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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罗德政府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呈现出一些特点。德国统一后，外交与安全环境都发生很大变化，且实力不断增强，施罗德政府期望在任期内通过一些政策调整来争取更多的德国利益，提升德国的国际地位，力争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然而，“9·11”事件后，施罗德政府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战略抱负受到美国单边主义的有力挑战，德美发生严重冲突，结果双方都付出重大代价，德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愿望难以实现。施罗德政府在后期不得不对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特别是德美关系进行再次调整，但已难见成效。
1998年，施罗德领导的红绿联合政府上台执政，对德国外交和安全战略来说，预示着继承与调整。何以谈继承，主要是二战后德国外交与安全战略的大框架依旧存在，新政府不可能对外交与安全战略做根本变革。然而，由于时代的发展，国际环境与国内政治的变化，施罗德政府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又必然作出一些调整。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德国统一后实力称冠欧洲，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希望摆脱历史阴影，在欧洲和国际舞台上获取与自己实力相等的地位。其二，冷战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应该更多地适应全球化、相互依存等新形势的变化。其三，与科尔不同，施罗德作为战后长大的一代，在历史问题上没有老一代的负担。他们更现实，更希望摆脱历史负担走向新的大国征途，更强调国家利益。在施罗德的讲演中，虽然表示不会忘记历史，但更注重“朝前看”，力求摆脱纳粹德国的历史包袱，强调对外政策应“基于民族利益而非道义责任”。其四，新的联合政府政党背景完全不同于联盟党。施罗德等新一代社民党领导人强调必须正视时代的变化，正视全球化、信息社会、生态社会、高技术竞争等时代挑战，强调改革，谋求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化。绿党则坚持民主、人权、和平、环保、反战等基本原则。这些政纲与政见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红绿政府的安全政策。
正是在这些背景下，施罗德政府有意对德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进行一些调整。
1999年9月2日，施罗德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讲话中强调：“任何一种外交政策首先是一种利益政策”，“宣称不追求任何利益的一切外交政策都是虚伪的”，“应当明智合理捍卫德国利益”。他多次批评科尔的欧洲政策是“以牺牲德国利益来解决欧洲问题”。讲话表明，施罗德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更注重突出国家利益，显示更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与之相关的问题是，什么是德国的国家利益？什么是德国应有的追求？施罗德政府对此的回答是：实现国家“正常化”，追求政治大国远大抱负。施罗德认为，随着冷战结束和德国统一，德国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应当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形象，争取与自己实力相应的国际地位。一个国家国际地位越高，对地区和国际事务影响越大，确保自己国家利益的能力越强。对于施罗德的大国抱负，德国政学界多数人是认可和赞同的。皮特·斯洛特迪杰克、埃贡·巴尔、格瑞高·舍根等都认为施罗德外交是“重回世界舞台中心”、“施罗德是实现国家正常化的第一位总理”。当然，其中也不乏怀疑论调。尤根·埃拉塞瑟警告说，要注意到这样会重复德意志道路，而“德意志特殊道路，意味着历史的负担和政治的挑战”。
执政初期，施罗德注意到了这一点，在走向政治大国的路径上努力把握继承性、调整性和策略性之间的平衡。
继承性主要在大的外交和安全战略布局上延续战后历届德国政府的基本政策。例如，施罗德坚持德国是西方一员的立场，“德国外交政策仍然受利益引导，并着眼于价值。它的基础始终是联邦德国持久地扎根于自由的民主国家圈子以及作为欧洲联盟和北大西洋联盟的一员”。
