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当我们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语言专修科班正要结业的时候，适逢在全国范围内组建了七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我们班都是壮族和苗族学生，自然都分配到第一、二工作队到广西和贵州去，参加当地的民族语言调查。可是在领取装备和车票的时候，却没有我的名字，我急得差点儿要哭了。班长说学校要把我留下另有安排，听说要分配到第一工作队海南分队去。听到这个消息，我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全班二十多名同学，只派我一人去参加别的工作队，多少感到有点光荣，很可能系领导认为我的语音学和记音功底比较好，能够胜任对新语言的调查，不然为什么偏要挑选我呢？我感到担忧的是，到一个新的工作环境调查一个新的语言，我能行吗？再看看参加这个工作队的其他成员，有的是已有多年田野工作经验的行家，有的是经过实习调查的师兄师姐，而那些年轻的黎族学员，他们都懂得黎语，这是他们各自的优势，而我既没有工作经验，又不懂黎语，在工作队可以说是毫无优势可言。我是抱着向大家学习的态度参加工作的。我暗下决心，好好干，争取干出一点成绩来。

海南岛一向被誉为祖国的宝岛，它对大陆人的吸引力极大。听说那里四季如夏，瓜果遍地，椰林密布，还有那海水沙滩，这样的热带风光想着就叫人陶醉。我盼着早日出发，迎接新的挑战。

6月，工作队组成了，队长严学窘，副队长王均，队秘书欧阳觉亚，成员将近四十人。6月30日，工作队离京，次日抵达武昌，在中南民族学院停留一天之后，7月3日又乘上南下的火车。到广州后住在越秀山上的广东民委招待所内。7月11日，在广州做好准备工作之后，我们选择了广州-江门-湛江-海口的水陆联运路线，日夜兼程地直奔海南。本来在广州可以乘船只需一昼夜便可抵达海口，但当时走海路不安全，干部出差不让走海路，怕出意外，我们只好选择这条既费时又辛苦的路线。11日下午四时我们在广州大沙头码头登上一艘拖船，三十几个人睡在一个大仓内，人与人之间有一块五寸宽的木板相隔，虽然挤一些，但觉得很热闹。夜里，我兴奋得很久睡不着，不时回头看看窗外。河面非常平静，船行走时发出哗哗的水声连续不断，天上的新月斜挂在远方。在船仓内，人们早已熟睡，鼾声此起彼伏，我浮想联翩。我想起我是怎么进的民族学院，两年的学习生涯又是怎么过来的。我想起在广州见到的姐姐，想起家里的父母亲和弟弟，想起家乡的姐妹们……不知什么时候，船已到了江门码头，这时天还没有亮。我们互相招呼着下了船，来到附近的车站等待开往湛江的长途汽车。由江门到湛江有三百多公里，汽车要走十多个小时，路上要吃两顿饭。我们匆匆吃过了早点就忙不迭地上车。由于晕车，一路上在什么地方吃饭，在什么地方休息，我只有跟随有经验的同志们，更顾不上欣赏路上的风光了。只是到了下午，车沿着海边走，有人高叫看到海水时，我才提起精神，欣赏一下从未见过的大海。车到湛江后，天早已黑了，我们人生地不熟，人又多，找旅馆很难，我们被几个私人旅馆业主引到几个小旅馆住下。第二天一早又继续行程。下午到达徐闻县的海边，等待过海轮渡。这里等待过海的人很少，轮渡也少。大家在等待轮渡的时候，我们几个没见过海的都纷纷走到海边去，看看海水的颜色，掬起海水尝尝，体验一下海水的咸度。有人就趁机讲起海的童话故事。

登上过海轮渡后，不用一个小时就到了秀英码头，海南民委的同志早就等着我们了。到了海口住在第三招待所和另一家招待所内。

一踏上海南岛，就马上让你感受到热带的风光，挺拔的椰子树排列在路旁，香蕉椰子随处可见。人们操着属闽南方言的海南话，外地人一句也听不懂，更具特色的是这里的人力三轮车，有多半由年轻妇女登骑，客人坐在她旁边的车厢内，就好像母亲送孩子上幼儿园一样，相当幽雅。

