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举国上下意气风发，城乡一派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这时党和政府提出向科学进军，知识分子很受尊敬、重视，高级知识分子在各方面得到优待。就在这时，我由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本科毕业，转入历史系民族学研究生班深造。少数民族地区正在进行民主改革，社会发生急剧变化。中国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分类排列起来是一部活生生的社会发展史。党中央决定成立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分赴各民族地区抢救资料。各路专家、教授集中在中央民院内制定计划，草拟调查提纲，抽调各方面人员组成调查队伍并进行学习，来做报告的都是全国一流的著名专家、学者。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春多次组织讨论民族学的定我有幸参加了学习、讨论，对我来说确学到不少东西。

1957年风云突变，反右派运动开始，我遭到严厉批斗，像得了麻疯病似的，同学和朋友相见都不敢打招呼，完全被孤立，内心极为痛苦。次年春末，在全院大会上宣布我不算右派分子，但已开除的团籍不能恢复（1980年平反时，寄来退团证明书）。这时铺天盖地批判民族学是资产阶级学科，老一辈的民族学家绝大多数纷纷遭到批判。我是待“罪”之人，在演批判杨成志教授的一幕活报剧中，不敢怠慢，认真扮演了一个瑶族老汉的角色。

1958年，在全国大跃进形势下，我投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队伍中。像我这样以有“罪”之身参加工作的在全国各调查组中恐怕只有我一人。右派分子没有资格参加调查，泾渭分明，我庆幸能参加这次有历史意义的调查工作，暗自打算，今后夹着尾巴做人，少说话，多做事。8月13日，我们广西调查组与云南组的同志同乘一列火车到广西南宁，云南组的同志再转乘汽车经百色去昆明。广西组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央民院历史系、政治系的学生，也有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人员。为了使大家获得一点调查方法和经验，先分为几大组分赴几个地方搞调查试点，取得调查经验后，再分成小组进行工作。8月20日，邕宁地区大组的12人开赴武鸣，次日为了表示调查工作革命化，有汽车不坐，背着行李徒步走14华里到双桥搞试点调查。双桥是该县最大的圩镇之一，圩天有100多家米粉摊、糕饼摊，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受到遏制。规定调查期间要与群众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每人每天至少收集1000字资料，每年参加劳动要有100个工分，每人有一本劳动工分手册，每次劳动后由当地生产队队长签章。当天到双桥，晚饭后立即与壮族农民一道去插晚稻秧，半夜12时才回到住处，但群众一直干到天亮。次日不能睡懒觉。各个项目都分工有人负责调查，各人根据分工内容再拟一个更详细的调查提纲。由于劳动强度大，调查工作重，饮食较差，有钱也买不到吃的东西，因此，经常饥肠辘辘。有一次，饿得实在受不了，我与李景政2人用粮票买了1.6斤米，1两油，一点豆酱，偷偷煮来吃，居然吃个精光，至今记忆犹新，而无数次的山珍海味反而忘记了。9月6月，家家户户门口贴上对联，迎接人民公社的成立。有的群众对公社不理解，怕个人的财产也归公社所有，有猪的卖猪，有鸡的杀了吃掉。于是我们接到任务，晚上开会向群众宣传人民公社的好处，安定群众情绪。

我们在双桥调查了15天，9月7日回到南宁。我们小组5人（3男2女）准备去十万大山调查瑶族。十万大山是个薄弱地区，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经常空投特务下来。有一次，飞机投错了方向，把特务误投到上思县城，群众拿着扁担、棍棒来抓特务。特务在高空鸟瞰，以为是来欢迎他的人群。经审讯，得知台湾要空投5000兵力在十万大山建立反共基地。于是公安厅派出两名特派员进山。我们到南宁专署借阅了这两位特派员写有有关十万大山情况的报告。9月9日上午，我们从南宁乘汽车前往上思县城，路面坑坑洼洼，坐在车上摇摇晃晃，全程101公里，行车5小时才抵达。十万大山位于广西、广东两省区交界处，东侧属广东的东兴各族自治县（1965年划属广西），西侧属广西的上思县。十万大山的中心区方园数百里，山高坡陡，地广人稀。有3个乡，南桂乡130户，803人；米强乡112户，675人，常隆乡85户，521人。全是瑶族，自称kim di mun，意为山里的人。俗称山子瑶。1958年6月下旬才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架子塔起来，9月3日就建立了十万大山团结人民公社。以前没有进行土改、划阶级、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发展阶段在这里是个空白点。突然一下成立人民公社，大家豪情满怀称为一步登天。除上述3个乡外，还把渠坤（壮族乡）和英明、大联两乡的部分地方划入该公社。9月5日就办起了集体食堂。

