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费孝通文集》（第八卷）］

主题发言人：务伊琼

评议人：赵伦

记录人：赵伦

时间：2009年11月28日

地点：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主楼612

赵旭东主持：大家辛苦点，以后不再集中安排两次读书会，下面我们先讲第八卷。这一卷很多是费先生讲话的内容，有很多灵感性的东西，挺值得关注，有些话也说得很有意思。这卷里有一些出国的访问和国内的重访，这个阶段费先生谈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事情，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问题在他那里也得到一些反映。费先生从这以后几乎是每一年写一卷。下面请务伊琼来讲一下。

《费孝通文集》第八卷收录的文章写于1981年初到1982年底。这段时间费孝通是身兼很多职位的，被推举为中国社会研究会会长，出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同时赴美接受国际应用人类学学会授予的1980年度马林诺夫斯基奖；翌年赴澳大利亚讲学，写出了《访澳杂记》，并于年底赴英国接受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赫胥黎奖。这段时间由于费孝通经历了“文革”这一段特殊的时期，拨乱反正后不仅在国内学术上，而且在国际上重新开始了自己的一些活动。这篇文集收录了64篇讲稿，在这里笔者主要总结出四个问题：现代化与社会学重建问题，民族社会学问题，中国农村问题，知识分子问题。

在论述以上四个问题之前，首先关注的是《访澳杂记》这篇文章，在这卷书所经过的时间内费孝通有两次很重要的出国活动，一次是去澳大利亚，一次就是去英国接受赫胥黎奖，在那里发表了自己的《三访江村》。费孝通访澳之旅的时间比较长，在那里也有了许多新的感受。《访澳杂记》中第一篇文章是《一夜过了一夏》，主要是讲了时差和季差的问题，费孝通讲以前去澳洲差不多要半个多月的时间，但是现在从香港起航只用9个小时就到达了澳洲东海岸的布里斯班。这9个小时内他就经过了一个夏天，因为在北京还是夏天，到了澳洲已经是一片秋天的景色了。因此他感到时差和季差不仅对他生理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让他感到了社会和心理的问题。费孝通谈到：时差也好，季差也好，原本是亘古以来一直存在的自然现象，但是这些现象成为我们生活中必须予以适应的因素却是近年来的新事物。这一点也反映出了费孝通所讲的中国新的社会学所包含的内容是什么的问题。新的中国社会学讲的本来就是大家认为是常识的东西，但是社会学要做的是经过科学手段挖掘出这些常识背后的逻辑，费孝通对时差、季差的讨论也表明了他对社会学的这一理解。在这里费孝通提出了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在澳大利亚的时候他想澳大利亚的儿童是怎么样过圣诞节的？因为澳洲的圣诞节是在夏天，那么是否圣诞老人还穿皮袍？这些问题我们有很多时候都不会想到，但是费孝通就能够从生活的点滴中发现问题。

然后是《在世界中心之外》和《是好运带来的吗？》这两篇文章，费孝通讲到了澳大利亚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用了“lucky appendage”这样一个词形容，翻译过来可以叫做“侥幸的附属品”，谈到了澳大利亚整个的发展过程。澳大利亚原本是英国囚犯的流放地，其经济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困境，但是这种lucky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这些困境的突破上。第一个突破是欧洲移民到这里之后要生存下去需要粮食，不能只是靠外来的粮船接济。发展农业需要土地，随着人口的增长，东海岸的土地越来越紧缺，这时，在定居25年之后人们发现了越过大青山的缺口，筑通了道路。这是经济上的第一个突破。山外的沃地千里不仅提供了粮食的产地，而且为第二个突破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第二个突破是解决用什么特产去换取海外供应的生活必需品。他们实验成功了有名的“美利奴”绵羊，这种羊毛质地厚、产量高。至今羊毛还在澳大利亚输出品中占着首位，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第三个突破就是在新南威尔士的巴瑟斯发现了金矿。消息传到我国后，许多闽广农民远涉重洋投身到淘金热浪中。澳大利亚金矿分布较广，对其西部的开发有着重要作用，但是真正带来澳大利亚经济结构改变的是其矿产的发现，澳大利亚各种矿产资源丰富。经过这几次的突破，人民的生活逐步提高，一度位于世界领先地位，即使是现在也还是处于一个收入比较高的水平。这些突破中“美利奴”绵羊成为费孝通重点思考的一个对象，羊带来了后来澳大利亚经济的飞跃，他由此联想到中国农村，中国农村的工业化、现代化也需要这些创造发明。

