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即派出以北大教授袁家骅为首，包括韦庆稳、张均如的壮语工作组到达广西，配合广西民委培训干部，并共同调查了南北各地的壮语方言，创制了第一个壮语拼音方案。1954年又正式派出以袁家骅为队长，以罗季光、王均为副队长，包括韦庆稳、张均如、欧阳觉亚、梁敏和吴冠仁等人组成的壮语调查工作队（1956年后改为语言调查第一工作队，罗季光先生调任第三工作队队长，韦庆稳先生提升为副队长）再到广西，配合广西壮文工作委员会对壮语及有关的人文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普查。经过认真的整理、研究之后，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壮文方案（草案）。试点推行后，上报政务院，经政务院第63次会议正式通过，批准试验推行。这些情况早有正式报道，这里仅追记在语言调查中一些值得怀念的人和生活小事、趣闻，以纪念往昔那些值得怀念的岁月。

袁家骅先生是老一辈语言学家，曾在英国留学、工作多年。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就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在国外优裕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携妻子一起回来报效祖国。被任命为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分配了一栋有八个房间的小别墅。小日子过得非常舒服，可是为了帮助壮族创制拼音文字，对广西解放初期的艰苦生活，他却甘之如饴。广西省府原设桂林，解放后，改设在南宁。住房和办公条件都很差。当时，壮语工作组和壮族语文训练班被安排在南宁市博爱街一间碾米厂楼上用木版隔开的几个小房间里，整天机器轰鸣，粉尘飞扬。夏天蚊子叮咬，闷热难受。训练班没有教室，只好借用隔壁二邑会馆的小天井，摆上一张桌子、几条板凳就上课。训练班结束后，韦庆稳和张均如同志带一部分学员去来宾县实习、办试点班。袁先生则带几个学员到广西南部调查壮语的方言土语。当时，很多地方都没有通车，路上也不安全。袁先生跟学员们一样徒步前往，一路上还观赏山光水色，怡然自乐，不改他那种绅士风度。此行收获甚丰，他收集了不少材料，加上韦、张和学员们调查的资料，使他对壮语方言土语的分布有了初步的认识。在后来跟广西各级领导和干部的谈话时，就能做到言之有据。也为1954年的壮语普查和壮文创制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资料。

1954年工作队再到广西进行壮语普查时，交通条件也还没有多大改善。从旧州到隆林还没有公路，年逾五旬的袁先生也跟其他年轻同志一样，骑着马，沿着荒僻陡蛸的山路前往。1956年他率队到贵州省三都、独山等地普查水语时，在三都县内各区之间也常常步行。后来，从三都到独山时，地方领导为了照顾他，特意为他雇了一乘滑竿。途中，他一再下来步行，把滑竿让给已经怀孕数月的张均如同志，有点好吃的，有时也照顾她。袁先生平易近人，老是一副不慌不忙、笑微微的面孔，从不摆专家学者的架子。他对工作队队员，不管是语言所的，还是地方的，都谆谆教诲，给他们补习业务知识。所以，凡是见过面，认识他的人，对他都有很好的印象。

罗季光先生曾在广西调查过瑶语，情况比较熟悉。他的组织能力相当强，到壮语工作队不久，就跟广西壮文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一起，把刚从四面八方调来的人员编成三个调查组，安排了各组的负责人和分管业务、生活的人。开展初步的业务培训，使壮语调查队的工作、学习逐步纳入正轨。在工作中，他常给同志们具体的指导，然后放手的使用。在初步确定某个地方的音系之后，记音的工作主要让别人去做，然后抓核对的工作，颇有点“垂拱而治”的风度。他平易近人，也很健谈，但仍保持领导的一些威严，可亲而不可狎。看见一些懒散的现象或不好的苗苗，就不客气的批评。他自己有不懂的地方就问，听不准的音就坦然承认，决不“文过饰非，不懂装懂”，以维护自己的威信。这样一来，他更受别人的尊敬了。

