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干旱易变的气候条件是导致牧区贫困的重要原因，尤其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极端气候事件多发且不可预测成为牧民维持畜牧业生计的最大威胁。许多牧民都记得1977年锡林郭勒盟的雪灾，仅锡林浩特市的牲畜就从37万头（只）锐减到3万头（只），90%以上的牧民处于贫困的边缘（刘海隆，1998）。虽然这类严重的自然灾害给牧民生计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如果随后几年风调雨顺，在外界的帮助下，畜牧业可以逐渐恢复。以锡林郭勒盟为例，1984年小畜数量就恢复到1976年的水平（李文军、张倩，2009：73）。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的10年对内蒙古大部分地区来说是灾害多发的10年（张倩，2011）。调查显示，锡林郭勒盟1999～2001年三年连续发生自然灾害，导致贫困人口大幅度增加，以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为例，牧民人均纯收入由1998年的2152元下降到2001年的847元。在长期抗灾自救过程中，95%以上的牧户耗尽积蓄，70%以上的牧户负债经营（陈洁、罗丹，2007）。有相当一部分牧户每年都要靠借债维持生活，对于这些债务，多数家庭无力偿还（云宝君，2007）。

牧民贫困的加重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牧区贫困原因及其对策。很多学者将畜牧业经营的不稳定性归结为草原畜牧业靠天养畜、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牧民畜牧业收入难以保证（赵巴特尔，2000；王勉，1988；巴图、高娃，2007）。一些学者则认为，自然灾害尤其是连续灾害是牧区贫困的主要原因（雅柱、刘高潮，1993；王晓毅，2009；陈洁、罗丹，2007）。也有个别学者从草原产权制度变化的角度，提出牧民生产生活成本的急剧增加是牧区贫困的重要原因，一方面畜牧业生产集体性的组织要素被分解成为各自独立的“小家庭”形式，畜牧业生产投资太大，重复建设太多；另一方面，集中办学导致学生费用和家长陪读的成本增加，教育成本空前加重（包玉山，2009；韩念勇，2011）。基于以上分析，目前牧区扶贫的主要对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加大政府投入保护草原生态，这不仅能为畜牧业提供更好的基础，更是国家生态安全的保障；二是推动生态贫困社区的贫困者城市化转移；三是改善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防灾减灾机制（陈洁、罗丹，2007；于存海，2006）。

然而，在实践中我们看到，这三种对策在牧区的减贫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在短期内与减贫目标相悖。首先，政府投入是草原生态保护的重要基础，但保护政策在地方层面却遇到一种尴尬的局面：要想实现严格保护就要通过一系列禁牧休牧罚款来实现，这不仅进一步降低了牧民收入，甚至使得牧民生计难以维持，结果就是当地有关部门与牧民达成共识，通过支付一定的“罚金”继续放牧（王晓毅，2009b：134～135）。其次，将牧民移出牧区迁入城镇，表面看来牧民可以立即享受到城镇的社会化服务，但由于牧区居民原有的生产生活体系遭到破坏，新的生产体系又不能及时建立等，移民产生了失去草地、房屋、享有公共财产和服务的权利以及边缘化等一系列贫困风险（姜冬梅等，2011）。再次，国家近些年来投入大量资金帮助牧民改善畜牧业生产的基础设施，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增强牧民抗击自然灾害，尤其是连续灾害的能力（李文军、张倩，2009：132）。遇到旱灾，牧民还是需要依靠传统的走敖特尔的办法，将牲畜移动到可避灾的草场（张倩，2011）。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些措施忽略了内蒙古地区气温明显上升、降水却在减少（裴浩等，2009；宫德吉，1995；高涛等，2009）的事实，而如何消除气候贫困人口是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胡鞍刚，2009）。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内蒙古牧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产权制度改革，即畜草双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意在推动草场保护和建设养畜。草场划分到户不仅改变了合作与季节性移动的草场利用方式，而且给牧区的社会关系也带来了很大影响，牧民间的草场纠纷增多、嘎查领导在草场管理上的不作为以及市场化的渗透，都使得牧民抗灾策略的选择空间缩小，实施成本剧增（张倩，2011）。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到，目前国内研究多从宏观角度对比贫困指标说明牧区贫困程度，并分析其原因，只有个别学者从牧区内部探讨贫困的发生过程（孙兰东等，2009；王晓毅，2009a；Wang and Zhang，2010），而这正是寻找有效扶贫对策的根本。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在气候变化和产权制度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下，牧民畜牧业生产整体出现萎缩状态；不同的力量推动着以畜牧业为主要依赖的牧民生计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牧户被甩出畜牧业成为无畜户，他们迁入城镇，依靠政府补贴生活。本章分别借用发展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中的两个概念，即贫困陷阱和精英捕获，将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一个嘎查作为案例研究地，分析牧区内部的贫困化过程，贫富分化是如何产生的，它与制度和气候变化有何关系。本章首先利用当地近53年的气象数据分析气候变化特征。其次，回顾近30多年里草原产权制度的变化，即草场划分对牧民生计有何影响。最后，在以上两方面背景下，分析牧区内部贫困状况，即贫困陷阱和精英捕获如何产生及其对牧区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