剥离出了纯粹思维的领域，即“第三自然界”，从而为阐释诗的本质、艺术的本质乃至精神世界的本质提供了可能。在理论创新的意义上，这一点非常值得肯定。
在对“第三自然界”的进一步阐释中，先生不仅揭示了诗与艺术“真善美”的本质，又指出了“第三自然界”是通向“自由王国”的必由之路，这使我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马克思。先生将“第三自然界”的疆域划分为科学理论、伦理道德与宗教、诗和艺术等，不一而足。在“第三自然界”中，科学理论承担着认知的功能、伦理道德与宗教承担着评价的功能，而诗与艺术则承担着审美的功能。不仅如此，诗与艺术的最高价值也在于创造美。诚如先生所言：“必须是美的真与善，或者是真与善的美，才能通行到‘第三自然界’。”同时，在诗与艺术创造美的过程中，确证了人的自由本性。先生首先是个诗人，无疑他认为诗的创作乃至艺术的创作就是精神自由的体现。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第三自然界”是理性思维的彻底解放，是精神状态的真正自由。尽管马克思有关艺术的论述都是零星的只言片语，但在人的自由本质力量对象化这一问题上，马克思却提到过音乐、绘画这两种艺术形式。马克思曾指出：“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
最后，先生对“第三自然界”终极旨归的诠释让我看到了他向中国传统哲学的回归。“第三自然界”的终极旨归即实现“主客交融，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就是道家哲学的经典命题。不仅如此，在界定“第三自然界”时，先生多次用到“至善”“大美”的字样。比如，“‘第三自然界’既是由人类创造，又不断反馈于人类，人类已经而且正在步着它开辟的途径，朝着它指引的方向，超越再超越，完善再完善，向着真理、至善、大美的境界飞升。”当然，严格地说，道家并没有更多地直接论述艺术哲学或美学问题，但他们关于哲学和社会人生的许多命题及其阐述却蕴含着重要而深刻的美学意义。道家哲学的美学意蕴集中体现为其审美认识和生命境界，其核心就是对自然本性、自由个性和宇宙生命的探索和追求。道家哲学在本体论上主张自然之道，由此自然之道出发强调自然人性，进而对美也力主自然。如何达至“美”？道家哲学视虚静为人的思维活动的必要条件。虚静即摒除世俗观念的干扰，如老子的“静观”“玄览”；庄子的“游心”“心斋”。不难看出，道家哲学所追求的美是“朴”和“真”意义上的美，它所实现的天人合一只是自在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先生则更强调“第三自然界”的实践性。“人化自然内在于自然人化而又促进了自然人化，实践内在于物质而又改造着物质。”这是先生的高明之处，他在实践的层面上对道家哲学既融会又扬弃，他是在更高、更丰富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道家哲学的复归。
在本文短短的篇幅中，要对先生的这部著作做出面面俱到的评价是不可能的。虽然先生将这部著作命名为“概说”，实则不只是概括论之。这部著作是一本高度凝练的提纲挈领式的理论著作。其中的每一个观点都值得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阐释。在此，我仅就几个方面略谈了几句感想而已。我相信，它的学术价值将会得到更深刻的挖掘，它的学术影响也会经久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