到上思县后，大雨滂沱，昼夜之间，河水暴涨，两岸的田地被淹没，不能行走。大跃进年代，滞留在途中无所事事是不行的，于是改变计划，在县城搞调查。第四天，洪水消退，但还下着毛毛细雨，我们就向十万大山进发。一出县城，路上全是淤泥，经行人踩踏，又烂又滑，人走在路上就像溜冰一样，有时要走田埂，稍不留神，就会跌到沟里或田里。我穿的是胶底布鞋，更滑，全被泥浆灌满，常陷在泥里拔不出来，所以行进速度很慢。为了照顾县委书记下乡，特配有一匹马。县委第一书记潘古见我们是从北京来的，特别照顾，把他的坐骑借给我们用。还派县委统战部的黎树生同志与我们同行。进入丘陵地，路面较好走，大家都说，有马为何不骑。我平生未骑过马，从电影上看人家骑马悠闲自得，尤其是狂奔，何等潇洒、英俊。我骑上马不久，颠簸得小肚直痛，下坡时马儿小跑，坐不稳鞍，于是踩马镫，不料脚被马镫套住，抽不出来，马儿在继续跑，我出了一身冷汗，再不停下来，一旦从马上跌下来，会被马儿拖着跑，不死也会半活。我惊叫起来，同行的人赶上来才把马稳住。骑马是这种滋味，我宁愿走路了。从县城到板细（壮话小村之意）45华里，走了5小时才到。中饭是粥和酸菜。村民都来围观我们这些陌生人。喝完粥又继续前进，到第一天行程的目的地华兰，一个不足40户人家的小村子，行程18华里，下午5时才到达。这天共淌过5次河，无数小沟渠，摔跤23次，风雨衣全湿透了。晚上脚板、腿肚痛得厉害，坐下就不想起来。那年我才24岁，疲劳一天，躺下很快就入睡了。

次日晨赶早出发，目的地是十万大山区工委所在地渠坤，行程48华里，下午3时才到达。这是一个30来户的小村子。因暴风雨的袭击坍塌了好几间民房。这天共淌过4次河，沟渠无数。因前天的暴风雨，有的路段塌方，行路不便。河里水流湍急。听说去年因淌水不慎淹死了4人。除圩天有肉和菜以外，平日是没有的，工委只有买鸡来做晚饭的菜。听说在这里吃鸡不算奢侈，鸡0.52元一斤，猪肉0.63元一斤。

出发到十万大山的第3天，是我们最艰难的一天。一早，细雨霏霏，大家都担心河水暴涨，路难行。等到11时雨仍未停，只好出发，请了响导带路。出渠坤10里地内，就淌过4次河，但都是同一条渠坤河，道路来回跨越这条河。过河前都要下一个陡坡，更确切说是近似悬崖，难怪县委派来的马今天没有跟随同行。走不久见到铁工厂搭的工棚，但无人居住，全民大炼钢铁强劲之风也吹到了这深山里。又走了大约15里路，见到八九座无人住的空房。据十万大山工委派来与我们同行的瑶族干部李海光说，这是瑶族的住房，去年才搬走的。瑶胞在某地刀耕火种四五年，周围的山林砍光了，就搬迁到另一个地方，10年后又回到原地刀耕火种。大家口渴了，吃了几个无人管理的野柑果，冒雨继续前进。走了几里路后，我们分成两组，我与徐仁瑶、项美珍去南桂乡，李干芬、莫杰、黎树生、李海光4位男同志去陆溪。分手后不久，我们到了江坡屯。这天路上没有遇见过一个行人，只经过这惟一的村寨。响导也没有来过这里，不识路，只好敲一家瑶胞的门问路。屋里走出一位中年汉子，他不懂普通话，但会白话（广州话）。他姓邓，听说我们的来意后，没说一句话就进屋拿出一杆枪来，我们不解其意，吓了一跳。原来他是民兵，给我们带路，保卫我们。走了一段路后，我们从悬崖攀援而过，脚踩从石缝里长出的树根、草堆、突出的石块，稍有不慎就会跌落湍急的河水中。这时已是黄昏时分，阴雨天见不到太阳，离目的地还有多远，一点无知，心里只想赶路，一点不害怕，大约走了200米才过了悬崖，现在回忆起来还有点后怕。天黑时我们来到一条宽约10来米的溪水畔。溪水从山谷倾泻而下，我试图淌过溪水，才走1米多，水深齐胸，脚下是光滑的鹅卵石，胶底布鞋踩上去滑溜溜的，加上水的冲力，把我推走了好几步，老邓见状急忙一把拉住我，否则会冲下大河。我们正在一筹莫展时，来了救星。公安厅特派员覃怀昌已接到我们要到达的消息，带领蒋英才等瑶胞下山在溪边接我们，见河溪水暴涨，以为我们来不了，正要返回去，听到说话声，便又回到溪边。他们6位男同志手勾手构成一条人链，慢慢淌过河，把我们一个个接过去。瑶胞妇女接过我们的挎包、行李，爬山送到乡政府所在地米楼屯，这时已是20时，全身被雨水、河水湿透。这天共淌过河溪6次，走了多少里路，不知道。上午8时吃了8两米饭，一直空着肚子，由于赶路一点感不到饥饿，松弛下来后，我感到又饿又累。乡府煮饭、杀鸡给我们吃，闻到米饭味感到从未有的奇香，美美地吃了几大碗饭。晚上盖着湿了的被子照样睡得又香又甜。