7月15日，我们一行四十来人包租了一辆客车，另外还有一辆吉普同时出发，车行的是海榆公路中线。这条路要经过五指山山区，比较险峻。内地来的人几乎都是第一次来海南，最关心的是看看黎族男女是怎样的打扮，五指山有多雄伟，椰子是什么样的味道。车向南行一两个小时之后，开始进入黎族农村，但仍看不到穿着黎族服装的妇女。据同行的同志说，这一带的黎族妇女一般都不穿着民族服装了。在路上有时可以看到用绳子串成串的牛群（牧牛人用一条长绳子把每一只牛的鼻子连在一起），被人赶着走。车行至屯昌附近，在远处的山后面，有人说那边最高的山就是五指山了，我们望去只见山上深绿色，也看不清那五个“指头”在什么地方。车到屯昌，有人买了几个去了外皮的椰子，想在上面打个眼儿喝椰子水，可不会打开。椰子上面有三个眼儿，只有一个是真的，其他两个是假眼，人们往往弄错，经黎族同志介绍，真眼是在靠边的地方，只要用小刀一捅再一抠，椰子水就可以倒出来喝了。要是给你一个没去外皮的椰子，你不懂打开的方法，你就是用大柴刀也很难打开。车快到自治州首府通什时，要爬上经阿佗岭，经过艰难的爬行，汽车好容易才上去。到山顶向下一望，通什就在山窝中间，几乎没有平地。

初到通什的头几天，大家都在做调查前的准备工作，队领导向自治州有关领导汇报，成立新机构，组织开展工作。海南歌舞团的青年带我们到郊外的河边游泳野餐。通什的天气十分宜人，中午在太阳下虽然很热，但在室内仍相当凉快，晚上更要盖被子。每天早上，山上总是被大雾笼罩，想不到在这个热带的岛屿中心，竟有点像云贵高原的气候。

通什是个新建小镇，是自治州州府所在地，除了有州党委、州政府外，书店、邮电局、银行、百货公司、饮食店等等一应俱全，而且物价比海口市还要便宜。州政府食堂每天只开两顿饭，中午和夜里我们都到街上吃，有时吃正餐，有时喝咖啡和吃点心，生活过得丰富多彩。

通什镇附近不远就是黎族农村，在街上随时都可以看到三三两两地在街上行走的黎族姑娘，她们几乎都是穿着极为相似的花筒裙，靛青色无领上衣，腰间背着一个精致的小藤篓，脚上戴着银圈，头上戴着斗笠，漂亮异常。我们为这里的姑娘长得如此俏俊而感到十分惊讶。俗话说“高山出美女”，这里气候宜人，黎族姑娘长得俊美就不足为奇了。

7月24日，黎族苗族语文研究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以后的工作由工作队与语委会合作开展。

8月初工作开始，先集中在一起搞试点，目的是练兵。分配我参加收集植物词汇，先到野外采集能见到的所有植物标本，收集回后夹在纸片里。我们收集到的标本足有两大摞，后来送到海南植物园请专家鉴别，注出学名和俗名，以便将来作编写词典的参考。在通什附近请了几名发音合作人来协助工作，他们多是文盲，又不懂普通话，好在我们有一批黎族同事，他们一方面做翻译，一方面也可以直接由他们记录。我也分担了一部分词汇的记录工作，这是我第一次调查语言，我把在学校所学到的本领全都施展出来，做得还算不错，经严队长检查后，认为我这个壮族姑娘的记音相当准确。经过十天的时间完成了一个点的调查。8月中，我们分三个组下各县调查各方言。我参加第一组，到乐东县。由通什到乐东没有直通公路，我们两个组共乘坐一辆大卡车，那天又下着雨，我们连人带行李闷在车内，没到半路大家早已晕得一蹋糊涂了。经过崖县的马岭时，大家下车到海边休息，捡些贝壳，这时才缓过气来。晚上到达旧崖城，住在区政府内。这一夜下了好长时间的大雨。

