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两个民族之间传统的文化源流关系，可以被比喻为一株大榕树。榕树是长青不老、千秋枝繁叶茂的巨大乔木。它的特性是从主干萌发出的枝干落地生根、萌芽、开花、结实，成为新的茁壮个体。类似古代希腊、罗马文化辐射到整个欧洲那样，以黄河、长江流域为核心的华汉文化辐射到了东亚三个主要民族，即东北方的朝鲜和日本、南方的越南，形成了世界文明史上著名的华汉文化圈。在南方的越南这一枝干逐渐成长为以越族为主体的越南民族文化，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一直走在发展的前列，无论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是这样。20世纪40年代初越南出版的《越南文学史要》是现代第一部有关越南文学史的著作，作者杨广涵较为客观地描述了历史上中越两国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民族据有了北圻和中圻、并组织成社会之后——那时我国人民还处于半开化状态——即被中国征服并统治了一千年（从公元前207年到公元939年）。在这期间，我国人民在政治、社会、伦理、宗教、风俗等方面都受到中国的影响。仅就文学方面来说，我国人民学习汉文，信仰儒教，逐渐吸收中国的思想、学术。”

作为学术、思想的载体，汉语（及其书写手段——汉字）在越南的传播具有极其悠久的历史。回溯越南民族吸收汉语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在秦汉以前，古越人部落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在同北方的文化较高的华夏族接触过程中，他们逐渐吸收了许多古汉语词汇来丰富日益发展的社会生活需要。例如“东、南、西、北”，“翁婆、姑舅”，“雒田、雒王、雒侯、雒将，雒民”等都使用古汉语称谓。这是第一个时期，也可称为自然交流时期。从秦汉在岭南建立交趾郡起，特别是隋唐时期，在南来的汉族官吏统治下，古汉语和汉字成为官方语文，当地上层逐渐接受。经过三国时吴国和两晋、南北朝的统治，汉文推广成为当地通用的语文，这是第二个时期，也可称为普遍推广时期。

中、越两种语言自古以来便是相通的，又是有所不同的。在周秦以前已形成的古代华夏族语言，即以大篆为载体，《四书》《五经》为范本的语言（汉代以后通称为汉语）同古代越族先民的语言，就开始有了接触。历史记载，交趾人给周朝送来了一只白雉鸡，经过几重翻译进行交谈，正是语言互相交流的事例。当时中原是社会、经济、文化更加发达的地区，包括语言。交趾的住民必然要在自然交流中吸收不少汉语词汇，包括许多早期日常生活中的基本词汇；但使用本民族习惯的语音、语调。这些源于汉语的词汇被长期保存下来，融入了越南民族语中。这种古越语在自然交流过程中吸收汉语词汇的现象，大致出现在周、秦时代，在以后的历史阶段也一直或多或少地继续着。

自从成为汉属交趾，特别是隋、唐建立交趾郡（安南都护府）后，中央政权对越族的上层采取争取和使用的政策，使其成为当地政府的支柱。与时俱进的中古汉语和经过改革的汉字（楷书、行书）得到了进一步推广。唐朝实行科举制度，士庶人等不分出身贵贱均可应试，大大地激励了越人学习汉文。与此同时，大量汉语词汇被吸收到越语中。当时的古越语虽然还没有文字，但其语法结构却已牢固。越人很技巧地把这些汉语词汇融合于越语的基本结构中，使之成为本民族语言的一个有机组成。对这些引进的词语，越南当代语言学家高春浩说：“经过了一千年北属，越语借用了比原有词语多四倍的汉语词汇。”“越语中有70%的词源于汉语，被称为‘汉越词’”。“多数汉越词语同越语的同义词比较，具有明显不同的修饰色彩。它们的色彩是意味着‘庄重’、‘诗味’、或‘古雅’、或‘博学’、或‘深奥’！”“它们已经成为越语词汇系统中有机的部分。简而言之，它们已经完全成为越语中的词语，即‘纯越’词语。”

