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既是涉及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政治以及跨国合作的“宏观”命题，也是涉及“当地人”在日常生计实践中如何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的“微观”议题。如果说宏观层面的“气候变化”提醒人们关注生态风险的加剧和不确定性的升高，那么在微观层面对自然灾害及其风险应对的研究则成为思考人类如何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切入点。换句话说，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议题既包含了国家战略与政策的层面，也包含了地方社区的社会文化适应的层面。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层面，“气候变化”都与生态和社会的“不确定性”高度联系在一起（Crate and Nuttal，2009）。

“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世界范围内的降水与温度的改变影响着全球各类生态系统和生计体系。干旱区1041231是响应全球气候变化最为敏感的区域类型，它更易暴露于干旱、饥馑和贫困等生态风险和社会风险中（Mearns and Norton，2010：199～223）。我国的内蒙古草原是极为缺水的干旱区或半干旱区，世界上的游牧地带都分布在这样的地区。发展农业需要适当的日照、雨量、温度和土壤，农业区的年降水量至少要在250～400毫米以上，而且对降水的稳定性要求较高。而干旱区或半干旱区的突出特点是降水量很小，而且极不稳定，降水的时间、地点和雨量都很不确定。在这样自然资源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游牧者借助食草动物的移动力追寻着不确定的资源。内蒙古高原是中国最敏感的干旱区域（王毅荣等，2005）。这里作为中国北方生态屏障的草原干旱带，是传统的游牧和农牧交错区，更是中国新兴的能源工业基地。干旱是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最主要的生态风险。

灾害不是单一的自然事件，即所谓“上帝的行动”。一方面，人类的干预行动可以加剧灾害发生的频率；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结构与组织文化方面的脆弱性亦可扩大灾害的负面影响，削弱人类对灾害的适应能力。灾害的生成与应对都必须纳入社会文化的脉络来加以理解（黄育馥，1996；李永祥，2010）。“脆弱性”概念的引入是灾害研究实现社会学与人类学转向的重要标志。脆弱性，是指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预期、应对、抵抗自然灾害的打击并从中恢复的能力和特点。脆弱性产生于镶嵌在意识形态、社会和经济制度中的一系列根本原因，产生于具有人口、社会经济或生态特性的不断增加的压力，产生于一些独特的危险状况，它们和自然灾害结合起来制造灾难（安东尼·奥立佛-史密斯，2011）。

干旱等气候风险不仅与自然因素相关，更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现代国家经济体系对农村地区汲取的增加，比如税收、劳动力需求、商品化的农产品等已经改变了资源利用的模式，同时也削弱了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农业和牧业系统应对自然变异的风险的能力（Campbell，1984）。本部分拟在一个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诸要素互动的历史框架中来理解草原资源利用方式的变迁，进而指出干旱风险的社会成因以及干旱应对中“脆弱性”得以形成的历史条件。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尽管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变迁，但是“现代化”始终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命题。关于“现代化”的研究已经不胜枚举，但是关于自然资源利用方式的现代化及其生态与社会后果的讨论却并不多见。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在中国社会学的视野下针对内蒙古草原的研究中，与“现代化”相连的“发展”与“变迁”问题始终是研究者问题意识的核心内容。从“开发”的战略到“变迁”的状况及原因分析，“现代化”是一个背景性的研究语境。在费孝通看来，“没有中国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同样，没有中国少数民族的现代化，也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少数民族所在的西部边区，作为“现代化”全局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东西差别会给四化事业带来不利影响。”所谓边区，是相对于沿海和内地而言的。沿海地区是发达地区，即所谓“黄金海岸”，内地是次发达地区，边区则属于不发达地区，亦即“第三世界”。边区亦被认为是相对于沿海“黄金海岸工业区”、内地“大粮仓”的“工业资源宝地”（斯平，1986）。自然环境的失调，在最早的《赤峰篇》中就是费孝通关注的核心问题。他认为汉族移民、粗放农耕导致的生态破坏造成了“西部各族人民共同的贫困状态”，“西部当务之急是种草、种树、恢复生态平衡，发展林牧业；但还应该看得远一些，我看我们必须承认西部林木开发不能单靠林牧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有赖于工业的兴起”（费孝通，1987）。