1947年，韦庆稳先生在广西师院（现在的广西师范大学）任国文系助教时，我还是该院英文系二三年级的学生，彼此并不认识。当时李方桂先生的《龙州土语》刚出版，我们几个壮族师生如获至宝地捧着这本书，结合自己的母语进行研究，由于方言土语的不同，领会有深有浅。所以，这些志同道合的师生就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互相切磋。那时候，韦先生是壮文研究最执着、最投入的积极分子，又有自己的房间，他的宿舍当然就成为首选的聚会场所，一来二往大家就很熟悉了。解放后，他到北京大学进修，师从罗常培等语言学家。1951年，国家民委和语言所领导联合召开有广西、贵州等省民族代表参加的会议，确定了帮助壮、布依等民族创制拉丁化拼音文字的方针后，他万分高兴，积极地投入这个工作。在组建壮文工作组时，他就先回广西，除到百色等地调查、了解当地壮语，并到师范学校物色壮文训练班的学员外，还找省、地级有关壮族领导，反复宣传创制壮语拼音文字的可行性和优越性，呼吁、请求他们的支持。1952年春袁家骅、张均如等人到达广西后，各项工作就正式开始了。他还极力向袁先生推荐我和吴冠仁这些当年曾热衷于壮语拼音研究的人，要求通过组织关系把我们调到语言所工作。袁先生通过考察，也感到很满意，终于玉成此事。韦庆稳先生对壮文的创制、推行、研究工作是全心全意的，真可谓是“朝於斯，夕於斯”，心无旁骛，终老不渝。

袁先生、罗先生和韦先生虽已作古，但遗爱犹存。同志们还常常想念着他们。

壮语普查工作开始时，王均先生因事晚来一步。但他领导壮语文工作的时间最长，工作队结束后，他就担任我们研究所壮侗语言研究组的组长，后升为语言研究室主任，还兼任组长。1982年，他调任国家语委副主任后，仍很关心我们壮侗语组的工作。我们在他的领导、教诲下工作了二十多年，获益匪浅。王均先生学识渊博，思路清楚，能言善辩，文思敏捷。他擅长于把一堆零散的材料组织成为有条有理的、逻辑性很强的文章。所以，壮文方案、黎文方案、侗文方案的草拟工作，他都是主要的参与者。《侗语调查报告》和贵阳会议的学术报告主要出自他的手，壮文字母歌还是他谱写的呢！他草拟文稿时，笔如龙蛇飞舞，顷刻而就，字体刚健有力，稿面清洁，很少涂改增删。听他讲课、作报告，也是一种享受。如今王先生已年逾古稀，仍宝刀未老。他对民族语言工作建树颇多，令人难以忘怀。

张均如同志是北京人，1952年去广西之前，她没有离开过家人，没坐过火车，也没走过远路，还是个比较软弱的女孩子。

但参加壮语工作之后，不论在1952年或1954年的调查、教学或研究工作中，她都不怕苦，不怕累，积极努力地工作。1952调查时，有些地方不通汽车，就跟学员们一起跋山涉水。如从崇左到大新，从靖西到那坡都是走路去的。从靖西到那坡要走三天，第二天，出发后天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路上也不能休息，怕一休息，天黑到不了歇息的村子，就可能遇上坏人或虎豹，后果不堪设想。沿途都是黄土地，着雨一团糟，坡陡路滑，学员们也常滑倒，但他们身体轻巧，也走惯了泥泞的山路，刚一打滑，一猫腰，双手就摁在胸前的地上，支撑着身体，不致倒下。可张均如没有这个能耐，身体又胖，一滑就落个嘴啃泥或者像个“大”字那样仰天倒下。几个跟斗之后，活脱脱就像泥菩萨一样，从头到脚没一处干净，狼狈不堪。到了村子，妇女和孩子们都围着她讪笑，好心的大妈给她烧水洗涮。当时，她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既恨自己的无能，又感谢壮族妇女对她关怀照顾。有时，住宿没有床铺，铺上干草躺下就睡。她在来宾搞试点，劳累了半年，年终休假时，她本来可以回南宁美美地休整一段时间的。但她想到还有部分学员在宜山搞试点，就放弃了回南宁的机会，只身到宜山跟他们一起过年。

