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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苏绍智先生：
接到这封信我想您一定纳闷：今天的题目是不是太大了？一封信是否能谈得清楚？
让我来试一试。
中国是什么？
回答其实可以非常简单：中国是（或曾经是）我的祖国，是生育我和我（曾经）生活的地方。我问“中国是什么”，是因为我想弄清“我是什么”。我以为，每一个中国人或与中国有血缘亲缘关系的人，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与中国在生命本体意义上的认同或部分认同，它因此也先天地规定了中国学者和西方中国学家完全不同的思考起点。在大陆中国，谈中国或世界，哪怕到了妄自菲薄的程度，骨子里永远有一个与自我意识纠缠不清的“中国意识”。而在海外中国研究中，无论Paul Cohen教授怎样倡导“中国中心观”，并且认为“中国中心观已经在美国兴起”，
但是，地球越来越小了。
一个地球，一个世界，已经成为当代人（无论东方西方）在生存意义上共同面对的现实，因此有了中国人走出封闭的焦灼，也有了“中国中心观”在海外中国研究中的一席之地。不同的是，前者是一种向上攀登的心态，后者仍然出自居高临下的俯就心理。这一高一低，潜伏在字里行间，从不同方向影响着我们对中国的认识。由于在生命本体意义上与中国认同，前者有可能在自我有限的生命体验中解释中国；而后者，则倾向在中国的历史中寻找自己的影子——所谓“人类共性”，通常是在这个意义上确立下来的——结果是，我们离自己近了，我们距中国远了。
附录 关于中国的通信 因此，我以为，超越自我的局限，超越任一价值判断的局限：尊重中国——是我们真正接近中国、认识中国的共同的前提。
中国是客观存在的。无论在它头上坐过怎样的皇帝老子、怎样的领袖天才，怎样被历史学家看作“封建宗法制国家”或在当代被人称作“共产党（或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就是中国，具有超越所有这一切之上的客观意志。
中国是这样一个客观的存在：以它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口、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以顽强的自律精神和自愈能力，旁若无人地存在着，许多年许多年……它自己俨然就是一个世界！正因为它没有过早地受到蓝色文明的骚扰，没有经受人为的抽象价值观念的改造，才更像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一个自然的存在——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它这样，以它的存在显示出自然本身的顽强意志和自然发展的不可逆转性。1840年以后，中国乱了方寸。凭借强权和武力，谁都可以踏上这块土地。百余年来，它就那样默默地、顺从地任人把它涂上什么颜色：黑色的、红色的、半黑半红的……以至我们一代知识分子真的以为它可以任人随意涂画。我们中间许多人以“当代的”、“民主的”、“富强的”中国的名义审判历史的中国：“应该那样”、“不该这样”……有无数个智者的声音，唯独没有中国自己的声音。
我们已经太习惯把中国看作一个可以任人做戏、做文章的弱者。我们自己也因此做了许多文章，有许多教导许多设想。但是，中国依然固我，任人怎样评说，就这样默默地写下了自己的近代史、现代史和今天的历史。像大浪淘沙，它无情地抛弃并且正在抛弃所有不负责任的说客。因此，我以为，认识中国，首要的，是把中国看作一个具有独立意志和独立人格的主体，尊重它，尊重它的存在和它已经做过的历史选择；像尊重任何一个有尊严的人，无论他是文盲还是智者，是穷人还是富人。即使身为中国人，尊重中国，也是我们有可能真正认识中国的必要前提。我还以为，走出文人书斋典籍，走出西方世界价值体系，走进中国去认识中国，是解开中国之谜的关键所在。只有暂时抛开任何先验的价值设定径直走进中国，你才会发现：一日三餐，炊烟袅袅，其间顽强的生存意志，远远超过任何极权的或民主的政治；四季劳作，播种收获，“天人合一”的特点何止是中国的宇宙观，抑或就是她的人生观、政治观？传宗接代、生生不息的群体意识，也许正是对西方所倡导的“个人意志”的一种补充？我们姑且不去评判它是它非。因为无论是非，中国就是这样存在着：在此基础上选择了现实的生活方式，并适时做出了与此相应的历史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意志究竟是什么？
我以为，是生存。
发展到今天，仍然是生存。
所谓中国历史，其内里是一部生存史；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一个在不同的起点上不断寻找生存位置的完整的过程。
首先，是民族的生存，它导演了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战争风云。百余年来，中国的民族生存问题是客观存在。它强化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使“民族”成为曾是散沙一盘的中国社会中最具凝聚力的因素。只是，对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我们不能用西方学界沿用的民族主义概念，或正在东欧和前苏联土地上泛滥的新民族主义做简单的诠释。中华民族，本身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历史地看，它曾经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包容了许多超越任何单一民族利益之上的社会综合利益。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中有根深蒂固的世界意识，这是中国曾经作为一个世界的历史存在所造成的。它因此是一个综合体，在其内部，呈开放性。只是在外部世界的吞噬面前，它变得封闭了——以暂时的封闭保存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人的尊严和历史的尊严、这个世界的独立意志以及它的沿袭了千年的价值规范。是功？是过？以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去判断还为时过早。从民主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似乎一无可取。但在保存人类社会多样性方面，毫无疑问，它已经做出了其他任何单一民族难以做出的贡献。