调整性指对前任的一些政策作出轻重缓急的调整。如在他的外交与安全战略布局中，重点从以大西洋联盟为首位改为以欧盟为首，并依次是大西洋联盟、东欧国家等。从中可以看出，施罗德政府是把欧盟列为德国外交的首要重点，希望通过进一步提升德国对欧盟的主导作用，加快欧盟一体化进程，将欧盟作为德国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基本战略依托。1999年德国利用自己在上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机遇，发挥德国对欧盟的“主导作用”。在普罗迪出任欧盟委员会新主席、欧盟柏林特别首脑会议就《2000年议程》达成协议、解决科索沃危机、召开东南欧首脑会议、制定《东南欧稳定公约》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德国都发挥了独特的政治主导作用。施罗德政府在保证欧元基本稳定运行、建设欧洲共同防务政策、启动欧盟东扩进程等问题上也作出重要贡献。在大西洋联盟政策上，施罗德也不敢掉以轻心。他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是西方国家的“带头羊”，主导着世界格局走向，德国要取得世界大国的地位，必须借助美国的提携，采取“搭车”策略。这显示其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策略性、灵活性的一面。1998年以来施罗德三次访美，德国外长和国防部长也多次访问美国，双方就重大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广泛磋商，在稳定世界金融市场、确定北约首脑会议和“八国集团”首脑会议议程、对俄政策和科索沃问题等方面都取得了“完全的一致”。美国则投桃报李，“期望德国更多承担北约领导角色”。
这一时期，德国政府的安全政策完全受政府外交与安全战略的指导，基本上反应了形势的需要，并依据形势变化不断作出一些调整。1999年政府发表的安全文件中，对红绿政府上台初期的安全战略和政策作出较详细的阐述。
第一，确定了德国国家安全的八条安全利益：确保德国公民的自由、安全和福利不受损害；坚持、深化和加强大西洋安全合作；促进欧洲一体化；推进欧洲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促进欧洲军事能力建设以作为北约军事力量的补充；把俄罗斯和乌克兰纳入欧洲安全框架之中；促进地中海地区的稳定；通过加强与联合国和欧安组织的合作确保世界和平；建设地区和世界范围的军控机制，防止大规模武器的扩散。
第二，明确提出德国安全面临的六大挑战：仍未解决的民族或种族问题；苏联解体引发的后果；移民和难民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民主、生态与经济发展的缺失；一些危险的意识形态、宗教和原教旨主义。
从这一文件可以看出施罗德政府对安全形势的判断，基本面与1994年国家安全白皮书是一致的，同时也根据形势变化，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如强调欧洲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建设、关心前苏联地区和中东欧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等等。
在确定德国安全利益和安全威胁之后，施罗德政府确定了实现国家安全的七大目标：发展欧洲—大西洋安全共同体；加强欧洲行动能力；建立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包括北约与俄罗斯、北约与乌克兰等合作关系；促进地区安全合作，主要是加强德国和欧盟与东欧、东南欧、南高加索等地区国家的合作；促进军控和裁军进程；加强安全机制建设，包括欧盟、北约、联合国、欧安组织等；加强与俄罗斯的安全合作。
最能体现施罗德政府这一时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实践，就是德国政府直接参加了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1999年3月24日，北约对南联盟空袭当天，德国即派出空军直接参战，德国派驻亚德里亚海的军舰和驻马其顿的部队也进入战斗状态。施罗德政府声称德国参加空袭的原因是：“米洛舍维奇一再破坏有关科索沃问题的和平谈判，和平解决危机已毫无希望”；“阻止南联盟警察和安全部队在科索沃对阿尔巴尼亚族进行的系统的种族清洗，实施人道主义任务”；“履行对北约的义务，维护西方关于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共同体”；削弱米洛舍维奇“独裁政权”，寻求在塞尔维亚和整个巴尔干地区建立西方主导的民主制度和安全体系，“确保东南欧长期稳定”；解决“科索沃难民对德的压力”。
“9·11”事件对德国政府的安全政策形成很大冲击，也给德国提供了新的机会。作为对“9·11”事件的直接反应，施罗德政府确定了三条方针。