1954年再到广西时，她还是那样积极努力。她平时生活俭朴，对人热情友好，工作认真负责，在她所从事的各项工作中都做出了优异的成绩。故1955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的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先进工作者大会。1956年秋，她在调查云南文山地区的壮语（沙、侬、土等方言）之后，又到贵阳分队参加壮语和布依语的比较工作并参加布依文科学讨论会。当时袁家骅先生也到贵阳参加该会，并准备在会后去三都、荔波等地普查水语。袁先生极力邀请张均如同往，说水语语音复杂，而水语分队的队员多为新手，亟需她的帮助。她当时已怀孕四五个月，跋涉不便，但见袁先生说得情真意切，便答应下来，一起上路。张均如也不负所望，水语各地的音系几乎都是她一个人整理的。1958年，她又被评为壮文工作积极分子，参加了在南宁召开的“壮文工作积极分子会议”。在壮语的六十多个调查点中，张均如先后调查过的就有五十个点，她对各地壮语的情况了如指掌。在编《壮汉词汇》（词典）时，她负责审音、选词等工作，对广西通用的官、平、土（即壮语）、白（即汉语粤方言）几种话都能掌握。她是北京人，在几年之内硬是把来宾、武鸣等地的壮话、西南官话和白话都学会了。后来，到广西南部地区作补充调查时，她还给韦庆稳、覃国生等不会说白话的同志当翻译呢！此外，她对平话也作了比较广泛深入的调查。如在1957年炎热的夏天，她利用在南宁度产假的时间，请我表叔和我姑丈当发音人，分别调查了南宁市横塘村和市郊马村的平话。后来又陆续调查了几个点的平话（她的文章《广西中南部地区壮语中的老借词源于汉语“古平话”考》发表后，很受语言研究所所长李荣先生的重视，当时正是中澳合作绘制和出版《中国语言地图集》的时候，语言研究所通过我们民族所的领导委托张均如同志和我代为调查广西一带平话方言的情况。我们前前后后一共调查了十二个点的平话资料并绘制了平话方言的分布草图，还写了题为《广西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相互影响》一文。这些都作为《广西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综合分布图》的素材和说明了，这是后话）。她对各地壮语的语音特点非常熟悉，只要听到一个壮族同志说上几句话，即使他讲的是汉语普通话，她也能马上说出这个人是广西什么地方的壮族。她的语言天赋很高，模仿力很强，学别人语言、神态的特点惟妙惟肖，学谁像谁，在工作队里是出了名的。有时，在晚会上表演几段，不报名字，群众就会喊“是张三，是李四”。诙谐有趣，逗得大伙笑弯了腰。在各项工作中，她都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所以语言调查工作队结束，回到所里之后，她再次被评为民族所的先进工作者。

在语言调查期间，工作是紧张的。但同志们之间，不论是中央来的，还是地方的，都能团结友爱，互让互助。生活中不乏欢乐、诙谐、有趣的事儿。现略举数例。

壮语普查开始时，工作队分成北、西、南三路，北路的领队是罗季光先生，西路的领队是袁家骅先生，南路的领队是王均先生。原定三组同时出发，但由于王均与罗常培先生合写的《语音学纲要》尚未杀青，要晚来一步，原属南路的部分同志只好先分别参加西路和北路的调查工作。我随北路的同志先到来宾凤凰乡和柳江等地调查。这些地方壮语第一、三调的调值很接近，都是高降调，只是第三调的起点略高一点点。不是当地的，没听惯的人是很难区别出来的。罗先生断言这两个声调的调值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而韦庆稳先生（来宾南部银峡乡人，对县内各地的话都很熟悉）说，它们的调值虽然很接近，但决不相混。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罗先生就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些第一调和第三调的词，让发音人逐个地念。每念一个，韦先生就说是第几调，屡试不爽，罗先生才折服了。以后在柳江土语各地调查，遇到一、三调难分的字，就由韦先生或当地的队员决定。再后来，又找了几个一、三调对立的例词，让发音人先学会识别。记音时，让发音人自己分辨是第几调，这个办法还真灵。