其次，是大众的生存。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功与过，都紧紧地围绕着这一问题。无怪中国政府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总是不离“吃饭”，从西方角度看，这样联系“风马牛不相及”，不幸它的确击中了问题的要害。对于长期以自然经济为主的中国，吃饭问题即人的问题，也就是生产和生产力问题，的确是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和运作的基本问题。中国人的生存意识的核心，是“共存”而不是“自存”；它深深植根于家族体制和以村落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而不是任何人为或意识形态的结果。“人人有饭吃”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中国政府在建国和强国两个不同阶段提出的两个在性质上极为接近的口号，鲜明地反映了所谓“社会主义中国”的特征。它之所以正确，并不因为它像是“社会主义”，而是因为它迎合了与中国社会生存意识相关联的民心民意。有关功过，今天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它的确初步解决了长期困扰着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基本上做到了“人人有饭吃”；但与此同时，它却使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滞留在“温饱水平”，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把每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人变成“吃饭的人”——经济发展问题和政治民主问题由此缘起。
再看今天所谓的“发展”，实则仍然出自与“生存”有关的危机感。无论“球籍”
先生，您会问我，为什么在“生存问题”上纠缠不休？
因为我以为，历史地同时深入实际地认识生存问题，是我们能否正确认识中国问题（特别是政治体制问题）的关键。众所周知，民族危机与饥饿贫困，任一，都可能导致极权政治；更何况这两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同时降临在中国头上。这种历史境遇中，集权是必需而且合理的。任何一个有勇气正视历史的人都会看到，在中国，近代以来，正是集权的社会需求，导致了集权政体的产生和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固然是一个重要条件，但只是外部促成因素而不是它的内部起因。只要贴近土地从细部逐年去考察中国历史，就会发现：生存问题是集权政治的诱因，也是它赖以维持的基础。只要中国（从民族和个体双重意义上看）一天不走出生存困境，集权政治在中国就有它生存的土壤和顽强的生命力。
关于“极权”，我有几句话想说。
我的许多倡导“民主”先行的朋友们可能很难理解，今天中国的政治体制，几乎无法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体进行类比，甚至无法套用现成的任何政体概念。极端缺乏“民主”，这只是它的一个主要特点——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姑且暂时使用“极权”这一概念——但却不能说明它的全部，甚至不能说明它的本质方面。
只有走进中国你才会发现，今天中国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早已经是一个与所有的人的生存方式息息相关的有机的社会结构。它的运作，并没有停留在政治层面上，而是深深植根于所有的中国人的生存机制中。它因此无所不在，能够将权力用到极致；但同时，它又最大限度地受到人的生存问题的制约。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政体的极端家长制的一面，却容易忽略它所实际负载着的家长责任方面。上自国家主席，下至各单位领导，太平盛世中，第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吃饭”。所谓在城市中可能形成“公民阶层”的市民（像我的一些朋友所设想的），无一不隶属于一定的单位。在今天中国，所谓“单位”，实则就是传统的家族体制的变种。它的好处，我们已经看到了，生存问题得到缓解，“单位”将负担所有“单位中人”的生老病死——这就是人人要进单位、进好单位的谜底。所谓“就业”，在中国，简直就是“永生”的同义语。而它的代价，则是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因此在中国，有城市和市民，却没有公民社会。这种社会结构中，无论民主的要求一时如何高涨，“民主”先行的道路根本走不通！并不是因为人们没有民主的愿望，而是因为“民主”的代价的确是要付出“饭碗”。无须从道义上去评价这种结构是否合理，它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体现了历史的合理性。
那么今天呢？
今天的问题是，社会造人如同自然造物；尽管这种社会体制极大地限制了人的发展，而这种制度所造就的人，恰恰又成为社会发展的最深层的障碍。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不行，它的确涉及亿万生民的吃饭问题。自下而上呢？在这样一个超稳定的生存结构中，动力从何而来？靠知识分子的良知？知识分子也是要吃饭的，尤其是因为要在中国吃饭。
出路在哪里？
也许还是熟谙国情的毛泽东说得明白：两条腿走路。
今天的中国正在用两条腿走路：上面的“开放”（政策）和下面的“搞活”（经济）的确是在一唱一和。有能力、有权力做事的人正在各就各位，从不同方面做着他们该做的事情：从生存结构上改造中国！
