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较传统的文化外交方式，充分利用网络优势、占据数字化时代制高点，乃是全球化时代的主要标志。德、法两国对数字图书馆的高度重视，其实并不仅源于其传统对外文化政策的惯性理念，同样也表现出领袖人物对时代潮流的预测能力与敏锐洞察力。从历史角度看，法国乃是对外文化政策的创始者，德国的对外文化政策乃是借鉴美国（后者则以法为师）而成。但真正将其运用于现实并成功实现于整体国家崛起过程中的，当推美国。虽然我们充分意识到美国的体制优势，但竞争环境与全球化“抗美”潮流的形成，仍使未来世界格局充满变数。故此，美、欧博弈，仍属题中应有之义。无论是发源于法国至今为美国人实用主义地取用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1789年），还是德国人具有自身特色而未被深刻挖掘的“责任、秩序、正义”理念（1914年），都具有相当程度的理想色彩和实践意义，如果两者不是对峙抗衡而是形成互补犄角，则德法文化合作所能带给人类的，则有可能是真正超越于功利之外的“普世理想”。德法文化合作之路及其全球化时代战略目标的确定，也就意味着一种出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普世理想”实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