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课铃声响起来的时候

你从天花板上飘下来

之后，你翻了一个跟头

稳稳地坐在一丛莲花之上

莲花向两侧分开，那是

你花白花白的头发

用教鞭指着自己的头发，你问

头发变成莲花

自然不再是第一自然吗

我们围着你，像一个诗话

炉火在你的全身蹦跳

你的大鼻子发出呼呼风声

我们跟着你的袖子旋转

最后大家站到你的白胡子上跳舞

我站上了最白的那一根

你哈哈大笑说

哈喽，生蛋的胡子

自然不再是第二自然吗

我们非常自然地望着你

你却非常自然地望着窗外

窗外正在狂风大作

你眉毛上大作的是狂风

吴老师摇着下课铃走进来

递给你一杯自然界的水，你讲着

讲着讲着，自然而然地睡着了

我们呢，听着听着

自然而然地飞走了

2018年1月10日 深圳

附记：

在公木老师离世20年后的冬夜，重读《第三自然界概说》，恍如坐在教室里倾听先生隔世授课。故以上诗志悼。

1978～1982年，我在吉林大学就读期间，有幸成为公木先生最亲密的本科学生。在那个思想解放、诗歌冲决的年代，无论是作为诗人之间，还是诗歌学者之间，那一段忘年师生之间的交往，都令我受益终生。

1998年，公木先生逝世时，我写过一篇《和公木谈话》。

20年了，再想和先生说话。

当年，是先生亲自为我们的诗社题写了刊名《赤子心》。开启了这一中国当代著名大学生油印诗刊四年9期的艺术历程。与此同时，我也多次为先生送去我收到的《今天》杂志及各类民间的油印诗刊诗报。我当年在校期间所写的两篇论文《复苏的缪斯》与《崛起的诗群》，均由您直接交给学校科研处全文打印成册，使那些普通大学生的习作，享受到了教师科研成果般的待遇。现在的人们无法懂得当年一叠学生钢笔书写的草稿与一本清晰庄严打字论文稿之间天壤之别的阅读效果。更不知道此举在一个受宠若惊的青年人内心掀起了多大的波涛。整个1979年的寒假，您亲自帮我修改《复苏的缪斯》。那是我们之间的“蜜月期”。每次去您家我们都谈得海阔天空，却从不纠结于我文章的细节。回到宿舍，我打开带回来的文稿，一字一字地细细体会您写在页边的批语和修改意见。那种普通学生与全国顶级大知识分子在文字上交流的滋味，这一生再也享受不到了。我只是感慨那时已70岁高龄的诗人校长，以敏锐的眼力打破世俗格局，把一个平民学生的涂抹举荐到了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后来，我听杨黎说起与老诗人孙静轩的交往，听张洪波说与大诗人牛汉的交往，听唐晓渡说与大诗人散文家忆明珠的交往……我慢慢知道，文学之道恰如薪火在一辈辈人之间传导。通过您，我几乎一步就越过了当代文学而肉体般地站到了与现代文学大师们接壤的最前沿。而一位老师对于学生、一位大诗人对年轻诗人的影响，正如阳光与空气的无形授予一样不可计量。这几天我也不断想到，您和我的母亲同庚，都生于1910年，同属狗，也都同于88岁逝于1998年。我也说过我自幼父亲早逝……谁能说得清人与人之间还有些什么暗中的感召呢。

老师，我与您的交往，不仅在乎于师生之间，更在乎诗人之交于忘年。可以说，位于东中华路的二层小楼的书房，是我的另一个大学。曾经有过无数次醍醐灌顶的教诲，也曾有过无数次艺术差异之间的避让、激活。我相信，有时一句话、一个点拨，甚至一个表情，可能影响一个年轻人的一生。您给予我的，不是诗歌的观点与立场，而是那种只有您才具有的、《人类万岁》中表现出的经天纬地的气度，是只有您才诠释得淋漓尽致的直率、透明、固执的性格。在诗歌观点与立场上，我们可能各自代表自己的年代而选择了不太一致的方向。不管是过去、现在和将来，即便我们之间进行无数次对话，也恐难于在诗歌美学上达成一致。但是老师一定会说，何必一致呢——是的。读您的《第三自然界概说》，我清晰地领会到了一位大学问家阅读的广泛、思考的递进，以及对观点界定的细致与敏感。其中尤其是，您对于与第三自然界相似的观点的边界之纠结与厘清，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阅读中我也明显地感受到了您的某种坚守。我也似乎明白那种坚守背后的源流与根据。阅读中的多次会心一笑，使我常常在那一瞬间再次无限近地靠向您。