第二天，雨变小了，但还在下，为了赶时间，我们决定冒雨前进。行李由民工挑着，各人背着挎包跟着民工在泥泞的道路上跋涉。离崖城七八里路时，突然刮起大风，接着又下起大雨。黎族同志说，可能要刮台风了。大家商量怎么办？有人说，赶快回崖城去；有人说，来不及了；有人说还是先找个地方躲一下吧。环顾四周，没有村也没有农家，后来发现离我们不远的地势比较高的庄稼地里有一所砖瓦房，好像是农场，大家赶快跑过去，正好找到农场场长，场长见我们狼狈的样子，很爽快地答应让我们先住下再说，还安慰我们说：可以住在仓库内，吃饭不成问题，我们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就这样，我们男男女女分睡在一个仓库的两头。一些年纪较小的男同志觉得还挺有意思，也很够刺激。这次台风来得很突然，大家毫无思想准备，如果没有这个农场，我们真不知怎么度过这个难关。看那台风，估计有八九级，把大树都刮得弯了腰，田里的水稻早已被刮得倒伏在地，跟着洪水突然暴发，淹没了田野和道路，眼看一望无际的田地，转眼间成了汪洋。

台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到二十四小时就匆匆离去。第二天马上转晴，组里决定队长和组长等几个人先出发，因为路上积水多，沟渠纵横，人多走路不方便。我和剩下的同志过一天再走。台风过后的路到处是水，本来是一条小沟，这时变成了一条小河，原来是一条小河则成一条大河，我们几个女同志多半不会游泳，每次过河都得由两位男士架着过去，衣裤全泡湿了。上了岸谁也来不及停留便又匆匆继续往前赶，就这样，一天之内至少要渡过十几条这样的大沟与小河，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晚上借住在温仁小学内。第二天天一亮又继续上路，这天要走九十里，可是个艰苦的旅程。大家带上开水和食物后就匆忙出发。一路上，还是那么多的小沟小河，太阳在头上晒着，沙石在脚下烫着，把每一个人烤得口干舌燥。我们带的水很快就喝光了，路上几乎没有村庄，一路上都是灌木丛和沙土，偶尔遇到一两位挑着行李的黎族妇女，她们都带有两三个椰子，但都是非卖品，我们的黎族同志问她们卖不卖，她们都说“矮”（不卖的意思）。后来又遇到几个挑着椰子的妇女，黎族同志对她们说，我们这里有几位壮族和汉族女同志，她们口渴极了，想买个椰子解解渴，她们立刻放下行李把椰子拿下来递给我们，我们立即给她们钱，她们怎么也不要，说是送给我们喝的。椰子虽然不贵，五分钱一个，但人家是为了自己享用的，这个“救命椰子”，不是能用钱来计算其价值的。又走了一个多小时，太阳晒得大家又渴得难以忍受，有人开玩笑地说：谁给我水喝，我愿意给他鞠一躬。有人说：我愿意给他磕一个响头。这样的玩笑只能让人兴奋一时，过不了多久，大家还是口喝难忍。无奈，几位内地来的同志纷纷到田边找水，找到一处比较干净的水就大喝起来。谁也顾不得这水有没有寄生虫。事后我们得知，黎族过去种地一般不施粪肥不洒农药，这田边的水也许是一种天然绿色饮料呢。

