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主体是人。如上文所述，在干旱半干旱的气候变化敏感区，传统游牧生计包含了应对气候变异的有效的社会适应力。然而，当下草原牧民的生计模式是经历了近60年“现代化”历程的产物，可谓“今非昔比”。因此，在当下气候风险加剧的条件下，我们必须重新厘清生态脆弱地区存在的生态、社会与经济的基础结构。

在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草原畜牧业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作为草原畜牧业核心自然资源的水源、草场和牲畜，都在“现代畜牧业”的框架下被重新规划和配置。从传统的“靠天养畜”，到集体化时期“建设养畜”的提出，再到承包制时期的“家庭牧场”以及新世纪“集约型”畜牧业，草原牧区的生产方式经历了从“维生型”经营向“市场化”经营的转变。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也从以流动和合作为基础的“适应性利用”转向以资金和技术投入为核心的“开发性利用”。当然，与草原畜牧业转型相伴随的是牧民定居、社会分化、社区解组等一系列社会变迁。

在内蒙古草原区，我们注意到如下普遍化的趋势：水资源的利用由地表水为主转变为以地下水为主；草场资源的利用由流动放牧模式转向定居放牧和饲草种植相结合的农牧兼营模式；牲畜饲养从马、牛、羊（绵羊和山羊）、驼“五畜”综合经营转向以小畜为主的市场导向的专业化经营。其中，水资源利用方式的改变是一个核心要件，它决定了“现代畜牧业”在根本上是以对地下水的密集型开发利用为前提的。作为密集型资源开发体制的一部分，现代畜牧业本身就包含了相当的资源约束和生态风险。

在本章中，笔者将通过分析“现代畜牧业”转型的历程，考察草原牧区对生态风险的社会适应力的变化，进而达成对牧区发展政策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