在《翻过这不光彩的一页》和《尽是他乡之客》中，费孝通主要讲到了澳大利亚的民族构成和移民问题。在《翻过这不光彩的一页》中他说道，世界上如果谈到土著被大量屠杀或是濒临灭绝状态的话，就会谈到澳大利亚的土著人，但随着澳大利亚的发展，后来的白人开始进行反思，认为当时对土著人的举措可以称作一种耻辱的行为，政府开始对澳大利亚土著实行许多扶持政策。但是在看到澳大利亚进步的一面的同时，费孝通又想到这种单纯地给土著人钱，让他们维持自己生活的办法不是一种最好的办法。费孝通将澳大利亚对土著的扶持状况和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联系在一起进行了思考，他认为澳大利亚的这一政策实际上是造成了澳大利亚土著中的两种人，“一种人是还在偏僻的地方保持他们小群的聚居生活，留恋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但生活上已经日益西化，依靠政府的配给和资助过日子。另一种人是已经散居在城市里，脱离了他们原有的社会，但事实上也进入不了白种人的社会，在就业上竞争不过白种人，只能以廉价出卖劳动，成为目前澳大利亚都市社会里最贫困的底层。”费孝通认为澳大利亚的土著政策只是在经济上对他们进行补助，却没有想要使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独立；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帮助少数民族实现经济上独立自主的能力，从而达到政治上的一种平等，我们所做的一系列工作就是为了给少数民族创造获取这种能力的条件。

从《访澳杂记》的结束开始进入费孝通这卷文集所谈到的第一个主题：现代化与社会学重建问题。这些文章包括：《略谈中国的现代化》、《略谈社会学》、《建立新中国的社会学》、《响应号召加强社会科学研究》、《社会学讲些什么》、《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社会学系的培养目标问题》、《关于社会学发展的几点看法》、《怎么去了解中国社会》、《关于社会学的几个问题》、《建立我国社会学的一些意见》、《从实际出发规划社会学学科建设》、《开展社会学研究》、《怎样进行社会学调查》、《再谈怎样进行社会学调查》、《谈社会学教材建设》、《开展教育社会学研究》、《开展对城市住宅问题社会学的研究》以及《论家庭结构的变动》。费孝通在澳大利亚时就不断讲什么是社会学，他的澳大利亚社会学学者朋友们给了他很多启发。他们给了费孝通澳大利亚社会学的教材，其内容是从澳大利亚本国的社会情况出发去讲社会学是什么，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学本土化的例子。费孝通在清华上学期间就和自己的同学不断地讲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现在在社会学重建的过程中，这种本土化思想依然是需要强调并逐步实现的，最终建立起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这一时期是从社会学开始重建刚刚两年左右，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中国正在加大力量搞现代化建设，现代化是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景，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学，因为现代化实际上是对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过程的新提法，也表示了这个历史过程的一个新阶段。在这个近百年的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许多国家依靠引进现代的先进生产技术，使得国家的总产值确是有了增长，但是这些动人的数字并没有相应地改变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文化，也没有相应地改变这些国家被控制的地位，甚至使人感觉到为了获得这样的“现代化”而把自己独立自主的命运抵押了出去。中国就是看到这种情况，认识到单纯地靠引进技术的话，会引发许多的社会问题。一项先进的生产技术能否引进来产生提高生产力的效果不能单凭主观努力，还要看是否具备必要的社会条件。简单地说，就是你这个技术到底合不合适，引进后会发生什么样的社会变化，可能产生什么样的社会问题，这都是需要考虑的。这些问题以及相关社会问题的解决都是需要社会学的力量的，因此在这个时期，重建社会学可以算是一种大势所趋，非常具有意义。这和旧的社会学是不同的，费孝通就谈到新的社会学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这里费孝通添加了很多的政治术语：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的社会学，从中国实际问题出发，处理中国实际问题，带动中国现代化的正确发展。