越南人有系统地学习、接受华汉文化，主要内涵是接受儒家思想，名之曰“先学礼，后学文”。学习的主要文献是《四书》《五经》，特别重视《论语》和《孟子》。向交趾地区传播华汉文化贡献最大的几位地方官是：汉平帝时的交趾郡太守锡光（约公元1世纪2～3年），九真郡太守壬延（公元29～33年），被称为“南邦学祖”的交趾郡太守士燮（公元187～226年）和晋代末年的交州刺史杜慧度。在中原战乱之际，许多士大夫避乱来到越南，带来了儒家思想和经典。2世纪末到3世纪初，不少佛教僧人来越通过汉文佛经传播佛教，成为大乘佛教传入越南的开端。著名的僧人有法贤、万行、无言通等，得到当地官府的支持，逐渐使佛教成为越南传播最广的宗教，此后佛教寺庙逐渐遍布各地，实际成为传播汉文的场所。道教传入越南也以汉文为媒介，老庄思想在士大夫阶层广泛流传，一般民众则信仰神仙、法术，等等。同时，有许多优秀的越南学生到长安、洛阳等地留学，其中的优秀者学成后即在中原或交州担任官职，如汉明帝时的张重曾任甘肃金城太守，汉灵帝时李进曾任交趾刺史，汉代李琴曾任朝廷的司礼校尉。唐德宗时姜公辅曾在朝任职平章等。10世纪越南立国后，历代朝廷继承了“北属”时期的科举考试制度，举行乡试（录取秀才和举人）和会试（录取进士和副榜），主要以汉文的经义、诗赋取士，内容是《四书》《五经》和汉文诗赋、策论，使用的体裁是体现中古汉语的文言文。

在越南人接触汉语的约2000年的过程中，汉语本身也在变化、发展，随着华夏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统一语逐渐形成。从秦统一后（公元221年）中原多个诸侯国实现“书同文”，在不甚规范的上古汉语基础上，促成了基本统一的华夏通用语，即中古汉语。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可算是当时语文的规范。出现了大量散文和诗赋等作品。到了隋唐时代（公元618年），中古汉语、汉文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其书写手段也从小篆、隶书发展为更加简练的楷书、行书。除各类散文普遍发展外，诗歌的发展尤为欣欣向荣。正是在这时，越南成为了“北属”交趾郡，中古汉语、汉文成为唯一的正式语文，使用的范围日益扩大，形成了越南人读汉文、用汉文的一套规范语音，被称为“汉越音”，与《说文解字》的读音一脉相承。它是以中古汉语的长安—洛阳语音为基准，结合越族语言发音的特征而形成的。又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实践，汉语中的大量词汇以及成语、习惯语，完全融入越语，加上不同时期自然交流吸收的汉源词汇（即一个同源的汉语词汇在越语中可有类似但不完全相同的读音），成为越语中牢固的有机构成，大大丰富了越族的语言，在越语发展过程中是一大跃进。在文字的字体方面，汉语曾经过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等发展阶段。但越南留存的汉文古碑、古籍、古楹联等都是楷书，可能是隋唐以后汉文才在越南普及的反映。

在此后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古时期形成的“汉越音”规范读法一直比较完整地保留到今天；情况与继续保留着较多中古汉语音韵的中国几种方言如粤语、闽语、吴语相似。如果现代越语还使用汉文表达，那就是像日文或旧韩文那样，大量汉字占有主要版面。现代越人保留着古越语的基本词汇和基本语法结构，同时，大量吸收、使用、甚至创新汉语和源于汉语的词汇，按照传统的读音，参照历代汉语的语义，借以表达各种行为、思想和情感，而且在现代越语口语中，依然经常使用着许多古汉语词汇，例如：钟表称为“铜壶”，谢谢称为“感恩”，经理称为“监督”，硕士称为“进士”，科学院称为“翰林院”，图书馆称为“书院”，写信称为“编书”，念书称为“学册”，等等。总之，大致可以认为现代越语的谱系归属可以是属于南亚语系，但它是其中受汉语影响最深、最广的一个语种。

五代残唐时期，越南统治集团趁中国本土分裂、动乱之际于公元939年建立了“内帝、外王”的自主封建国家，但其基本制度继承了唐代的传统，仍然使用汉文为官方正式文字，而且发展了华汉文化的传统。从国家的律法、公文、判词、告示、撰写历史、文艺创作、制作碑文、墓志到教学、科举等全都使用汉语文言文。一般民众不懂，只好听口头讲解。