从生存结构上改造中国，让社会走出生存困境，是改造当代中国的症结所在。无论经济还是政治改革的任何动作，只有从此做起，才可能在“破旧”的意义上卓有成效，在“立新”的意义上有所作为。这件事关系到全民（无论官员、市民、农民），因此需要全民的参与合作。所谓“极权政治”的结束，是在这个过程中而不是它的起点。民主的推进，在今天中国，首先要使“民”在生计上能够走出“父母官”的荫翳，有权力并且有可能对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当家做主”，即先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政治民主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兑现，经济发展也只是在这个起点上才可能腾飞；与此同时，自近代以来持续至今的“精英文化”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将永远成为过去。
事实上，真正开始这样做的时间不长，只有三个多月。前前后后反反复复的酝酿和较量——天晓得这是多么艰难而痛苦的较量！也是一场持久战吗？邓小平南方讲话是一个契机，一夜之间结束了最高权力层中长达十余年的“改”与“保”的较量，新的历史序幕终于拉开。
第一个变化是政治力量重新分化。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由原来的党内上层，迅速衍生在社会层面上。如今，几乎所有中、上层领导干部都是激进的改革派，而保守力量则来自民间，即吃“单位”饭的整个工薪阶层（包括知识分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各社会阶层中，支持改革的，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有识者或“先进的工人阶级”，而是我们以为最缺乏民主意识的农民。只有农民自己看得清楚：四十年来，中国社会以牺牲农村为代价发展城市，以扼制农民的公民权利保障市民的生存权益——正是从生存和发展的双重意义上，农民几乎毫无保留地支持改革。
第二个变化是“去意识形态”化。我们知道，共产党政治不同于历代极权统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它充分发挥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因此，非意识形态化本身，就意味着已经打破了极权政治的第一道防线。“发展经济”一句话封住了评论是非的千万张嘴，它的负面影响也许过些日子才能看得清楚，它的正面作用就是用经济淡化政治；在中国，就是弱化极权政治——因此，经济在这里也成为一种政治，它是非极权政治的开始。
第三个变化，是已经可以清楚看到并且正在全社会迅速展开的“经济多元化—社会多元化—政治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经济因素中，最具挑战性的力量是乡镇企业，其意义深远，可能远远超出我们所能想象。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自己的创造，很可能也是中国农民先于市民走向公民化的起点。几年来，乡镇企业的发展始终是我关注的重点，它给我的启示超过所有当代中国研究著作。社会因素中，最具实力的是各地方政府。但是，说“地方主义”是不准确的。如今，关起门来打算做“诸侯”的地方官绝无仅有。海外朋友们所设想的“地方割据、四分五裂”也如天方夜谭，在相当一个时期不会变成现实。地方势力的增长借助了两种非中央控制的社会力量：一是发展乡镇企业，二是引进外资；还有一种，是地方间的联合而不是封锁。地方自治将以什么形式出现，眼下还说不清楚，但它对极权政治的瓦解却是不争的事实。还有一件事值得关注，即三峡工程上马。关于三峡工程，在种种争议之外，一个重要的后果，将是对中国地缘政治的改造。长江、黄河，两大水患，如警钟长鸣，年年岁岁，不断强化江河两岸人民的生存危机意识，是历史上中央集权政治生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无怪去年特大水灾，不仅没有带来政治危机，反倒成为显示和巩固集权政治力量的契机。
即使仅仅是以上三个变化，即使这些变化不过是刚刚出现……即使如此，面对今天的中国，简单地说一个“极权”已经不那么贴切，不那么公道，不那么深入人心，因此不那么具有感召力了。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前所未有的、质的变化。尊重中国，走进中国，重新认识中国，是当代中国研究者可能有所作为的唯一出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否有些出人意料？原是为中国的出路忧心忡忡的我们，如今反倒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出路。
重新认识中国，是我回国后给自己安排的第一任务。
看看世界，再看看中国。这个世界上，中国的确是充满希望的。不错，中国的问题堆积如山，如今更是山上加山，社会环境的改善，特别是人的素质的提高，也许需要很长时间。我说中国充满希望，是因为它正在以自己独立的意志走出困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走向世界——它因此给这个正在日趋一元化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任何一元化的趋势都是危险的，必将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中国以自己独特的存在给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机会，我因此把它称作“希望”。
中国将是什么？
我以为，面对中国，任何帽子都显得荒唐可笑：中国就是中国！
写了这么多，关于我眼中的中国，似乎什么也没来得及说。没有时间了，我又要上路，到大西北去，到新疆、甘肃、青海，考察民族问题和西北妇女文化——为了我的妇女博物馆，也为了更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
如果您有兴趣，待我回来，我们再接着聊。
先生，祝我满载而归吧！
李小江
1992年6月30日
豫南鸡公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