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绥靖公署主任阎百川氏，因为陕北 猖獗与山西仅一河之隔，为防共计，始有主张以土地村公有才可达到防共的目的，故拟有土地村公有大纲十三条，呈请中央请先在晋省实验实行，自该大纲公布后，颇引起社会人士相当的注意，仅就个人所见略陈数点，以供国人之参考。

（一）村公所发行无利公债收买全村土地为村公有，这是本大纲最重要的一点，恐怕实行是很不容易。（甲）土地私有是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原始社会的土地并不是私有的，考其私有的原因，莫非是人口与土地增加不相乘的关系，公有粗放的土地经营制度，无疑的是不能维持多量的人口生活。因此才有土地私有制的产生与现在精密的农业经营。中国现在之所以能维持这么多的人口与数千年的文化，也未尝不是从土地精密的利用中得来，倘若现在实行土地公有制，恐怕每单位的土地生产，不能维持其以前同量人口的生活，这不是促进社会退化，一意的开倒车么？（乙）无利公债收买土地实是一件创举。在过去政府发行公债，并有切实担保，在都市中尚不易出售，何况现在让村公所发行无利公债担保又无确定，同时一般村民对于村公所的办事人员的素望，不见得信任。照这样的繁杂的事，即使村中素望众归的好人愿办，也恐办不好。（丙）查欧洲各国土地改革，多取和缓办法。多采取限制土地集中到大地主之手，国家发行有利公债，收买地主土地，卖给佃农分期偿还，使渐渐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阎氏主张土地公有，不仅收买地主的土地，即自耕农土地亦在收买之列，结果恐怕不能防共，反驱多数民众以附共，所谓釜底抽薪的方法恐变为“火上加油”的政策了。

（二）按田地水旱肥瘠以一人能耕之量分给农民耕种，表面视之，似为合理，若就事实，恐不易做到。因为水旱肥瘠如何规定，一人能耕之量用何标准，何人应分肥土，何人应分瘠田，均为本问题最繁难的问题，在现在我国，户口土地未经调查整理清楚，空言分配，似不可能，若强制执行，恐怕实行的代价太高，未见利民而先病民了。

（三）一村田地不敷分配时，由村公所给未得田地之人另筹工作，查现在农村失业主要原因，绝为人口过剩、田地无余，结果因为人口繁殖、家庭析产的关系，田场分之又分，分到一个不合乎生产单位的地步，甚至劳动效能，亦因人口过剩，田场缩小，逐渐减低，恐怕每村现有的土地若按一人能耕之量分之，一定无地可耕的人数比以前更要增加。这些无地可耕的人完全要使村公所代筹工作，在事实上是绝不可能，因为一村平时若有工做，勤苦耐劳的农民亦能自谋工作，不必要村公所代庖。至于分地的时候，如土地不敷分配，村中农民谁应先分谁应后分，或者昔日村中勤苦的自耕农反倒失去分配土地的机会，以前游民或有复得土地的可能，这是何等的不平。谈到移民，这是中国整个问题，在一县之内村与村之移民更属理想。即或可行，在一处人口未能清查、土地未经测量局面之下，必造成村际间互相蒙蔽，彼此斗争，欲驱于平安可得乎。

（四）农民的耕作年龄规定为18岁授田，58岁还田，这是单指男子的，至于女子根本就没有分田的机会，这是何等的不公允。况且女子不见得在18岁以上58岁以下的均无耕作的能力。查我国各省除山西省外，女子的农业劳动也要占很重要的部分。同时女子劳动能力，也不见得完全不若男子。这种规定似乎有点太为武断。若按照此种办法，恐怕失业的人数要格外地增多。此外一家的男女人数分配本不一定，若仅仅男子可以授田，那末女子较多的家庭，生活必感不易，这样一来，是社会重男轻女，结果溺女的风气更要盛行，山西本来是个重男轻女的社会，再经此提倡，女子的地位当更不堪设想了。再从我国以往授田历史方面看来，北魏的均田制度，男夫15以上受露田40亩，妇女20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30亩，限止4牛，这是何等公平周到。再根据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2866农家经济调查，平均每农家田场所费之工，家工要占到80.4%，在这80.4工作当中，场主个人（即领工的男子）只占38.0%，其他家工要占42.4%，在此42.4家工当中，女工占33.2%，童工占9.2%，场主以外的男子仅占1.2%，这样看来，女工童工在农家田场经济当中占很重要的地位。按之阎氏授田办法，不与女子儿童以工作的机会，似乎又不大相宜，这样的政策，要想家庭不崩溃，社会不早大乱，势不可能了。

（五）耕农在充当兵役期限可分土地，并由本村耕农平均代为耕种，此种政策无形之中系鼓励农民当兵，在北方有句俚语“好人不当兵”，固然这是从前一般农民对于兵的观念，今后不应该如此，可是，就其过去的事实，农民对兵的印象太不好，现在反特别优待士兵，除正饷外，再给土地，恐怕将来办理不善，反造成强豪霸占土地，培养封建的势力。此外另有一点，兵役所分的土地，应由本村耕农平均代耕，此点亦不合宜，例如某村有兵役一人分得土地10亩，本村农民平均代耕，结果将无法可耕，因平均面积将小至不可下犁耕种，若给一人耕种，一般村民因其土地分配不足，争先恐后，结果兵役所分之地或放弃耕种，或出租耕种，种种弊端，防之不胜其防，今后反将有用之地变为无用了。

（六）农民分得土地，田赋仍照原额交纳，所得仅一纸无利公债。昔日虽赋税繁重，农民在社会习惯上认为土地为其第二生命，虽一时负债，尚能用土地作抵，故多不愿变卖祖遗田产，若土地已经收为公有，而农民所入不偿所出，举债耕种势不可能，因一方农民愿意放弃耕种，他方虽愿举债耕种，恐亦无债可举。试问在此情况之下，哪一位放债人愿意投资农民呢？结果，恐怕防共不足，造共有余。国家社会的基础整个要动摇了。

（七）收买土地公债，以产业保护税，不劳动税，利息所得税，劳动所得税担保，其中困难尚多，若果能行，亦应先行试办，俟有相当成绩，再来实行土地村公有尚为不迟。假使担保额没有筹定，发出土地公债，恐亦不能取信于民，农民暴动，一时或不可免。再就这四种税收说，其中三种皆可直接取自农民，惟利息所得税，表面视之，农民负担的甚微，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因为农民虽不放债，但多数举债，结果农民所负利息必定增高，在此种情势下边，政府虽规定最高利率，恐等于零，因利息过低，放债人必另投资他种事业，农民举债，生产更不可能了。同时政府在此种农民不景气状况之下，想赋税收入顺利，是势不可能的。复次，再看劳动所得税与不劳动税，不但惨酷，更且矛盾。一方好像鼓励劳动，凡不劳动人得纳不劳动税。一方又阻碍劳动，凡劳动而有收入的，再征以劳动所得税，翻过来掉过去，土地村公有，无非是想法来压榨农民的血汗，哪儿够得上土地改革呢？如此防共，恐绝不可能。还有一点，假使不劳动税势在必行，恐怕不劳动税的负担仍旧是被劳动者负担，因为我国家族观念甚深，例如某家或父能劳动而子不劳动，或子劳动而父不能劳动，最后结果不劳动税仍为劳动者所负担。我看此种土地改革，不过借此多增加人民负担罢了。

以上数点，系就阎氏土地村公有大纲中之主要者加以讨论，其他次要之点尚多，但近来国人在报章杂志中亦有相当讨论，不便列举以占篇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