第一，把国际恐怖主义列为德国和盟国面临的重大安全威胁。施罗德于“9·11”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就在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称“昨天在纽约和华盛顿发生的袭击事件不仅是针对美国，而且是对整个文明世界的宣战。它直接威胁到我们世代建立起来的自由和安全生活的原则。我们将团结在一起，绝不允许美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价值观受到破坏”。2001年10月13日，施罗德在2001年国际食品技术专业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特别提到：“‘9·11’事件以及国际恐怖主义所发出的新的威胁表明，恐怖主义攻击的是整个文明世界。我们处在一场关键的和相当漫长的斗争过程中。对这场斗争我们不仅有很大决心，也是非常谨慎的。”“我们所有人都不希望发生这场冲突。更确切地说，这是迫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但是我认为，我们的价值观和必胜的决心能够面对这场冲突，我确信我们终将获胜。”“与恐怖主义作斗争是为了维护我们的价值观以及我们自身的生活方式。”
第二，坚决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施罗德于9月11日在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后发表讲话说：“我们所有人，所有的德国人，都对美国所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感到强烈的震惊。这是对整个文明世界的宣战。任何帮助或支持恐怖分子的人，均违背了人类共同生活所依赖的基本原则。在美国人民最艰难的时刻，德国人民将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我向美国总统布什保证，德国将毫无保留地与美国团结在一起。”施罗德政府还参与了北约对美国反恐的支持行动，包括参与北约空军在美国上空的巡逻，也包括参与国际维和部队在阿富汗的维和行动。
第三，把恐怖主义带来的挑战变成扩大德国国际影响力的机遇。事件发生后，施罗德多次宣称：“执行德国战后政策的阶段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愿意为国际安全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体现了对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一个新的自我认识。我们现在有义务全面履行我们的新责任，特别是参加为保卫自由和人权、建立稳定和安全而采取的军事行动”，“我们的军事介入将突破欧洲范围，这对德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来讲是一个质的飞跃”。德国舆论认为，施罗德借反恐之机使德军获得在世界上“自由行动”的权力，表明德国已经完全摆脱了战后束缚，标志着德国向“世界政治大国”方向大大迈进了一步。
随着施罗德政府日益积极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安全合作，随着德国国防军以维和的名义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德国在欧洲、在盟国中乃至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德国实现走向世界政治大国的梦想似乎越来越近，争取欧盟获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施罗德下一步努力的目标。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美国并没有做好让德国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准备。美国总统布什谋求的是单极世界，是美国治下的和平，是美国领导之下的美欧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希望得到德国对自己国际反恐的支持，但决不允许施罗德实现其所谓的大国战略目标，因为这将直接挑战美国霸权。双方的矛盾逐步激化，在2002年炙热的夏季，德美终于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摊牌了，引发了二战后德美关系、欧美关系和西方联盟最严重的一次冲突。
2002年1月底，阿富汗战事未平，布什就提出“邪恶轴心论”，预示将把反恐战线扩大到伊拉克等国，企图用军事打击手段扫平对美国形成“威胁”的国家，同时实现单极战略。美国此举引起德国严重忧虑。2月15日，德国外长菲舍尔发表讲话，警告美国不要将反恐战争扩大到伊拉克。他指出，必须防止使反恐战争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军事行动，“建立反恐怖国际联盟并不等于为入侵任何一个国家发放了通行证”。菲舍尔还强调，“目前也没有证据显示，恐怖分子本·拉丹与伊拉克政府有什么关系”。
德美矛盾对德国外交和安全战略产生极大影响，因为双方的争论触及大西洋联盟关系的一些重大战略问题。