老师，您留下了一本多么有意思的书啊。在一个吞吐天地的庞大命题下，一位诗歌哲人凝聚了几十年的思考，在与谢曹这两位青年后生的诗歌交往之随想中，拉开了对这一重大命名的递进式思考。这本书好就好在，它不仅从大的哲学框架意义上，为我们留下了一部三分天下般的诗意哲学专著。而且从发生学的角度，为后人留下了一例真实的、渐进式的学术生成文案。作者将最终的学术定型作为本书的主体，同时也有意识附录了最早提出观点的原始文稿。与其他许多专著不同的是，老师将与第三自然界命题相联系的两篇哲学笔记同时列于书中，甚至将孕育着原始观点的长诗《人类万岁》附于文后——这样，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将自己对于第三自然界的全部阶段性的思考与界定，包括其源流与历程，老老实实地“陈列”出来，表明了对这一巨大命题的尊重与敬畏。史上这样的书实不多见，而我们早已无法与本书的作者共享与切磋，实是最无奈、最荒凉、最空旷之事。

此记。

2018年1月12日 深圳

附录：与公木谈话

以八十八岁的高龄谢世，公木先生最后的消息传来，我没有更多的悲痛。

血红的落日，缓缓下沉，溅起星光，谁也无力托起它。这是它自己的最后辉煌，独自迎送着自身白发苍然的默然转化。

而我的心中，一种突然的、巨大的遗憾，油然而生！

在他与我之间，仅仅局限于两个人交往的历史中，本应该出现的、最真诚的探讨、诘问、内省，由于我单方面的怯懦、晚熟和地理上的距离，永远失去了发生的机会。今后，我只有空读他的诗书，凝望他的留容。我提出的全部质疑，只能再次无力地折射回到我自己的困惑。

作为热情的访谈者和好斗的理论家，他，是那样优秀的辩论对手！作为某一种文化的苦难结晶，作为某一类标本一样纯正的性格，他，是那样的真实而矛盾！

既然60多年的生命中，我一直苦苦地声称着真诚，既然我直至现在仍想问遍全世界而去寻找一个明白，我怎么能如此轻易地错失了良机？！——这，也许是那段历史赐给我的唯一机会。我枉对了那么多人误认的、我的所谓勇敢与坦诚。

不是悲痛，只是一种特殊的呆滞！

一瞬间，我的意识之柱突然摇晃。同年1月1日，我的与他同龄的母亲同年离世。往事翻涌！快速纠葛！意念不能组合，肉体微微颤抖。

你的离去，相当于最后一次回来，用最后的告别手势，强力地逼我去想！是那想，让我沉重，给我痛憾，把我击倒。

公木老师，缺少了那么多应有的对话，我怎么能回答您！

以我一介平民学生的身份，以我负你40岁的年龄，我曾那么多次失之交臂地靠近过你。

1979年春天，我把诗社的两个名字同时递给你。你用毛笔为我们的诗社命名，书写了“赤子心”。你一句话也没说，把另两个字“崛起”弃掉。那是我第一次面对你。我怎么不问一问：老师，为什么？

坐在如花般年龄的学生中，你手舞足蹈地给我们讲“飞行集会”，讲向反动派扔汽油瓶，讲得家里的藤椅摇晃，讲得布垫落地。在你嘣着嘴唇模仿嘭嘭爆炸声的时候，你像我们中间最大的孩子。我为什么不问一问：你最初的选择是否决定了后来的命运？

我最早的一篇诗歌评论《复苏的缪斯》，是大三时《当代文学史》的结业论文。1979年的整个寒假，你都在帮我修改那篇文章，并且让校方帮我打印成册。在那个与你最亲密接触的寒假，为什么我只是感激地接过你用心写的那一行行小字？为什么我没有把几处不肯修改的理由更多告诉你？为什么面对你激情的演说，我只是可耻地佯装点头！

1981年2月，我把刚刚写好的《崛起的诗群》手稿交给你。一直到毕业你都没有说一句话。你只是正式把它转给学校科研处，再次打印成册。作为它的第一个读者，我们之间本应发生的天翻地覆的、美妙颤动的争论，眼看着一触即发却没有出现！我为什么不问一问老师你到底怎么想？那段时间我干了些什么？我算一个什么样的评论家？

