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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大多数人类学者认为人类学始于20世纪中叶。其产生的直接学术背景就是在18世纪中叶法国启蒙运动中出现的许多新社会科学理论。英国已故的著名人类学家埃文思一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就曾说过社会人类学是“启蒙运动之子”。他还指出在社会人类学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无不带有启蒙运动中产生的社会科学理论特点。
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孔德和斯宾塞是社会学的开创者。人类学则是继社会学产生之后出现的新学科。但与社会学不同，人类学当时所关注的是包括史前和当代的“原始（primitive）”人
社会文化人类学为20世纪末人类学界常用的主要分支学科名称，即社会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统合名称。该学科在欧、美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诸如印度、墨西哥、秘鲁、巴西等一些亚洲和拉美国家是一门普及性非常高的、主要的社会人文学科门类。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文化人类学不论在研究时空上和理论上都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和变化。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时空变迁不无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科学的发展以及该学科本身在理论上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经济和科技导向的今日世界里，社会文化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一方面在高等学府里继续面临着困境，但另一方面其研究触角又伸向了人类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无处不在，无所不涉及的亢奋状态。社会文化人类学博采各社会人文学科理论，强调研究者亲身经验的研究方法，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继续做出其他学科难以替代的贡献。
20世纪初该学科传入我国。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一批诸如凌纯声、吴泽霖、杨成志、杨堃、费孝通、林耀华、林惠祥等多位著名人类学者。但当时的西方人类学是以“没有历史”或者“历史不完全的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所谓“文明民族”则是被排除在其研究范畴之外。由于某种的偶然，虽然费孝通、林耀华等我国人类学者对汉族开展了研究，费孝通的研究还因此被马林诺斯基视为一个里程碑，后者还由此指出人类学“必须首先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且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并预言“未来的人类学不仅对塔斯马尼亚人、澳洲土著居民、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人和霹雳的俾格米人有兴趣，而且对印度人、中国农民、西印度群岛黑人、脱离部落的哈勒姆非洲人同样关注”，但由于当时的我国学科权威受制于该学科在西方发展的前近一百年间是与西方列强对海外殖民扩张和统治相联系，以及当时欧美社会文化人类学者以非西方的“异”社会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影响，加之在三四十年代日寇对我国的侵略，致使这一时期该学科在我国主要是以西南边疆地区非汉族的“异”社会文化，即少数民族社会文化为研究对象。同样的原因，费孝通的“江村”研究及其与张之毅所做的“云南三村”研究也被视为社会学研究。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前半期，西方学术界传统的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原始”的、“没有历史”的、“未开化”的、“非文明”的社会或民族，而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研究文明民族的学术分类体系，在我国被转化为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少数民族，文史哲、经济学、社会学研究汉族学术分类体系。在20世纪50年代大力学习苏联的时期，在苏联民族学的影响下，我国的民族学研究的上述方向进一步被固化，而这种研究“传统”和偏执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
由于政治原因，在我国大陆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30年期间，该学科曾经被当作资产阶级伪学科逐出我国大陆的学术研究领域。但作为学科实践的一部分，以为政治服务的形式仍在相当程度上被继续进行着。如为实现民族平等和建立有各族代表共同参加的新形式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从50年代初就开始进行的民族识别工作，以及根据1956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所做的决定，从1957年开始直至1991年才完成的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全面调查研究工作。在对“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理论与方法采取了不加鉴别地彻底批判和抵制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该学科的上述有限的实践也被完全地停顿了下来。“文化大革命”以后，拨乱反正，该学科重新以“民族学”的名称得到了恢复。不过由于该学科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了上述各种政治的、历史的制约以及该学科在苏联的名称、方法论和传统的研究实践的影响，一直是以研究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社会文化为主，所以在恢复之时较为自然地选用了与我国传统研究“特色”较为一致的、符合“国情”的学科名称——民族学。虽然，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开始打破原有传统只限于少数民族和“山野”研究的时空界域，但此种冲破“传统”界域的研究实践往往在不同程度上遇到学科内、外的各种限制或压力。与此同时，这些新变化已经成为学科发展的希望和新的动力。