时至今日，草原现代化所诉诸的现代畜牧业和工业发展，在全面提高草原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都指向了一种“密集型资源开发体制”的建立，并使草原生态危机，特别是水资源危机，陷入进一步加剧的风险当中。所谓“密集型资源开发体制”是指一种高度依赖资本和技术投入的自然资源利用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以“水”为中心的“现代草原畜牧业”和高度依赖水资源的西部石油、煤炭、天然气的开发与相应能源工业的建立都是“密集型资源开发体制”的典范。在笔者看来，这一体制的建立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历史过程，它与草原“现代化”的历程是结合在一起的，同时也是一个国家主导下的社会转型过程。全面理解“密集型资源开发体制”建立的社会历史进程，并分析其带来的生态和社会后果，是探索我国西部地区特别是草原干旱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新的生态不确定性的前提条件。

在本部分，笔者选取了地处荒漠化草原的苏尼特右旗（即西苏旗）和地处毛乌素沙地的乌审旗作为实地调研的田野点。

苏尼特右旗是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部的一个边疆牧业旗，它北与陆地口岸城市二连浩特接壤，距蒙古国交界处81.5公里。这里属于荒漠化草原区，年平均降水量只有178.5毫米，没有常年性的地表径流。全旗用水主要依赖一条从西南到东北贯穿而过的地下古河道的地下水源。笔者深入调查的草原社区是对于苏尼特右旗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发展具有典型意义的两个区域：一个是位于旗西北部的典型游牧区，调查点集中在阿尔善图和吉呼郎图两个苏木的范围。1041232另一个为旗东北部的无水草场“塔木沁塔拉”，调查点集中于巴彦敖包嘎查。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近10年来，草原干旱区的气候变化呈现出不确定性加剧的趋势。苏尼特右旗2000～2012年的重旱发生率高达80%。季节性的降雨呈现出高度不确定的状态。图8-1是2008年和2009年苏尼特右旗降水量分析图，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两年春夏降水的起伏波动很大，这给畜牧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图8-1 苏尼特右旗2008年和2009年春夏降水量统计图

2010年，苏尼特右旗5月份的降水量与历年同期相比偏多30.2毫米，6月份土壤墒情相对湿度达39%，牧草生长正常，草层自然高度、覆盖度、生物量明显好于2009年同期。然而，进入6月中旬以后，持续的高温、干旱笼罩了苏尼特右旗，尤其7月份降水量仅5.2毫米，比历年同期减少89.7%，同比2009年减少65%。出现30℃以上高温天气达33天，35℃以上高温天气达11天，7月29日达到40.2℃，接近历史最高纪录40.5℃。7月本是牲畜抓膘的季节，持续的干旱高温抵消了春季良好的降水形势，严重影响了畜牧业的生产。再以2011年为例，这一年8月的草原布满了狼针草。牧民说，狼针草猖獗已成为一种灾害，因为狼针草尖利的刺会刺破羊皮，秋季出栏时羊很难卖上好价钱。往年7月份的雨水会将狼针草的刺打下去，冬季的狼针草便是良好的过冬牧草。但是2011年7月该降雨时却没有降雨，扎破羊皮、刺烂羊嘴的狼针草几乎丧失了利用价值，很多牧民不得不高价购买草料或支付高额的草场租借费到外地走场。

乌审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最南端，地处毛乌素沙地腹部。地势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倾斜，波状起伏，海拔在1100～1400米。该旗属北温带南部季风边缘区，年平均降水量280～350毫米，且集中在夏季，蒸发量为降水量的7.4～9.3倍，年平均相对湿度32%～40%。这里风大沙多，风沙灾害严重，年均风速3～4m/s，最大风速可达27m/s，年平均八级以上大风日数24天左右。大风造成沙丘移位，埋压农田、牧场、道路和房屋，形成灾害。

