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默克尔领导的大联合政府执政两年来，虽然总体上保持了德对华政策的连续性，但在把中国主要看成是德国的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这个根本问题上一直摇摆不定。德国媒体铺天盖地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塑造并引导了德国公众的对华舆论。德国版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一年来发生了一连串损害中德关系正常发展的严重事件。默克尔总理在2007年8月访华后不到一个月便以现任联邦总理的身份在总理府接见了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中国政治流亡者达赖喇嘛，从而使中德关系降到了1996年以来的最低点。显然，德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其中原因十分复杂。

第一，中国的迅速发展冲击了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冲击了德国的既得利益。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在以美国为首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世界的主导下塑造和形成的，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由于在经济、技术、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在这个秩序中获得了多方面特殊利益，例如，货币体制，传统的势力范围以及与之相应的原料、能源供应地、主要贸易对象地区等等。积贫积弱的中国过去长时期对于构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没有多少话语权。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使这种情况有了明显改变。青春的、向上的、充满活力的中国，正以繁荣、开放、文明的崭新形象屹立于世界东方，成了当今国际舞台上不可小视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中国在联合国、世贸组织、世界银行等具有世界重大影响的国际组织中正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世界许多重大事务、国际政治中的许多热点问题，如朝核伊核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多哈回合谈判、世界气候问题等等，离开了中国，西方想完全按自己的意志去办，已经办不成。中国开始参与制定国际游戏规则了。

中国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导致世界原料和能源消耗的大幅增加以及难以完全避免的中国生态环境的暂时恶化，另一方面也导致中国政治影响的扩大以及与之相应的国际交往的广度和深度的提升，譬如，中国现在与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德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感到自身利益受到了威胁，以致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声言，中国“在能源、非洲和外贸等领域”成了德国的“竞争对手”。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虽然成功地搞了“两弹一星”，但总体来看，中国的科学技术还是比西方发达工业国家落后许多。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一些访德代表团提出在德参观一些敏感的、技术先进的工厂企业，德方总是“大度地”说，这些工厂，一般不让外国人参观，特别是不让日本人、韩国人参观，因为他们会借参观盗窃德国的技术，但可以安排中国人去参观，中国人不一定能看得懂，也偷不了技术。当前的情况不同了，中国这些年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载人宇宙飞船遨游太空，“嫦娥一号”发射成功，磁悬浮技术、造地铁的盾构机等许多先进技术，过去德国人拥有，今天我们中国人也创造出了，尽管德国迄今仍是提供对华技术转让最多的国家（1982年，中德签订第一个技术合作协定。至2007年2月，中国从德国引进技术合同10225个，合同金额370.3亿美元）。但是，现在德国已不再轻易让中国人参观他们拥有先进技术的工厂了。在许多经济技术合作的谈判中，过去那种中国让市场、出劳力，德国出技术、给资金的状况正在改变，中国开始强调要德国转让技术，但德国意识到它的技术转让会增强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会丧失自身的技术优势。于是，现在德方或者不愿意向中方转让技术，或者向中方索取高额技术转让费，德国不再像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那么“大方”了，开始对华实行某种程度的“技术封锁”。不仅如此，他们还睁大眼睛盯着中国，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经常嚷嚷中国人“偷他们专利”，“中国技术间谍”的帽子满天飞，关于“中国黑客”的谣言不断。这些都是德国版的“中国威胁论”的反映。

第二，德国近年来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疑虑很重。中国的迅速崛起扩大了中国在世界的影响，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当今中国大概是18世纪中期以来国力最强大的。世界大多数国家面对中国的崛起都不习惯、不适应，先后对此做出了喜忧参半的反应。中国为化解某些误会乃至潜在的矛盾和冲突，及时提出了“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的理念和相关主张，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积极效果。但是，中国国内政治改革的滞后，民主进程的迟缓，对言论自由和人权保护的不力以及对某些国际危机问题反应的迟钝，在国际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以至一些有影响的德国人士认为，中国的“专制+现代化”十分可怕，甚至有人错误地把它与第三帝国相提并论。于是，德国近年来在许多问题上企图用“全球责任”来框住中国，来向中国施压。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在2007年10月23日制定了一份狂热鼓吹价值外交的“亚洲政策”文件。该文件的指导思想虽然还未正式成为该党的指导思想，也未成为大联合政府执政协议的内容，但显然得到了默克尔总理的认可。该文件公开提出：“既不民主、也不自由的中国成功崛起，不顾环保和人权标准贷款给发展中国家，不仅与欧洲的利益相冲突，也对大西洋两岸的民主体制带来挑战”，并扬言，德国“要与民主国家和美国合作，阻止中国崛起”。这是德国调整对华政策的重要信号。因此，当前德国的对华政策，如果不是把中国主要看成是竞争对手的话，至少是前所未有地突出了竞争性的一面。