次日晨起床，开门见山，起伏的群山就像海浪一样，一直推展到尽头，山与天相连。浮云围绕山顶、山腰飘动，仿佛置身于仙境。叫十万大山名符其实。人在万山丛中变得极为渺小。米楼屯坐落在山腰上，各户相隔十来米，甚至几百米。覃怀昌同志带我们到各家走走，向瑶胞说明我们的来意，请他们协助。我被安排在约50岁的饲养员盘益龙家住，周围百把米就独独他一家人。他很热情、健谈，身体壮实。晚上与瑶胞开联欢会，大概与他们历史上的处境、地位有关。他们唱的欢迎山歌曲调都低沉。

在盘益龙家住到第3天，得知建国前国民党的势力对这里鞭长莫及。盘益龙好赌，家财都赌光了，妻子苦口婆心规劝他，他一怒之下，把妻子杀了，半夜悄悄把尸体扛到远处埋掉。我得知后，毛骨悚然。才住下来不好马上搬走，住下心里又有些发毛。而这里20多岁以上的男子大多当过土匪，虽然有的是胁从、裹胁去的。似乎搬不搬也都一样。

主人家有妻子和4个小孩。清早从公社食堂领来煮熟的芋头，吃罢一小时，又去食堂领玉米粥来吃，摘南瓜、冬瓜叶煮成一碗菜。他们一天吃多少顿饭，没有定数，一般是日吃三餐，阴历七月十四，一天吃14餐。用他们的话说，有多少吃多少。正餐一般是吃玉米粥，今天吃剩的粥，明天掺新玉米一起煮，一年四季天天有粥。不洗饭碗。虽然是9月天，晚上穿卫生衣还有凉意。灶房整日生火。火灶上挂着一块从屋梁吊下的猪板油，用蔑扎成园筒状，因烟熏火燎，整块板油黑麻麻的。炒菜时摘下板油，在热锅上抹一圈，算是放了油。瑶族妇女头戴小黑高帽，帽边贴有银园片，帽底用红线围着。他们认为，睡觉也要戴帽，否则父母会死。用猪油擦梳头发，擦一次是炒一顿菜的用量。胸前有红、兰色织锦。客人出入走正门，走后门会被认为带走主人的家财。见猪不能说猪肥壮，否则猪不长膘。睡前不洗脚，更不洗澡。

这里全是山坡地，施肥会被雨水冲刷掉，所以从不施肥。荒山是公有的，谁都可以去开垦。第一年是集体刀耕火种，收获平均分配。第二年分成小块，各家自耕自食，合作社、公社时，他们不会评工记分，仍平均分配。种植面积以种子的斤数计算，有80斤谷种的地就算富裕户了。种一斤谷种，最少可收获五六斤谷，一般可收获十一二斤，年成好和土质好的可收25斤，个别可收获30斤。换工以人头计，即使你帮我工时是强劳动力，我还工时是弱劳动力也从不计较。在米楼屯调查期间，我们与瑶族群众共同劳动割红薯藤、收花生。这里种一斤花生种子，收获10斤花生。