在社会学重建方面，费孝通还主要讲了社会调查方法，他从介绍自己的社会调查开始，分析自己所采用的社会调查方法，总结出要从比较中发现问题，进行直接观察和典型分析，利用问卷做大规模调查，创造直接观察的条件，还强调调查要深入，分析要细致。费孝通在进行江村调查时采用了微型社区调查方法，同时又采用了问卷法，他认为只有将定性和定量方法相结合，才能真正使得社会学方法科学化。同时可能是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费孝通还提到，虽然我们的社会学被取缔过，社会学不被接受，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但是真正的社会学并没有停止，毛泽东思想中就有很重要的社会学调查方法在里面，这就是麻雀解剖法。他认为麻雀解剖法是社会学最基本的调查法，同时用问卷等定量方法进行辅助，这样就能作出一份很不错的社会调查。

最后，费孝通还强调了社会学重建最迫切的任务是培养师资和编著教材。重建社会学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学教师队伍的话，社会学系是不好建立的，费孝通说现在从事社会学研究的都是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老人了，并且有很多在“文革”年代中已经丢弃社会学很久了，中青年的教师人才资源匮乏，这些人受到的基础教育也不行，这样的话，各个地区的社会学研究所和各个大学的社会学系是无法建立的。教材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从《社会学概论》谈起，第一批“社会学概论”的稿子试讲后得到的反映说是“不三不四”。费孝通说，不要怕被提出不三不四，这代表了我们现有的水平，就是有了这一个水平衡量我们才逐渐进步的；同时表明社会学的确是一种常识构建，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正是这些常识背后是什么，为什么会存在这些常识。另外，费孝通还谈到了社会学重建的“五脏六腑”。“五脏”是指一门学科的结构中应该包括的五个部分：学会、研究所、学系、图书资料中心和书刊出版部。“六腑”则主要是谈社会学的课程安排。这个课程安排和我们现在本科生的课程安排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费孝通认为至少要有六门作为一个学系的基础课程，分别是：社会学概论、社会学调查方法、社会心理学、城乡社会学、比较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理论。同时，他还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要选这六门作为我们的基础学科，其中包括对社会心理学的扶持。并且费孝通还提出，社会学的学生不能只是单纯地学习社会学这一专门学科，要跨学科多方面掌握知识，这样才能从事好社会学研究。

第二个问题就是谈到了具体化的民族社会学方面。主要文章有：《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怎样开展民族研究工作》、《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为什么开展民族学研究》、《支持六江流域民族的综合调查》、《谈民族调查工作的微型研究》、《深入进行民族调查》、《切实提高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序言》、《关于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上的几个问题》、《确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四上瑶山》。费孝通也说过自己的研究主要是在民族社会学和中国乡村两个方面。在社会学被取缔之后费孝通一直是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从事少数民族的研究调查。

当时我国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一书，费孝通认为这本书是我们众多资料汇集的结晶，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还有很多欠缺。这里费孝通提出了宏观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宏观是指各个民族在历史上有着很多的相关之处，我们应该看到这些所带来的问题。现在我们对一个少数民族的识别其实是受到当时的政治环境的影响的。当时由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需要每一个民族选出一名代表参加，但是我们当时的少数民族非常杂并且多，因此需要进行民族识别。而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民族识别在后来造成了很多问题，比如穿青人，他们认为自己是少数民族，但是在进行民族识别的时候被划定为汉族。同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各民族之间关系的话，会发现许多民族有很多共同之处，有相互交杂的部分，费孝通举了大瑶山的例子。大瑶山有五个主要的瑶族集团，有盘瑶、茶山瑶、花篮瑶等，费孝通取盘瑶作为一个调查类型，研究为什么明明五个各有不同之处，却都成为瑶族；为什么相互之间存在差别，却又能够彼此允许这种差别，并且遵守同一个规则，这里的规则体现在他们所有的大石牌上。这里费孝通谈到了潘光旦的民族迁移设想，正是从这种设想中费孝通引出了宏观的整体观点。宏观研究民族问题，不仅是研究各民族历史上的联系，再进一步是要把中华民族看成一个整体，研究它形成的过程、它的结构和变化。宏观还要与微观相结合才是对民族进行研究的正确方向。从宏观的研究来说，中华民族所在的区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正是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进行微型的调查。

