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23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不顾中方的反对在总理府会见达赖喇嘛，随后中方取消了中德之间若干重要的会见和会议，从而引发了一场外交风波，围绕此次外交风波有以下几点值得人们关注。

首先，人们要问的是，默克尔为什么一反德国历届总理——施密特、科尔和施罗德的对华友好政策，而且在她本人访华后不久，就不顾中方的反对，也不顾德国政府内部的不同声音一定要会见达赖喇嘛呢？2007年11月28日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发言人埃卡特·冯·克雷登在答《南德意志报》记者问时对此作出了解释：“我们是在坚守我们的价值和信仰。”原来默克尔会见达赖喇嘛，是要借此推行她的价值观和信仰，即人们称之为“价值观外交”。所谓“价值观外交”与先前的“人权外交”都是西方某些国家向别国推行他们“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的外交活动。但是“价值观外交”的推行者并不是真的要与各国人民分享民主、人权的价值观，而是唯我独尊，不但要求别人都信奉他们的价值观，建立他们那样的民主制度，而且要其他国家都必须服从他们的政治、外交和经济利益，否则就要在外交上施加压力，甚至干涉别国内政，扶植反对派，搞所谓颜色革命，实现他们所希望的制度转换和政权更迭。

必须指出的是，在世界上价值观、人权观、宗教观是多种多样的，尊重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价值观的多样性，是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反对以不同“价值观”为由干涉别国内政，这是公认的国际外交准则。不论是“价值观外交”，还是“人权外交”，它与“民主”、“自由”、“人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由、民主、人权这些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是人类共同的理想与追求，并非是某个国家的专利。由于历史原因，文化背景不同，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实现民主、自由、人权方面的程度和形式都会有所不同。无视这些差异与不同，企图用外交手段甚至用制裁来推行民主、自由与人权，这本身就在国际交往中违反了民主、自由与人权的原则。即使在某个国家确实存在民主、人权问题，也只能按照民主和人权的基本准则，根据本国人民的意愿，由本国人民自己解决问题。国际间在人权、民主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完全可以用对话来促进民主、人权的进步。例如中德之间、中国与欧盟之间就有“人权对话”、“战略对话”、“中德对话论坛”等。在默克尔两次访华期间，中国政府为她与学者、高等学校师生会见与交谈提供了各种方便，她有各种机会在中国宣传自己的价值观。因此默克尔的“价值观外交”或者说“人权外交”的关键并不在于推行宣扬“民主”、“人权”这些价值观，而在于她为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而借会见达赖喇嘛来干涉中国内政。

在这次中德外交风波中，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德国的一些媒体奉行一种强权的逻辑，也值得人们警惕和关注。2007年11月21日默克尔在德国发行量最大的《图片报》就会见达赖喇嘛一事为自己辩解道：“作为总理，我有权决定自己会见谁和在哪里会见。”11月16日德国《金融时报》也以“新的无礼举动”为题指责中国，声称“（德国）总理要见什么人和采取什么外交政策得由柏林决定而不是其他地方”。这完全是强权政治的逻辑，明明是默克尔以会见达赖喇嘛来干涉中国的内政——西藏问题，而只要中方反对，她就反过来指责中国干涉德国总理的决策，以此来挑动不明真相的人和她一起反华。德国总理默克尔应当懂得最起码的国际常识：中国的内部事务，包括台湾事务和西藏事务，也包括宗教事务，只能在北京决定，而不是在柏林默克尔的办公室或者在其他什么国家和地方。

在中德两国经济合作领域中，德国人也在使用这种可笑的逻辑。2007年12月21日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发自中国河北邯郸市的报道说：“这座华北城市的居民晾晒衣服时，由于附近的邯郸钢铁厂不断喷吐黑色烟尘，他们不得不把衣服拿回去重洗。地球另一端的德国鲁尔区把一批笨重的鼓风炉在拆卸后装船，从德国老牌工业核心基地运往中国的新鲁尔区河北省。相形之下，德国的空气清洁了，并在目前成为遏制全球变暖的领军国家。”然而据德国《金融时报》和《世界报》2007年10月8日报道，德国钢铁工业的领军企业蒂森—克虏伯集团董事长埃克哈德·舒尔茨和德国钢铁经济协会主席迪特尔·阿梅林力主向欧盟提起反倾销诉讼，主张“对中国采取反倾销措施”，因为“中国人对新技术掌握得很快，也开始进入优质钢领域”。这就是他们的逻辑：只准你污染、技术落后、生产普通钢，一旦你技术进步，生产优质钢出口，就是威胁他们繁荣，他们就要制裁你。