我们在村寨里行走，瑶族儿童见了我们都害怕得哭起来，搞得我们只好停步，让儿童们走远了再走。过了几天之后，这种现象才消除。

南桂等3个乡离上思县城太远，瑶胞赶圩是去广东省东兴各族自治县那良圩，挑八角、玉桂等土特产去卖，买回盐、针线等生活必需品。天不亮出发，晚上天黑定了才回到家，叫两头黑。我曾到距米楼20来华里的叫利屯调查，走了3个多小时，要爬一座陡直的高山，有时无路可行，要穿越野草丛，锋利的野草叶割人的手脸，留下鲜红的伤痕，又痒又辣，很不是滋味，可以想见瑶胞爬山涉水的高超本领。

我们在米楼调查10天，每天深夜，国民党的飞机都飞临上空，听飞机声是低空飞行。瑶族民兵都在外站岗放哨。

9月27日是中秋节，这里没有月饼，瑶胞大多数也不知道月饼是何物。我们与县工作队的同志在乡府杀了两只鸡，煮了一锅肥肉竹笋过节。10天里，头次吃上干饭，一家伙吃了四碗。高山赏月，更感月明风清。

9月28日晨，我们告别了米楼屯的瑶胞，走了两天，回到上思县城。有人打来电话说，十万大山的瑶胞不习惯吃集体食堂，全家老小都去炼钢铁，举家举村又回到山上，有的还带有枪。县委的黎树生同志连夜赶回十万大山做工作。

广东组催要广西京族的材料，因我会越南话，于是让我一个人去调查。县委统战部调查过，县公安局有统计表，上思县有六七百京人。我搬到一位72岁的京人老婆婆家居住。消息传出，第二天有41位京人妇女来找我，第三天来访的人更多，无法统计。全县59个乡，53个乡有京人。他们的来历有四种原因，一是上思人到越南做生意，娶了越南老婆，带回上思。二是被土匪打劫来的。三是被拐骗来的。四是天灾人祸，生活困难来上思谋生的。第一、二种原因占多数。来的最早的是1889年，抗日战争时期来的人数较多。来华时年龄最小的是五六岁，最大的是20来岁。年幼来华的已不会越语。公安局把他们当外侨处理。1956年普选时，外侨没有选民证。京族人说，坏人才没有选民证，这岂不是把他们当坏人了。于是，县政府提出要选民证的京人就发，不提出来的就不给。他们向我反映的问题主要是：要与在越南的家人联系，想迁回越南居住，要政府给回越南探亲的旅费。当问及他们的家乡在何处，很多人说不出是在什么省、县，只能说出村名，甚至连村名也不知道。

他们把我当成越南干部，虽然我多次申明是中国干部，但他们就是不信。来访我的人愈来愈多，纠缠不休，接应不暇，我只好搬到县委大院住，但他们仍跟踪而来，有些人是走了一天路到县城来找我的。县委的同志说，去年越南驻南宁领事馆的同志来上思县访问他们，被围得水泄不通，只好半夜开车溜回南宁。要我尽快结束工作。我赶快写了一份上思县京族情况调查报告，送给县委蔡书记审阅。他提出一些意见后，我又作了修改。按调查组的规定，要县委书记审阅后签章，这份调查报告才算数。在上思县调查京族10天，10月10日便回南宁，行车8小时，22时30分才到南宁，沿途的人都去大炼钢铁了，没有人卖吃的东西。旅客大多只吃过早餐，虽然肚子挨饿，但在大炼钢铁的磅礴气势下，没有也不敢有丝毫怨言，在上思，我目睹强迫命令的作风，有些家庭因为有老有小有病等原因，不能炼钢铁，基层干部便用棍、用鞭子驱赶人去炼钢铁。

我又转到龙州县调查京族情况，全县有京人600多，来此最早的是1885年。来华原因与上思县京人情况相同。我也写了一份龙州县京族调查报告。由于当时广西的京人都是当外侨处理，不是我国的少数民族，后来正式公开出版的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中，没有收入上述的调查情况，故在此附带一笔。

调查组规定，为防止各人搞小仓库，撰文出书，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调查的笔记本一律交出，不得私留。庆幸的是，这段生活再劳累，我也写下日记，并保留至今，才有根据写下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