有学者根据1961～2005年乌审旗气象台站的地面观测资料，分析了乌审旗近45年来的气候年际变化的特征。近45年来，乌审旗年平均气温以每10年0.48℃的倾向率升高，各个季节均趋于变暖，其中冬季最明显。年均降水量以每10年15.15毫米的倾向率减少，除了春季降水量增多外，其他季节均趋于减少。其中夏季降水量的减少最明显，而春季降水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年平均降水量的下降。除了春季和夏季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经历变冷过程外，秋、冬季和全年的年平均气温在年代变化中均呈现出持续变暖趋势；春、夏季和年平均降水量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趋于减少，中间经历少雨期和多雨期波动后，21世纪达到最高值。20世纪70年代以后，秋、冬季降水趋于减少，进入21世纪又趋于增多。年平均气温变化大体上是前期偏冷和后期偏暖。1961～1996年为波动大的偏冷时段，1997～2005年为波动较大的偏暖时段。年降水量变化分4个多雨时段和4个少雨时段，1961～1968年和1984～1990年为持续时间较长的多雨时段，1991～2000年为持续时间较长的少雨时段。2001～2004年为多雨时段，降水量偏多125.03毫米，均为正距平，其中2002年出现第2次高峰，降水量达到613.6毫米。2004年之后为少雨时段，降水量偏少151.2毫米。20世纪60年代是年际和各个季节大风天气的频发期，20世纪90年代秋、冬季和全年经历一次大风高发期后，进入21世纪趋于减少。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沙尘天气的高发期，70年代以后，春、夏季和全年的沙尘日数趋于下降，而秋、冬季在90年代经历第2个高发阶段后趋于减少。在沙尘暴、扬沙和浮尘三种灾害性沙尘天气中，扬沙灾害最为频繁，占55.07%，沙尘暴所占比例最小，表明乌审旗的灾害性沙尘天气的发生是以本地沙源为主（格日乐，2009）。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关注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都会明确地分析气温、降水等固定的气候因子，牧民则依据其生计实践中的直观感受用“天气越来越热”和“干旱，雨下得少、下不透”来形容近年来的气候特征。牧民的感知基本与上文中的气象分析相符。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牧民把乌审旗近年来的气温升高和降水减少与当地的天然气开发联系在一起。乌审旗被称为“天然气之乡”，其地下的天然气通过管线直接供给北京等大城市。遍布乌审旗的天然气井，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景观。牧民的解释是直观的：“那么多井每天都喷火，来一朵云彩就给喷走了，雨根本下不来……”笔者认为，重要的并不在于牧民对气候变化的解释是否经得起严密的科学论证，而在于必须将当下草原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纳入更为广阔的政治经济结构来理解。另外，与气温和降水相比，乌审旗牧民最关注的环境变化是地下水位的下降。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以来，乌审旗牧民已经形成了以水为中心的种养结合的畜牧业生产方式。地下水资源在牧民生计中是最核心的自然资源，当然也就成为他们关注的中心。在下文中可以发现，地下水资源的危机是乌审旗的牧民面临的最突出的生态风险，也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一个关键问题。

乌审旗的地质构造属鄂尔多斯高原河湖沉积的乌审洼地，是鄂尔多斯剥蚀高原向黄土丘陵沟壑区的过渡地带，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地面波状起伏，梁、滩、沙丘相间分布。风积地形广布全旗，覆盖于各种地貌单元之上，主要组成有新月形沙丘、新月形沙丘链、固定沙丘、半固定沙丘。各种沙丘彼此相接、连绵不断，形成了毛乌素沙地的独特景观，此类地形占全旗总面积的80.6%，其次是梁、滩、河谷和湖淖。

在水资源方面，乌审旗的地表水全年平均径流量为3.77亿立方米。其中外流区流域面积8155平方公里，主要有无定河等11条一级支流，年径流总量为2.96亿立方米；内流区流域面积为3480.28平方公里，年径流总量为0.81亿立方米，地表径流量由东南向西北递减。乌审旗地下水丰富，全旗2/3以上地区的地下水水质好、水位高、埋藏浅、易开发。黄土梁地地下水埋深大于10米，风积沙地在2～5米，河湖积滩地在1米左右。承压水埋深多在100～300米。历史上由于牧民的游牧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他们没有打井习惯，只是在湿滩挖一小坑深水澄清即可饮用。牲畜多饮用滩地积水。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号召牧民打筒井，并从资金、人力和物力方面给予支持，做到平均每个畜群点一眼井。20世纪60年代，乌审旗开始在牧区钻探机井，到1969年，牧区有各类水井700多眼，从根本上改善了牧区的人畜饮水状况。70年代，乌审草原打井队成立。1983年之后，畜草双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使牧民积极投入家庭草库伦的建设，截至1990年，牧区累计打成机电井1519眼，筒井13073眼。这一时期的水井建设主要是满足家庭草牧场和饲草料基地的灌溉建设，对于地处毛乌素沙地的乌审旗来说，丰富的地下水资源是当地农田开发、种树种草的优越条件。到2011年，乌审旗的地下取水井已经达到44462眼，是20世纪60年代的60多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