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调整后的预期生育峰值并没有出现，有学者甚至担忧中国将陷入低生育率陷阱71343166。实际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反映出基于生育意愿的家庭计划已替代国家计划成为影响生育水平的重要变量，而低于预期反映出家庭生育决策中存在众多抑制因素。其中，职业女性参与劳动是否成了二孩生育行为的抑制因素？世界劳工组织估计，2016年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超过63%；《2016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数据显示，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约为64%，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71343167。且大多数职业女性在生育后并不退出劳动力市场，生育与就业的权衡必然成为生育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有必要探讨职业女性的劳动参与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学界对职业女性生育行为的研究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以女性就业市场和家庭为主体探讨生育政策调整下生育行为对职业女性的影响71343168；二是从“鼓励按政策生育”角度探讨二孩政策下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71343169、生育困境71343170和生育支持71343171。但相关研究都忽视了两者关系的原点，即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是否会降低生育行为，具体可以表述为职业女性和非职业女性生育行为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如果存在差异，那么是不是女性参与劳动和就业市场激烈竞争导致了低生育行为，或者是职业女性的高学历、城镇户口和更为开放的生育观念等选择性导致了低生育行为。

“谁是职业女性”？决定成为职业女性的遗漏变量是否会对解释变量“女性劳动参与”和因变量“生育”之间的OLS参数估计产生偏误？因此，面对可能出现的样本选择性偏差和因变量“生育”的数据截除，我们有必要在控制影响职业女性生育行为的样本选择性前提下，探讨劳动参与率对其生育行为的真实影响，且只有验证了两者真实因果关系，才有探讨二孩政策调整下职业女性生育困境和生育支持的必要。因此，本书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5年数据，利用Heckman模型和反事实框架的倾向值匹配方法，在控制年龄、受教育程度、户口、家庭净收入、社会阶层和生育观念等混淆变量下探讨职业女性和非职业女性生育行为的差异是否存在选择效应（Selection Effect）以及劳动参与率提高是否降低女性的生育行为，回应职业女性的出现是不是二孩生育行为的抑制因素和“鼓励按政策生育”导向下建立职业女性生育支持的合理性等命题。

为方便表述，本章先对核心概念进行简单表述。

职业女性是指长期从事社会劳动并获得一定报酬的女性，具有社会性、规范性、有偿性和角色双重性四个特征71343172。其中，长期工作是个模糊的定义，如果按最低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计算的话，有固定工作的职业女性每周工作时间应在40小时以上；工作的属性也需要界定，从事非农工作的女性才能被称为职业女性71343173。因此，结合本研究主题，受生育政策调整影响的职业女性是指每周从事非农劳动40小时以上的15～49岁育龄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