在越南现存的汉文文献资料中，最有价值的是不同时代越南史家编撰的历史著作和越南历代诗家的汉文诗。中国历代文化名人在越南影响最大的要数孔子、孟子、屈原、陶潜、李白、韩愈、苏东坡。他们的著作在越南作为典范历代广为传颂。特别是唐诗的格律在越南被称为“韩律”，是越人作诗的模式。

越南继承了中国治史的传统，在立国后的几个朝代都设有史官、史馆，撰写了不少史书。这些史书都是用规范的汉文文言文写成，而且在体例上也参照中国史籍，如《史记》《汉书》等，有正史、野史，下分玉谱、实录、列传、会典等，其内容也参照了中国古籍，特别是远古部分，使用了不少中国的古代传说、神话。越南最早的一部正史是13世纪后期黎文休撰写的《大越史记》；到15世纪后，由吴士连重修，称为“全书”，以后几个朝代再加以增补，称为“续编”，直到18世纪末叶。此外，还有民间撰写的野史等，都用汉文。这些史书大都反映了越南几个朝代的沿革和中越关系的概貌。在整个东南亚，越南的史籍是最完整的。

约13世纪，越南根据汉字的近似读音以及会意、假借等方法创造了一种记录越语的方块字“喃字”，实际上记录的只是越人所使用的汉源词语以外的越语词汇，大量汉文继续保留，语法结构则完全按照越语口语，越人闻声解意，是越语的第一套文字，至今有不少文献、诗歌传世；越人还按唐诗的格律创作“喃字”诗，参考汉文诗的格律创造了“六八”体和“双七、六八”体的模式。但由于借用的汉字未被简化，书写很复杂，而且不规范，普及比较困难。除了19世纪平民起义建立的西山朝十几年外，各朝代都不把它看作正式文字。到17世纪，一位叫亚历山大·罗德的葡萄牙传教士创造了拉丁化的拼音越文，易学易懂，经过若干修正，成为越南的正式文字；特别是在中国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援越抗法、抗美以及时代潮流的影响下，越语吸收了大量现代词汇，面貌一新，成为当代世界的一种发达的语文。

那么为什么现代汉语同越语中的汉字读音差别那么大呢？原来正当越南全盘接受中古汉文、汉语之时，中原地区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北方几个游牧民族逐渐南下，在中原广大地区先后建立朝廷，原来的汉族中央政权被迫撤退到长江以南，史称南北朝（公元386～589年）。原先的游牧民族进入广大的农耕民族地区，经济生活起了根本的变化，出现了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的民族融合。在语言、文化方面，主要体现为北方几个少数族接受了以汉语和儒学为核心的汉族文化。例如匈奴族的君主，自称是汉朝姻亲，名刘渊；羯族的君主石勒不识字却爱听讲经史；特别是北魏鲜卑族的孝文帝尊崇儒学，手不释卷，还规定“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即必须讲汉语，其结果是在南北朝的200多年中，北方汉语里也充斥了“胡虏之音”。不少北方胡族的生活习惯也被普遍采用，如高足家具就改变了汉族席地而坐的习惯。胡歌、胡舞成为人民的共同文化生活。就这样，一方面形成了以汉文化和汉语为主体的民族和语言融合，同时，中古汉语的语音也逐渐起了变化，形成一套中原语音，词汇、语法基本不变，但声调“平、上、去、入”变成了“阴平、阳平、上、去”。初讲起来有点南腔北调，长久了就成为主流语音；后来继承北朝的宋朝南下统一了南方，中原语音进一步逐渐推广，一直传承到我们今天讲的汉语普通话。但传统的中古汉语在长时间内继续被认为是正统，特别是用于诗歌、韵文等创作。南朝的臣民仍继续保留大部分中古汉语语音，也逐渐发生了若干变异，发展成为汉语几大方言；但文字仍是全国统一的。而越南自汉唐时代接受了中古汉语后，又自立为国，继承了唐代正统的文化传统，与中国北方也不接壤，继续较完整地保留着中古汉语语音，一直流传至今。唐诗、宋词按现代汉语读起来已有多处不押韵，但如果按照越南的“汉越音”来读，则声声入韵无误。汉字同中国仍然是统一的。孙中山先生同越南的革命者潘佩珠初次见面就是进行笔谈。今天，越南的古书中国人完全能读，越南的古碑、古楹联中国人完全能看懂，越南人自己却要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