第一，处理国际危机能否轻易启动战端？这一由伊拉克问题引起的争论，折射着德美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深刻分歧。美国在历史上通过战争多有斩获，目前军事力量处于历史上巅峰状态，加之军工利益集团驱动和五角大楼“鹰派”掌权，黩武主义劲头十足，其新的理论支柱是“先发制人”战略。“美国把以战争手段解决国际恐怖主义列为最高目标。”
第二，盟国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美国欲维护传统的“美主欧从”盟国关系；德国期望在德美、欧美之间建立相对平等的（德国仍承认美国是西方领导国家）、以“合作与竞争”为特点的新型的盟友关系。德国强调盟国之间应该“平等协商”问题，反对布什盛气凌人的霸主态度。
第三，国际事务谁说了算？美国谋求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秩序”，即单极霸权，自恃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实力，动辄“单干蛮干”；德国赞同世界多极化，至少也应达到欧美共享国际治权，建立“西方治下的和平秩序”。德国外交界对美国单边主义倾向给予严厉批评：“德国要加强多边行动，要用合作来取代可能出现的霸权主义，一个单极世界不可能保持世界稳定。”“目前存在一种令人不安的倾向，即以单极眼光看待世界，这种观点得到现代工业利润驱动和军事优势地位支持，以‘无赖国家’等新的敌人为其行动寻找借口。”
第四，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全球治理政策？“9·11”后，布什政府非但未改变冷战思维，反而更加倚重新保守主义治理观，信奉“霸权稳定论”，谋求建立“新帝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就像“旧世界的代表”，霸道、自私和蔑视国际法是其三大特征。德国则提出“文明国家”、“文明国际秩序”等新的全球治理观：信奉相互依存理论，把多边主义作为外交重要原则，强调解决国际危机应发挥政府与非政府、国际组织与地区组织等各方面的积极作用，特别注重联合国的权威作用；在安全问题上提出“预防冲突和危机管理”原则，以预防外交和发展援助等综合手段解决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国际社会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推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等。
双方争论的直接后果是德国与法国联手反对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战争政策。作为回应，布什政府直接呼吁欧洲盟国支持美国，组建“志愿者同盟”，结果造成了大西洋联盟的深刻危机，引发欧洲严重的分裂。
“9·11”事件以及后来发生的德美冲突影响非常深刻。它不仅挑战战后德国国家安全战略基础和主要结构——跨大西洋联盟关系，而且对北约的发展形成强烈冲击。
2005年2月11～13日，第41届慕尼黑国际安全政策会议召开。施罗德在会议上提出新的安全理念和安全政策建议。他表示，随着战略安全威胁和挑战的改变，欧洲不必担心再受军事进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也不再具有安全政策的优先性。面对新的情况，必须改革北约及欧美合作机制。北约不再是跨大西洋伙伴磋商和协调其战略设想的首要场所，欧盟与美国的对话形式不再符合欧盟的分量增长，也不适应合作的新要求，为此必须改革北约。欧盟和美国可效防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做法，组成一个由双方独立人士组成的高级小组，寻求解决方案，到2006年初提交一份报告，在此基础上具体操作。
施罗德改革北约的建议引起美国和北约其他盟国强烈的“吃惊和反对”。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认为，北约“是一个杰出的组织”，具备“能力和活力”，没必要设立高级专家小组来起草改革建议；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也称，北约过去、现在、今后都将是盟国间协商的首要场所；施罗德在国内的反对派德国联盟党党团副主席朔伊布勒就“与同盟的内在疏离”发出警告，认为“北约是健全的”，用不着讨论改革，不应表现得就像“威胁来自华盛顿、而非德黑兰”一样。尽管德国政府一再作出解释，说施罗德的提议绝非要“埋葬”北约，而是要使北约“更具效率”，但这一争论使德美关系再添麻烦。
战略争吵无疑将影响具体政策。2003年5月出台的联邦国防部防务政策方针对一些安全问题的提法出现了变化。文件做出以下基本判断：“目前乃至可预见的未来都不会存在常规军事力量进犯德国国土的危险”，但是面对新的威胁和挑战（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欧洲内外的地区危机和冲突等），德国安全政策的最高目标依然是保证国土安全并保卫其国民。为此要求采取以下措施。
