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欧洲各地相继爆发了反对专制统治，要求建立议会制政府的起义，动摇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1821年，希腊爆发的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希腊民族起义，对塞浦路斯产生了重大影响。

早在1814年，希腊民族主义者就在俄国的敖德萨成立了秘密组织“友谊社”（希腊语称“菲力克·希特里亚”）。1818年，“友谊社”派代表来到塞浦路斯，与大主教基普里亚诺斯建立了联系，并介绍他参加了该组织。基普里亚诺斯大主教坚定支持希腊的民族事业，承诺对领导希腊起义的“友谊社”给予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

希腊革命引起奥斯曼帝国政府对塞浦路斯的密切关注。土耳其人密探发现塞浦路斯某修道院院长锡奥洛斯·锡苏斯，不仅是“友谊社”成员，而且还将大量宣传希腊革命的书籍带入塞浦路斯，并在塞浦路斯秘密宣传希腊革命。总督库楚克·梅赫梅特预感希腊革命即将波及塞浦路斯，请求素丹立即向塞浦路斯增派军队，要求解除希腊族人的武装，处死从大主教、主教到各级希腊族头领及普通居民共486人。素丹下令库楚克召集奥斯曼各封建军事首领立即行动。1821年7月9日，库楚克把黑名单上的人召到总督府，这些希腊族人原以为是总督要求他们前来向素丹表达忠诚，而听到的却是他们的死刑令。

总督库楚克对希腊族人的大屠杀，在希腊族人心中埋下了对奥斯曼帝国素丹，甚至对土耳其族人仇恨的种子，成为希腊族人要求回归主体民族，把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重要因素。

1830年1月3日，希腊终于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而获得独立，给塞浦路斯希腊族人极大鼓舞。但大屠杀的打击使塞浦路斯未能恢复元气，人民生活极端痛苦，而在此时，奥斯曼总督要求补交拖欠的税收，引发多次人民抗税起义，但均被奥斯曼帝国政府残酷镇压。

大屠杀的阴影和抗税起义的失败，使塞浦路斯居民极度悲观失望。1853年沙俄重创奥斯曼军队的消息，使希腊族人备受鼓舞，他们希望俄军解救同为东正教的塞浦路斯。然而英、法为了扼制沙俄，转而扶持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使其不致解体。在内忧外患和英、法的支持下，奥斯曼帝国走上了史称“坦齐马特”的改革之路。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对塞浦路斯也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但就奥斯曼帝国对塞浦路斯的整个统治而言，帝国政府不够重视，管辖权变更频繁，地方总督贪赃枉法，常常把塞浦路斯作为个人发财的摇钱树。帝国政府只是从塞浦路斯攫取资源，运走钱物，从不关心岛上居民的生存环境，道路失修，干旱和蝗灾造成的饥荒不断。希腊族人常把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比作塞浦路斯历史上最黑暗时期，尽管这种比喻与后来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有关，但是奥斯曼帝国政府对塞浦路斯的疏于管理却是不争的事实，就是在坦齐马特改革时期，塞浦路斯人的生活环境也没有得到多大改善，这也是1878年英国占领和管理塞浦路斯后，希腊族人欢迎英国统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