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本是不在城市，而在农村。所以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就不能不研究农村社会。中国在世界上算是一个最古的农国，可是受了那几千年的传统的思想，到了现在依然还有学优则仕的观念，而不知顾虑到农民的前途。在我们中国关于其他方面的文字著述倒也不算很少，可是整个的国本农民生活倒反被人漠视了。近年虽然受了新文化思潮，才有人去专研究农业，亦不过只尚空谈，不求实际；因此关于农村问题可说一点都莫有研究与贡献。可是我们中国人尽管可不去研究，但同时就不能不让其他外国人在那里研究了。金陵大学农学院美国教授卜凯先生在中国十余年之久，专门实地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第一本巨著已于1930年与我们见面。该书的内容据评者的意见，爰为一一介绍于后，以饷阅者。

第一，本书共十二章，所根据的材料是从中国七省十七个地方的调查。所包括的年限，最早的地方是1921年，最晚的地方是1925年，共计调查农家2866家，调查主要的目的是在明了中国农场经济的组织，如何经营才不致使农场失败，同时也顾到农场经营失败与成功，怎样可以影响到农民生活方面。这一本书不仅在经济方面将中国田场布置之不经济，人工分配之失当，田场之大小，土地权之所有与栽培作物之种类，有详确之调查统计。在社会方面亦将农村人口，农民食物，农民生活程度，也详论无遗。真算是中国农业经济界空前的巨著。凡攻农业经济学者不可不读这本书。

第二，对于本书的编制方面，可说是极为新颖，能将十七个地方单独调查的材料拼合在一起，而天衣无缝。这实在是一件极艰难的工作。就是在外国的农场调查也从未看见此种编制，大半不过都是一时一地的片断的材料。卜凯先生居然能将各个调查连合在一起，而能使我们对于中国整个的农业有一更深切的认识，这真是卜凯教授的大成功。

第三，本书的分析统计方法是极实用，尤其是能应用实用的材料而证明统计学的理论，什么较量平均（Weighted average）或差（Probable Error）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以及相互的关系（Correlation）等都见引用，同时增加了该书质的方面不少的分量。此外也可以说是试验此种调查方法（Survey method）能否在中国实行的一种试验。这种试验已经成功，给了我研究农村经济的一个新的途径。

第四，在中国研究农村经济者，第一种困难就是各处度量衡的不一致，因此不易作一比较。卜凯教授能将各处之度量衡化合一律，易于比较。这是开农业统计界第一先河。虽然在一处的农家亩之大小，尺之长短，各有所异，可是他的多少两相平均适得其中。这并不算什么大缺点。

第五，本书结论甚为得体，确是认清病象，对症下药，改良中国农业目标，这算是第一个公允的结论。

卜凯教授处于外国人的地位，能于不数年内对于中国农业界有如此的巨大贡献，我们当然是很佩服的。可是该书也稍有几点，不能不令人怀疑。这并不是评者故意吹毛求疵，其实是我希望以后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者引用卜君方法时，得一更完善的机会。

第一，本书调查的地方太少，不足以代表中国，故该书的命名不应称为《中国农村经济》（Chinese Farm Economy），应称为《中国农村经济之研究》（A Studies of Chinese farm Economy）较为适当。

第二，对于本书采取的分析方法前后不大一致。卜凯教授也承认柴山面积是作物面积之一部分，不过有时又不如此。如第六章第七表各种作物所占作物面积的百分比。江苏江宁县（太平门）的柴山就未列入作物面积之内。

第三，本书的图表甚多，而文字的解释甚少，甚至表内已有的数字，卜君在文字叙述中又重写一回。如此不但不能增加该书读者的兴趣，反失了读者的意味。据评者本人的意见，本书应多加文字的解释，才不致使人将此书当作十七处农业的一本枯燥无味的账簿看待。

第四，本书的材料调查或系卜先生的学生，或是当地的雇员，其中有多少地方，卜君未曾到过。虽然该书立论多系根据调查员的报告，可说著者本人未曾亲身到过，总觉不免有点遗漏。例如在河南新郑县调查的地点，除种五谷外，红枣即是农产大宗，本书未见及此。该处农人俗谚常云：“上打枣，下种田，树根底下种的矮矮蔓。”此话表示该处土地利用之精密，甚至枣树根下还须种一种芜菁也。再该处地势不平，土含砂质，卜君皆未之闻，所以也未曾注意及此。故我说调查的工作固然甚难，但是解释尤难。因为解释要按着事实，下笔方有精彩。若是“闭门造车”反失了调查的真谛。

第五，本书调查年度不一，同时比较似觉不当。因为农业与工业不同，所受气候、雨量季节的影响有差异，因此形成丰年常年与荒年三种，若是比较的时候不注意此点，致使结论失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