不久，王均先生到达广西，我们原属南路的同志都归队了。第一个调查点是龙州，这是李方桂先生在30年代调查过的点，也是我多年魂牵梦绕的地方。王先生把它作为南部地区的重点，决定多调查几天，作为练兵。我是多么高兴呀！我们找了一个城里的，一个彬桥的，还有一个大青山的发音人，认真地听，认真地记录，再分别按声、韵、调排比、核对，还跟《龙州土语》作比较。李先生当年记的是城里的音，跟彬桥和大青山的语音没有什么区别，直到工作结束，我们也没有发现李先生的记音有任何纰漏。刚接触一个新语言就能做到这一步，李先生真不愧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大师。大青山来的发音人黄爵彪是一位很机灵的小伙子，我们利用休息时间教他龙州话的声、韵、调和拼音知识，凭他初中英语的底子，在我们工作结束时，他就能用国际音标记自己的话了。我把王先生整理的《龙州音系》刻写油印出来，给队员们作参考，也送给他一份，他居然能指出我的一处笔误。后来，他也考上壮文学校，当上了壮文老师。

由于任务重，时间紧，我们工作的时间比较长。上下午都记音，共八个小时，晚上自己整理材料，一般不再麻烦发音人。即使是这样，发音人还是挺辛苦的。我们多数人都是新手，怕听不清，记不准，一个词总得反复听几遍。发音人大都是农民，不像我们这些整天耍笔杆子、练嘴皮子的人那样有一套“坐功”，让他们老是坐着，一遍遍地念着同一个音节，简单乏味，一天下来，确实很累。有的人说：“整天坐着给你们发音真累，我宁愿挑两天土，也不愿发一天音。你们看看，我的腿都肿了，喉咙也嘶哑了”。这话一点不假，不过，他们都能本着负责的精神，坚持把工作做完做好。我们南路调查组在钦州调查时，当地壮话第一调和第四调的调值相同，都是33；第五调和第六调的调值相同，都是31。唯一的区别是：阳调类（第四调和第六调）音节的声母后面有轻微的浊送气。而阴调类（第一调和第五调）后面没有。在我们的两个发音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的第四、第六调后面的浊送气比较明显。所以，他就成为我们的主要的发音人，有疑难的问题都得找他。可是，最后校对时，他偏偏得了感冒。我们原打算从他的村子另请一个人来，但他的村子离县城很远，又没有电话，要等下一个街子（赶集日）县里才能托人捎信给村长物色适当的人，什么时候能来也难说。我们只好打消另请发音人的念头，先做其他工作，让他休息几天。三天后，他觉得自己基本好了，可以继续工作了。实际上他还是比较虚弱的，王均先生看在眼里，于心不忍，但工作实在紧，只好让他半躺着发音，王先生自己拿着几张卡片和一支钢笔坐在他的前面，一会儿哈着腰问几个字，一会儿侧耳细听，时而秉笔疾书。我们几个人也环立左右，屏息而听。一片严肃的神态，就像一群孝子贤孙正在聆听老人的“临终遗言”似的。

广西北部、西部地区的壮话没有送气塞音声母。这些地区的壮族同志，甚至在说汉语时，也是帮、滂不分，端、透不辨的。所以，在生活中，免不了会闹出一些笑话来。例如有一个同志曾说：“我今颠（天）去干（看）了医生，嗒（他）给我两种药便（片），大的是阿斯必（匹）林，小的不知是什么？我不管嗒（它），我大便（片）也吃，小便（片）也吃，反正是一样两便（片）”。大家听了，都哄堂大笑。平时大家互相逗笑也无伤大雅。但北部方言的同志到有送气声母的南部地区来调查，总得先学好送气音声母吧！张均如同志给他们讲解要领并作示范，把一张纸放在嘴巴前面，念送气声母的时候，从嘴里喷出来的气流就会把纸吹动。教完之后，北部方言的同志就练开了，休息时练，晚上也练。只见他们把纸片对着嘴巴“八、趴；搭、他；嘎、卡”不停地念，真够卖劲的，但习惯势力并不是那么好克服的。第二天中午，只见何福星同志拿着一张纸片兴冲冲地跑来，嘴里不停地嚷嚷说：“老张！老张！你来丁丁（听听），我会妒忌（吐气）了，我会妒忌（吐气）了，怕、罢、罢、罢、罢；大、大、踏、踏、大……”。同志们听了，笑得前仰后合，几乎把饭都喷出来了。原来她把送气与不送气的声母弄混，变成自由变读的了，看到嘴巴前面的纸片偶然顗动，就以为自己念对了。心里一高兴，手就发抖，手里的纸片也就不停地抖动，她更以为自己全都念对了。而在说话时，哪些字的声母该送气，哪些不送气，她都不知道，所以闹出上面这段笑话来。