微型研究法，就是在一定的地方，在少数人可以直接观察的范围内，同当地人民结合起来，对这地方的居民的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研究。“微”是指深入到生活的实际，而不是泛泛的、一般化的叙述，要做到有地点、有时间、有人、有行为，这样才能说是“直接观察”。“型”是指把一个麻雀作为一个类型的代表，解剖得清清楚楚，五脏六腑，如何搭配，如何活动，全面说明；而且要把这个麻雀的特点讲出来，它和别的麻雀有何不同，为何不同，等等。这样的微型研究是民族研究的基础，通过比较不同的“型”，就能逐步形成全面的宏观的认识。这些宏观、微观研究方法他在以后的许多讲座中多次提到，比如说对白马藏的研究，以及特别强调六江流域民族的综合研究是一个很好的跨学科、跨区域研究的范例。在进行民族社会学调查方法的讨论的同时，费孝通关注民族问题的一个重心在于缩小和消灭民族间的差距。他一直强调我们国家的民族政策不是澳大利亚政府的经济补助政策，而是实现各民族之间真正的平等，实现平等的关键是要把历史上造成的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状态改变过来，缩小各民族在这些方面的差距，将少数民族的发展与四化建设联系起来，实现他们经济上的发展与独立自主，从而达到政治上的平等。

第三个是中国农村问题，这里从《三访江村》谈起。由于当时费孝通到英国接受赫胥黎奖需要发表演讲，他的一位老师给他的建议就是谈谈从他当初写作《江村经济》之后，中国发展到现在江村的变化。于是费孝通又重访了江村。在三访江村的基础上，他对中国农村问题又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江村在随时间变化的过程中，其农、副、工三者的比例在不断变化。在费孝通写作《江村经济》的时候，农民的收入是一半靠农业，一半靠副业和手工业。随着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以粮为纲的政策，农业比重逐渐增大，工业、副业几乎处于一种停滞状态。但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提倡和实行，农业比重实际上是在减弱，副业和工业在上升。同时费孝通在和农民接触的时候发现了农民的变化，以前农民与他交谈只有两种话语，一种是夸政府如何好，第二种就是发牢骚，说政府如何不好；现在却是农民向他要技术了，想着什么样的技术能够使自己的生活变好。这个时候费孝通就联系到了知识分子的问题，认为知识分子的作用应该在这个时候显现出来了。他发表了许多关于农村发展的建议，像《龙胜猕猴桃》、《故乡养兔》和《从鱼米、丝绸之乡到兔毛纺织之乡》等。以养兔为例，从前每家每户养兔的数量不多，草是很容易得到的，但随着人口的增多，土地资源逐渐成为稀缺品，兔子的数量却呈现一种无节制的增长状态，草就不容易得到了，养兔受到了限制。这时候费孝通就看到了广阔的水域，想到其中生长的大片水生植物是不是可以作为兔子的饲料呢？但是经过询问，他发现水生植物是不适合做兔子饲料的，因为水分含量太多，会造成兔子生病。这时候费孝通谈到科学家如果可以想到方法使得这些水生植物能够成为兔子饲料，那会是经济上很大的突破。费孝通又看到了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农业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就是农业机械化，但是这时候农村劳动力是过剩的，同时城市人口也在出现饱和，因此机器进入农业生产就意味着有劳动力要被排挤出来，那么农民当然对农业机械化抱有一种排斥的态度了，农业机械化的实现是很困难的。所以费孝通说我们只单方面靠提高农业生产的话，只会出现增产不增收，不可能带来更大的经济发展，所以我们要改变农业结构，学习美国和日本。这里他谈到美、日的饮食结构发生的变化，他们曾经也是以粮食为主要食物的，但逐渐他们就以肉类等其他食物为主，粮食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其实也可以通过改变饮食结构来改变我们的粮食比例，这也可以与少数民族的发展联系起来，因为像内蒙古这些少数民族所在区域，他们的畜牧业非常的发达，肉类的比例增长会带动这些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因此如果农业结构改变的话，农村经济发展可能会更进一步。这一方面所涉及的文章大致有《龙胜猕猴桃》、《三访江村》、《农村调查体会》、《从鱼米、丝绸之乡到兔毛纺织之乡》、《苏南农村社队工业问题》、《故乡养兔》、《迎春话农村新面貌》。