第三，中国国际话语严重滞后，往往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和论证中国的外交行为，更不能让国际社会认同中国的做法。中国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虽然尽心尽力，但不善于用与时俱进、能反映人类共同价值的语言加以阐释，因而缺乏信服力和凝聚力，不能被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所认同，有的甚至被西方媒体当作负面典型炒作，从而严重误导国际舆论。

第四，德国狂傲心态的本能反应。德意志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理性的民族，德国人虽然总体上已经抛弃了“民族优越论”的荒谬理论，但德国人狂妄、傲视其他民族的劣根没有消除。近年来，中国媒体某些夸大事实、似是而非的宣传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引起了德方的猜疑和忌妒，如中国在什么时候实现现代化、中国的GDP何时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强国、中国的年出口额居世界第几位、中国的外汇储备多少等等。这些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德国，从而使德国固有的狂傲做出的本能反应便是不服气、忌妒乃至想办法遏制。其实，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德国，中德社会经济根本不处在同一个发展阶段。德国已经进入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时期，而中国还处在工业社会和工业经济的初期。德国拥有的专利是中国的15倍，研发投资为中国的2.5倍，人均国民收入差距达14倍。就综合现代化水平，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生活质量和教育水平）、创新能力、信息化和生态程度等等而言，中德之间的差距大概不少于一百年。

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当代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他还强调“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面对这种形势，我们要创新思维，努力构建稳定的中德关系，以造福于中德两国人民。

第一，要正确把握发展中德关系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对双边关系中的突发性、复杂性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要少一些天真和一厢情愿，多一些理性与务实。经贸合作是中德关系的核心与支柱。从1975年起，德国连续30年保持中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从2003年起，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德国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2006年，中德贸易额达到782亿美元，同比增长23.6%，是建交时双边贸易额的284倍多。德国是对华提供发展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德国还是提供对华技术转让最多的国家，至2007年2月，中国从德国引进技术合同10225个，合同金额370.3亿美元。德国在华直接投资也名列前茅，至2007年6月，德国在华投资项目5757个，实际投入139亿美元。中德金融合作方兴未艾，德国12家银行在华设立9家分行、14家代表处，3家保险公司在华设立了5个专业机构。中国也有4家银行在德设立了办事处。2007年1～9月，双边贸易额达613亿欧元，同比增长14.03%；10月和11月，双边贸易仍保持了强劲增长势头。预计2010年，中德贸易额会达到1000亿欧元。我们要牢牢抓住经贸合作这条构建中德关系的主线，注意扩大同对方的利益汇合点，在坚持中国利益的同时，适当兼顾对方的正当关切，例如知识产权保护、贸易逆差等等。在斗争中，既要有理、有利，也要坚持有节，不要对对方的“不义之举”过分敏感。

第二，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把握德国的特性。德国的对华政策具有超党派的特性；德国的地位与外交政策的目标不同于美国；德国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也有其特殊性；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上，中国与德国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立场和观点。中德双方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稳定与发展中德关系，需要着眼长远，创新思维，深谋远虑。

第三，推动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与交流。要高瞻远瞩，注意做好主要政党的工作，特别要注意在各政党青年政治精英中广交朋友，防止因对方政府更迭，导致双边高层人事关系的“断层”。

第四，努力创造条件，在现实政策（如环保、人权、知识产权保护、气候问题等等）层面，开展不同层级的对话；加强青年人员交流，为双边关系培植“中国情结”和“人脉”；要学会跟西方媒体打交道，善于用媒体引导国际舆论；要有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气度，灵活、耐心地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切不可急功近利。

第五，切实贯彻“韬光养晦”方针，认真改善宣传工作。当今宣传工作已经没有内外区别。要多做少说。讲成绩要适度，不要把蚂蚁说成大象，不要忘乎所以、麻木产生“大国心态”。要始终保持谦虚、谨慎、务实的作风。

目前中德关系中的这场风波的责任完全在德方。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德关系基础牢固，双方相互借重、相互需要的总体态势将会继续发展。笔者深信，在中国有理、有节的斗争之后，双边关系不用很久就会解冻，今后双边合作将会在磕磕碰碰中进一步拓宽，中德关系还会迎来灿烂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