实际上，自“二战”以来西方社会文化人类学者对殖民时期的学科研究对象和理论方法上的“欧美中心主义”倾向进行了反思和自我批判，上述学术分类体系被逐步打破。他们一方面不再将非西方社会视为“原始”的、“未开化”的、“没有历史”的社会文化，另一方面也不再将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空间束缚在非洲的灌木丛、拉美的热带雨林、北美的大草原和冻土带、澳大利亚的大沙漠、南太平洋的岛屿和亚洲的山野“土著”社会文化中，而扩展到对自己社会文化的研究。他们也不再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局限在政治文化族群（即包括我们所指的“民族”、“部族”和“部落”），而包括了对其他诸如不同职业群体、不同性取向群体、不同代际群体、艾滋病群体、宗教群体、不同移民群体等等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种趋势越来越突出，不仅研究工业社会文化，还研究信息社会文化，甚至包括现代精英社会文化，如医学院、硅谷IT社区、新生育技术、基因工程等。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生产、移民、社会或文化认同，现代大众消费、互联网、传染病等等均成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热门研究内容。与此相应，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也逐步从研究单一社区发展到研究跨地域的、多点社会文化网络。从学科的方法论来说，学科经历了从开始的进化论、传播论、文化圈论，到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功能结构主义直至后结构主义以及实践理论等多种学派争鸣发展的过程。如果说，“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相继出现的社会文化人类学主要学派与他们早先学派的承继脉络关系较为明显，那么此后相继出现的西方社会文化人类学派与早先学派的承继脉络就变得较为复杂和模糊。20世纪80年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界出现的实践理论，改变了过去许多社会文化人类学者只把一个社会的社会文化体系或结构视为静止的或一成不变的观点。同时也改变了他们只把生活在这一社会文化体系下的人们视为被动的社会文化产物的片面认识。这一变化使社会文化制度或结构与生活于其下的人的辩证关系得以更全面地被探讨和表达。在这一变化中，社会文化再生产的“过程”（process）、社会文化能动主体（agent）、社会作用（agency）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方法上更加重视共时的研究和历时的研究的结合，强调社会文化人类学与历史研究的结合。
应该说，社会文化人类学始终在为人类认识自己、自己生活的社会以及人类赖于生存和参与创造的文化，开拓了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方法和理论。随着当今跨国经济和社会文化交往的急剧增加，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应用性被大大发扬。各个国际组织、跨国企业越来越重视社会文化人类学跨文化研究的应用性意义。许多该学科研究人员在不断积极地参与各个国际组织的国际发展和援助项目，有些还参与跨国企业海外拓展市场和开发生产项目。他们分别在这些方面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作用。这些发展变化也成为当今该学科兴旺发达的重要动力之一。当今的社会文化人类学不仅继续探讨“传统”社会的社会组织、宗教信仰、文化习俗、宇宙观、人生观等，也更多地研究后殖民时代、全球化时代的诸如包括社会文化认同、互联网、消费主义、移民、艾滋病、肺结核、新生育技术等各种当今社会文化现象及其应用研究。其中也不乏对人类认知层次上的研究。多学科合作研究成为社会文化人类学努力的方向。
自20世纪70年代末该学科重新恢复以来至今，我国大陆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受制于传统学术理念、研究经费分配制度、学术评价制度的影响，社会文化人类学以经验研究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扬，研究成果更多地停留在文本研究上。以至于学科发展的主要标志和学科理论发展根基的田野志成果不多。如何建立正确的学科导向和鼓励符合学科规范的田野调查工作成为今后学科发展的关键。在当今全球化和我国经济社会大转型时期，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深刻学理和独特的田野研究方法对当今社会文化的研究是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巨大的应用性意义的。譬如，对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再生产、多元文化和消费主义社会下的认同问题、文化冲突问题、社会性别问题、民族关系问题、移民问题、生态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疾病与社会文化的关系问题、新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关系问题、人口与社会文化关系问题、社会资源与自然资源关系问题、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问题、我国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三农问题、国家建设中的教育问题等等的研究。无疑对上述问题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是可以推进社会人文科学理论的发展。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走出我国社会文化人类学传统研究束缚，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是社会文化人类学发展的重要途径。应该承认与其他学科相比我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队伍是非常小的，应该开展研究的领域和目前研究已涉及的领域之间的差距还比较大，研究水平还有待提高。但不可否认我国社会文化人类学有限的研究成果已经对我国社会人文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大力推进和发展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既是科学兴国的需要，也是繁荣我国社会人文科学的需要，更是全球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
（社会文化人类学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