1.加强本土防卫，防止恐怖袭击的发生
为了防范恐怖分子进入德国，联邦政府先后推出两个反恐一揽子方案并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移民控制与边境安全的措施，如严格签证政策，加强进出口岸检查，加大对外国激进组织的监视和查禁力度，促进军、警、情部门的合作，为其配备更多的人力物力并扩大其权限等。
2.联邦国防军改革——从被动防卫到主动进攻
文件称，今后德军的主要任务将从国土防卫转向出兵国外处理地区危机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舆论认为，这是德国军队进行重大战略调整、从被动防卫转向主动进攻的开始。这一方案将成为今后十年德军建设的指导性纲领。新防卫政策称，出兵国外，包括到北约成员国防区以外执行任务，排除可能威胁德国本土安全的地区危机，应成为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最优先任务。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在强调跨大西洋合作的同时，强调加强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更积极地参与联合国及欧安组织的工作，主张提升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在预防冲突、维护和平方面的作用；同时力主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争端，致力于成为“文明国家”，从而表达德国对一味使用武力打击恐怖主义的方法表示怀疑，担心其非但不能铲除滋生的根源，而且会进一步挑起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冲突。
施罗德政府在安全政策文件中加入这些安全见解，无疑是表达对美国的不满。
德美矛盾和冲突对双方都造成了严重伤害。德国谋求获得美国支持以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期望不再可能，德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受到严重影响；美国孤立法德、分裂欧洲的做法也伤害了自己。当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后陷入“游击战”的困境时，开始感到力量的局限，不得不转向多边合作，重新探求取得盟国的战略支持。
在此背景下，施罗德政府在第二任期开始寻求与美国改善关系。为此，德国政府降低了对美国的批评调门，强调德美传统友谊，为德美关系改善创造条件。在伊拉克问题上，德国尽量避免对美国“点名批评”，一些政府要员还不断向美国传递对美“可以理解”的信息。德国外交部官员在国际场合多次表示，“德美在伊拉克问题上仅是手段上的分歧”，美国是“好心办傻事”，“用非法攻击手段实施合法人权、民主目标”，“美在伊行动不是出于霸权目的，而是出于基本理念”。德国外长菲舍尔在联大讲话中直接陈述：“我们理解美国朋友对恐怖主义的看法。”另一方面，德国利用一切机会重温德美传统友谊。如施罗德在德美商会建会100周年大会上表示，德美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经历和共同价值观上的富有活力的盟友关系”，“没有人会忘记战后美国对我们的帮助”。与此同时，施罗德政府在国际安全问题上尽量给予美国帮助和配合，在处理美国提出的对伊拉克新决议问题上与法国强硬立场拉开距离，保证不投反对票，承诺帮助伊拉克培训安全部队和警察、向伊拉克提供人道援助；在阿富汗承诺扩大维和范围等，以此来显示盟国“责任”，减轻美国负担。
由于施罗德与美国结的“梁子”太深，在他任期内，德美关系虽然有所缓和，但进展有限，且不断有新的冲突。随着2005年德国大选的展开，美国把期望的目光投向默克尔夫人，这位基民盟领导人在伊拉克战争的争论中始终站在美国一边，激烈批评施罗德对美政策，批评施罗德在走危险的“特殊道路”。随着德国政府的更迭，德国外交和安全战略必将掀开新的一页。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日益加快步伐的全球化进程，德国安全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同政府的安全考虑出现了差异。尽管科尔、施罗德、默克尔政府都强调德国安全与前途将始终牢牢系于“跨大西洋联盟和欧洲联盟这两大基石”，在维护德国的国家利益、保障德国国家安全、推动德国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目标上是一致的，但对国际安全形势的解读，对跨大西洋联盟内部关系的处理，还是出现了不小的分歧。默克尔对施罗德政策的批评以及她再次提升大西洋联盟的举动说明，默克尔政府将尽力避免走“德国特殊道路”，结盟政策依旧是德国未来安全战略基点，德国所做的就是改善联盟机制，使之更平等、更有效，在此基础上提升德国的国际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