公木老师，1979年你69岁。我现在，也终于活到了和你年龄相仿的地步。才终于明白一个年轻人与一位老人的忘年之交，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

坐落在民主大街东侧的那栋二层小楼，我不知去过多少次——东中华路33号，我曾是二楼东侧的常客，甚至在吉林大学上万本科生中我可能也是登门次数最多的一个。走上二楼楼梯，左手边大门上永远贴着一张纸，记得大约写着“未经预约”……“下午三点以后”……等谢客闭门的内容。而当我贸然闯入后，你总是把手一挥说，你不用管它！

有一次，我刚敲完门，吴老师立刻从房门里面露出脸。似乎她正在门口等候我一样。一看到我，吴老师马上回过头去，向着里面笑着说：哎呦，你看，这是谁来了！——我只是一个普通学生，一文不名，无权无势，更身无分文。今天猜测，那一天我进门前，两位老师可能正在议论到我，而我恰巧突然出现，莫名地享受到了贵宾一样的欢迎。

在你之前，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位大学校长，甚至不认识大学里的教师。我只是觉得有无尽的话要对你说，有无尽的话要听你讲。但是，一到你的面前，我立刻语言纠结，词不达意。而一听你说，我就总想插话打断。然而，我却一句话也说不出，任你的滔滔不绝把我湮没……你坐在你云彩般的书堆中。你阔大的嘴唇、粗壮的鼻子和浓黑的眉毛，总是组成一连几小时的单人演讲。我恨我那时候的弱小。我把我自己变成了你最恰当的舞台。作为访问者，我一定触动了你心中某些久久未能打开的窗口，或许我也一定在对话中勉强与你保持着相同的意识层面——总之，我为你创造了演说者最佳的发挥语境。两个人共同组成了一个无限深远的谈话通道，越谈越远……我那时太欣赏你。我心里明知道，被你湮没，尤其不是对你的尊重。我只是没有发动自己的勇气，我只是像一个粉丝一样仰望着你。你并不是口才最好的人，但是你能把你的道理说得汪洋恣肆。在说着正面道理的时候，你挑战般的性格总是把话说得朴素，又有那么一点儿离经叛道……但是，张老师，你知不知道，在听你说话的时候，我发现过你多少的漏洞，心里涌起过多少不同方向的敏感，还有多少次在急欲反驳的岔路口徘徊……

印象最深的是，连续几个小时的谈话，书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你汪洋恣肆的时候，我眼睁睁看着窗外的天空正一点点变灰变暗，宿舍食堂早已过了关门的时间。我表面装作认真倾听，心里却焦急地想在哪里打断你更为合适。我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地等待着机会，希望从你的语词里找到句号和休止……却总是失败地错过准时收档的食堂。

是什么阻隔了我们。

我幼年丧父，而你恰恰刚好和我的母亲同庚。做过插队知青、中学教师和锅炉工的人，面对一位千载难逢的知音老者、一位最标准的大知识分子，还有什么必要扭捏、造作地佯装恭敬。假如，我拿出内心中最大勇气，一步踏上与你对等的拳台……如果，我翻开《崛起的诗群》，高声朗诵几段得意的段落，或者摆开架势与你进行一番诗学的辩论、时局的探讨……

张老师，现在的我，与当年的你，几近同龄。我们早无法超越时空地进行对话。你已远去，我正无奈。在当时，在我的心中，你就是导师、校长，是神。

正是那一年——1979年冬，我突然想考谢冕先生的研究生。你说了一句话把我惊呆了：你根本不用考他的研究生，你比他强！天啊，张老师，就凭借我记下来的这一句标志性的话，我今天的气度仍然达不到你的烈度。

在你之后，我见过太多的教授、学者与诗人。正是从你那里出发，那些汉字和语音，在到达我年轻的心中时，成为最纯正、最干净的名词。但是它们后来被一个个人和事破坏得让我心灰意冷。

认识了你之后，我才开始读你的诗。我甚至找到了那本古老得像木刻版本的《哈喽，胡子！》。我心里慢慢产生高兴。我发现我与你的性格如此相似！除了那次吴老师说的你看谁来了之外，我在你的脸上也找到了这个根据。小心翼翼走进你的书房，你马上站起来，脸上全是笑容。你轰炸般的谈话，你几小时几小时的兴奋，令我产生对你时间的掠夺感。作为一个最普通的学生，你实在不用应酬我，除了性格与艺术的投机之外，我找不到别的理由。看着你说话的时候，我想到过你的写于1956年有点反逆味道的诗：爬，爬！爬也是黑豆！公木老师，你也是个犟人。