介绍完农村的科技问题，我们进入到第四个问题，即知识分子的问题。主要文章有《人才研究和知识分子问题》、《广开言路广开学路广开才路》、《一个老年知识分子的心声》、《现代化与知识分子》、《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关于当前知识分子状况的调查》、《论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建设》、《知识和知识分子》、《略谈知识分子问题》。在这里他强调现代化与知识分子是密切相关的。他认为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廓清了知识分子的概念，之前一直认为知识分子和工农是两个阶级的概念，但是现在推翻了这一错误认识，这不是一个阶级的区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知识分子的作用其实是应该面向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去发挥自己的实际作用，知道人民需要什么，然后就去做什么。这里，费孝通除了进行农村研究和民族研究之外还借助自己的政治身份，进行了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落实的调查研究。他认为这也属于运用自己社会学调查方法的一个重要调查研究。他主要把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分别是老年、中年和青年知识分子，他接触的主要是老年知识分子和中年知识分子这两类。老年知识分子指的是65岁以上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往往是比较有名望的，在拨乱反正的时候也是从这些有名望的老年知识分子开始进行平反，这些人的政策就落实得很快、很好；但是中年知识分子却没有享受到这些政策所带来的益处，往往处理的过程中留有不少的尾巴。中年知识分子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状态，从住房、工作情况、工资到夫妻生活距离都有很多问题，他发现四川一所大学的调查显示，老年知识分子和中年知识分子的死亡比例竟然达到了1∶3，这就说明了中年知识分子的问题亟待解决。在这一调查过程中他运用的就是解剖麻雀法和问卷调查法，这就是定性和定量方法的运用。

讲完这些问题之后，费孝通在讲农村问题的时候开始讨论小城镇发展的问题，从《小城镇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与《谈小城镇研究》中可以看到费孝通思想的变化。他谈到大城市很拥挤，农村剩余劳动力又很多，但是中等城市的发展并不乐观，其实小城镇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是起着重要作用的。在历史上，小城镇有三种作用，即政治中心、商业中心以及手工业交易中心。但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期，它的商业中心的作用被减弱了。改革开放依赖市场经济，小城镇作为一个人口蓄水池的重要地位逐渐凸显，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起到了一个工业发展的中间衔接环节的作用。这里的两篇小城镇研究文章可以算是以后费孝通关注小城镇研究的引子。最后，费孝通还有一些文章是关于政治事件的评论，还有一些序或是小杂文，如《一个审判员的感受》、《关于行为科学》、《政治上的启蒙》、《忆〈少年〉祝商务寿》、《英伦杂感》、《缅怀肯尼雅塔》、《老人守则刍议》、《悼福彭》、《潘、胡译〈人类的由来〉书后》、《“严伊同学”》、《脚勤》、《我看人看我》等。这其中也有许多有意思的地方。在《潘、胡译〈人类的由来〉书后》这篇中他讲了一些翻译和校译问题，还讲了他和他老师潘光旦之间的一些趣事，比如在潘光旦翻译到得意之处等待费孝通询问时，费孝通故意装作不知，逼得潘先生不得不自己说出自己的得意之处，让人忍俊不禁。费孝通和他老师潘光旦先生的关系是十分深厚的，潘光旦是他的活字典，费孝通在这一点上对潘先生有一种很强的依赖心理，他一有文字方面的问题就会去问潘光旦，而潘光旦无论自己有多么忙，都会放下手边的事情去帮助费孝通。这样的深厚情谊今日看来让人不胜唏嘘。这卷文集很多地方都让人感到费孝通思想的活跃性，他十分注意观察生活的细节，并且很注意提出问题，经常想到别人不会注意的问题，比如他坐飞机去新疆乌鲁木齐，就会想到玄奘的问题，想玄奘当时是为了什么经历这么艰苦的环境去取回佛经，而自己又是为了什么来到这里。他在讲怎样认识中国社会的时候，还联系了林则徐的故事，从林则徐处理问题的方式再次说明了社会学调查研究是什么，关键是什么，作用是什么的问题，同时从林则徐本人的人格出发，强调了一颗赤子爱国之心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发展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