在50年代，大家还不知道保护野生动物的必要性，在龙州调查时，我早起跑步，在街上看见有卖蟒蛇肉的。回来跟大家一说，大伙说难得碰上这样的机会，吃一顿野味，尝尝新吧！王先生也兴致勃勃，让我去操办。我去一问，每斤一角钱，我倒犯嘀咕了，如果老板开价四角、五角，我就会毫不犹豫地买了。那可是难得一遇的野味呀！才一角钱，真不可思议，该不是有什么问题吧！围着摊子转了三圈，我还是空着手回来向大家作了汇报。有的同志说我们把蟒蛇当作上品，这里的人可不这样看。何况，县里的生活水平低，卖贵了没人要，只要是新鲜的，我们就买。我说肉色红白红白的，很有弹性，大概是新鲜的。这时，有两位同志自告奋勇地要跟我一起去看。大家都说是新鲜的，于是买了十斤蛇肉，再加上一只鸡，两斤猪肉。请食堂的厨师指导，由我们自己动手，把蛇段用清水煮熟，剔骨留肉，再放鸡肉、猪肉、作料，做了一大锅香喷喷的龙凤羹。除张均如和何福星两位女将外，全组同志都美美地吃了一顿。后来到大新县调查时，在集上有个农民拿一只十来二十斤的活麝来卖，我们用三块钱买下。一看，还是一只公的。队里的石同志内行，用绳子把它的后脚捆了，头朝下倒吊着，用鞭子轻轻地抽它。它越挣扎，血液流动得越快，肚脐里的香囊就逐渐地膨胀起来。到时候了，一个人把它的身体紧紧压住，石同志左手紧紧地捏着香囊的根部，右手握着尖刀，慢慢地把它割了下来，在通风的地方晾着，让它慢慢阴干。麝肉就和鸡、猪肉等一起炖了，这次，女同胞也很高兴地跟大家共尝美味。餐后，石同志说他愿意以一半的价钱买那个麝香。结果，大伙只花一块五毛钱就吃了一只麝。在下一个调查点——天等县，我们又吃了一只母麝。市场上常有豪猪等野味，价钱也不贵，但我们怕落个“老饕”的恶名，影响不好，后遂不复问津。

离开北路时，罗先生说他的小女儿很喜欢猴子，让我到南部地区时，替他买一只。后来，终于以四块钱的代价给他买到了，还带着一根铁链呢！暂养在明秀园里，由我代管。可这是一只公猴子，它专门欺负女人和孩子，有时，把一些过路的女同志或小孩吓得吱喳乱叫，并不惹人喜欢。罗先生也就放弃了把它带回北京的念头。有一次，它挣脱了铁链，趁集体宿舍没人的时候，大闹天宫，把人家的食品偷吃了，把牙膏统统咬破，还把煤油灯打翻，弄脏了人家的被褥。下班了，我只好挨个地给人家道歉。1956年我到海南分队参加黎语普查和黎文创制工作，把照料猴子的任务托付别人，后来听说他忘了喂食，把我们的孙悟空给饿死了。

别人回忆往事时，常说“往事如烟”，可是我总觉得往事“历历在目”，对童年、校园生活、甚至对四清和五七干校的生活都一样，尤其是在语言调查工作队的头几年，我们正值青年，充满活力，党和政府的政策对头，社会安定。我在工作中也学到许多实际、有用的知识，确定了今后的工作方向。得到了爱情，和队友张均如组织了一个美满的家庭，还先后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非常温馨，难以忘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