我不能说，是你教会了我写诗，但是你一定暗中地放大了我的某些性格。听你大刀阔斧地谈天说地，不能不为我后来放肆地、斗胆指点诗坛输送了不计后果的那种真实与勇气。

扣掉20世纪前十年，再扣掉最后两年。公木老师与我的母亲一样，几乎经历了这个不平静世纪整整90年的全部。夸张地说：她，是一部苦难深重的现代平民史。而公木老师，是一部沧桑纠结的现代知识分子史。

在与你的交往中，我留下的并不全是遗憾。那些年，我是一个对某种艺术追求得发疯的青年人。我一直尊崇着你的人格，但内心里却一天天地在生长美丽异端。面对着庞大的传统与文化格局，我一直暗藏着一种与之对立的诗歌艺术情绪与观点。

虽然没有理想中的交锋，但我内心一直暗暗设定着，并大体做到——平等、自尊地以诗人的相似身份与这位老人相处——我相信，在他的身边，不会有太多类似我的人。我，是他亲眼看到的、嫩叶一样钻出地表的怪草。他，是我触到的、可疑森林中一株真实的大树。我们的性格中，有一种相似的执着、逆反与生硬。如果把双方分别错放到各自的年代，我也会去扔汽油瓶，他也可能书写诗群。

——正如他想真诚地改变我一样，我也一直在试图真诚地改变他！

20世纪70年代末，吉林大学的诗社一直兴奋地与全国最新诗潮保持着同步。它也是后来惊天动地的“朦胧诗”一个小型的发源地。在横跨几年的过程中，我几乎一点没有折扣地、把我当时所能得到的全部最新非官方诗歌，一批批送到他的案头。如果说回报，我觉得这才是我对于自己老师的最大回报。

大概从1979年春天，也就是《今天》杂志出刊第三期“诗歌专号”起，公木老师就看到了当时的全部。这使得他成为当年中国诗坛上最早接触“朦胧诗”的诗人之一。也许因此，他，没有像有些老诗人那样与新潮奋力对抗。

我清楚地看到了：巨大的艺术反差，在他的身上激起了过敏反应一样的心浪。最终，他从自己纯净的人格与艺术的真诚出发，对它们发出过率真的赞美。同时，他也从来没有脱离过自己一生坚守着的集体性阵营，包括自己的创作。老先生的后期，为此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我与这位老人，进行过那么多次天空中的谈话，在词语中，我们几乎没有降落到各自生存的世俗境地。被众多朋友所知道的、他对我生存意义上的几次帮助，发生后我们几乎再没谈起。依他的单纯，他虽以校长身份的询问也被有关部门轻松地应对……在我突遭驱逐的那一年，他主动找到贤明的领导，亲自上门陈情……在驳斥崛起诗潮的严厉会议上，他为了替我说出一点公平话，不得不中断发言在主席台上当众掏出治疗心脏病的药……

1998年11月，在得到公木先生去世消息前一个多小时的那个黄昏。我和王小妮正在开车向西。左边一千米是茫茫南海，右边是茫茫中国大陆。天空布满奇怪的、平面般的阴云。太阳突然出现在斜前方，像一块暗红的水彩那样黯淡！再抬头时，有棱角异常分明的云横切过它。暗色球面的下方，出现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直角形状！反反复复多次。我们停下车观看，惊异了很久……我从来不相信人与万物之间的对应或征兆。我只是感叹天空中的事情有时也离奇得不可思议。我一直渴望把万事万物弄清，却多年一再接受困惑。

公木先生一生都在写作与思考。我相信对于他本人的逝世，他自己也会感到遗憾。他也会说：还有那么多的字没有写，还有那么多的争论没有进行！

1998年11月5日

2016年10月9日略改

后注：2002年5月，公木先生逝世三年多后，我和王小妮专程到河北省辛集去看望他。在他的故乡，公木先生已经化成了一座真正的丰碑——一块从太行山上采集到的、十几吨重的墨绿色大玉石，上面用粗壮的魏碑体刻着：

军歌词作者、诗人学者教育家

张松如（公木）之墓

辛集市人民政府

公元一九九九年十月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