默克尔的“价值观外交”为什么以中国作为重点对象呢？2007年10月23日默克尔所属的政党基民盟及其姊妹党基社盟议会党团出台了《亚洲战略》文件道出了其中的缘由：一是德国和欧洲在能源、非洲和外贸等领域面临中国的竞争；二是中国给大西洋两岸的民主体制带来挑战，建议增强与印、日、韩等国家的关系。上述文件说明，默克尔推行价值观外交并非出于维护人权和民主的高尚动机，而是害怕中国在能源、外贸和与非洲经济合作上的迅速发展，害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影响的扩大。一句话，“中国威胁论”是默克尔推行其价值观外交的主要起因。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德国以及某些西方大国以西藏和人权问题为口实反华，是信奉“中国崩溃论”，希望在中国实现政权更迭，那么这次则出于“中国威胁论”，企图以此遏制中国的飞速发展。中国真的是德国的威胁吗？随着中国的发展，两国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大，两国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多，德国的大众、宝马、奔驰、西门子、巴斯夫、拜耳、克虏伯等众多大企业都在中国建立了独资和合资企业，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德意志银行、安联保险公司早已进入了中德金融市场；中德两国的青年教育和文化交流的规模不断扩大。当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即将超过德国，这可能对德国人的心理产生重大影响，所以“中国威胁论”在德国有一定的市场。不过，即使这样，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德国的十分之一，善于思辨的德国人应当明白，中国的发展对德国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德国有少数人利用西藏和人权问题反华在欧洲和德国还热闹过一阵子，那么这次默克尔想利用达赖喇嘛搞“价值观外交”，不但在国内遭到执政伙伴社会民主党反对，前总理施罗德、社民党主席贝克、副总理兼外长施泰因迈尔都多次批评，也遭到绿党领导人的质疑。而法国总统萨科奇随后高调访华，中法两国签署了“价值空前”的经贸协议，更显得默克尔恶化中德关系的举动是极不明智的。对法国总统访华所取得的成功，德国的《世界报》和《商报》均在报道中不无嫉妒地指出：“由于中德关系因默克尔会见达赖喇嘛而恶化，法国从中得利。”接着欧盟领导人曼德尔森等人访华，在会谈后也宣布：“我不快而来，但离开的时候却备受鼓舞。”

默克尔及其所属政党出台的亚洲战略文件企图拉上亚洲的印度和日本一起遏制中国，然而和者甚寡。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访华带来了中日关系的春天，日本时报网2007年12月31日发表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政治学教授、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理事长小舱和夫的文章说：“中国希望成为大国，但不是通过把别人推开的强硬手段，而是通过与别国增进友谊的和平方式。”印度总理辛格2008年1月中旬访华进一步推动中印关系的发展。2007年12月25日印度时报网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对我们是否有利？考虑到中国的发展壮大正在为全球政治进入多极时代铺路，我们有理由感到高兴。”以上就是两个亚洲大国的舆论对“中国威胁论”的回答。中国“建设和谐世界”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互惠双赢”的国际合作政策，正在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人的理解。连不时掀起“中国威胁论”的美国也有很多媒体发表文章，反对“中国威胁论”。美国《洛杉矶时报》2007年12月22日的文章指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不是你赢我必输的关系。与世界其他强大力量印度、俄罗斯、日本和欧盟一样，中国是合作伙伴，不是威胁。”美国《新闻周刊》2007年10月29日以《专注自我的龙》为题的文章说：“虽然经过了近30年的发展，可是今天的中国仍然才刚刚摆脱贫困20年，一半人口仍处境艰难。因此北京压倒一切的考虑仍然是经济……至于帝国主义野心，想都未想。”如果德国总理默克尔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某种政治私利，应当会从以上各国报刊文章中学到点什么。

此次中德外交风波，人们似曾相识。20世纪90年代围绕中国的西藏和人权问题在德国就曾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办展览、开研讨会、外交部长会见达赖喇嘛等等。所不同的是，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先生以两国关系的大局为重，拒绝会见达赖喇嘛。而这次默克尔总理却一反历届德国政府对华友好政策，做出干涉中国内政、伤害中国人感情的抉择，使中德两国关系顿起风波，更使默克尔本人的可信度和她在中国的声望一落千丈。德国之声网2007年11月19日载文写道：“后果严重：默克尔彻底失去了北京的信任。”进入2008年后，默克尔表示要与外交部一起改善对华关系。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

中德两国自1972年建交以来，经过双方不断努力，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任何损害两国关系的言行，对两国都没有好处，在两国也是不得人心的，因此我们对中德关系的前景是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