到乐东县后，住在抱由镇的小学内，在县政府机关食堂搭伙。乐东原来是自治州首府所在地，是黎族比较聚居的县份，这里的黎语一般人认为最好听，我们选它作黎语的标准音估计是没有问题的。经过二十多天的工作（从8月21日～9月16日），比较深入地调查了乐东县保定村这个点，下一步是分两组，一组到东方县，一组到崖县马岭镇。9月18日我们又踏上返回旧崖城的归路。头一天到达千家，约走了六十里路，第二天由千家至崖城要走八十里路，这又是一个不轻松的路程。那天正好是农历八月十五，在距崖城还有二十里路时天就黑了，月亮早就悬挂在天空给我们照明，当我累得实在走不动的时候，我们只好坐下休息片刻，打开椰子吃点椰子肉，也算是赏月了。别的同志都走在前面，剩下我们两三个人，一不小心又走错了路，在田间转来转去，幸好不一会儿就找到了路。到达崖城区政府的时候，我们女同志累得倒下便睡，男同志们给我们送来热水和晚饭也顾不得享用。后来一问，我们还有四位同志也迷了路，比我们晚到了一个来小时。

下一个调查点是崖县的马岭，马岭是一个渔港，大部分是汉族人居住，我们调查点是离这不远的黑土村，每天请合作人来发音，经过12天工作便完成了。我们借住在一所破旧的茅屋内，席地而睡，隔壁是部队的砖瓦住房。每天工作之余，中午到海边游泳，傍晚到海边沙滩上散步，拾贝壳。海滩很宽，足有两三公里长，东边就是“天涯海角”，这沙滩除了我们来散步之外再没有看到其他人，静寂得叫人害怕。房东是渔民，有一天他带回来一只大龙虾让我们看，我第一次看到这种一尺多长的大龙虾，惊讶不已，同志们赶快拿来照相机，让我拿着龙虾照相留念。

有一天，夜里又突然刮起了台风，大雨不停，雨水直从屋外流了进来，大家赶忙起来卷起铺盖，坐等天亮。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风声，随后哗啦哗啦地响，不知哪家的屋顶被掀走了。第二天出来一看，原来隔壁部队的房子被大风吹走了屋顶上的瓦片，还听说砸伤了两位战士。我们庆幸这个破茅屋虽然漏水，但还是安全的。为了看看台风倒底有多厉害，我们冒着大风跑到海边看海浪。大家还没到海边早已听到雷鸣般的浪涛声。浪头足有五六米高，任何东西也无法阻挡。岸边一带的小树，早已歪的歪，倒的倒了。

10月4日由马岭回到三亚市区，住在县政府内。这里还没有招待所，县办公室的同志把我们带到干部宿舍，让大家就把自己的铺盖打开，放在下了乡的干部的床上。我们在三亚的两三天时间，了解附近各乡的有关情况，有一天到了红沙镇，见到了许多贝壳和珊湖，上等漂亮的贝壳是论斤卖的，我们每人买了两三斤。另外，我们还了解到离市区几公里的羊栏村，那里的回民有一种独特的语言，我们先记下了几十个词，留待将来再来做详细的调查。10月7日，我们组一行第一个回到了通什，第一阶段的工作随即结束。在以后的一两个月，就是整理材料，讨论方言的划分。到了年底，正、副队长和前来支援工作的部分同志先后离队，余下的在当地语委统一领下继续工作。

春节期间黎族同志各自回家，其余人等都为准备二月份召开的黎族语文科学讨论会而忙碌着。1957年2月10日至16日，讨论会在通什召开，来宾有包尔汉、傅懋勣和苏联顾问谢尔久琴科等。地方的参加者是语委会的委员和有关人士。会上通过工作队提出的《关于划分黎语方言和选择黎语基础方言标准音的意见》以及黎族文字方案（草案），经讨论后通过，该《意见》提出以黎语侾方言为基础方言，以乐东县三平区（今属抱由镇）保定村的语音为黎语标准音。

为了学习黎语标准语，掌握标准音，全体工作人员于三月初下到保定村，计划在那里住三个月，向当地群众学习语言，顺便收集详细的词汇和语法材料，为编写词典和语法纲要作准备。由通什到乐东可直接从通什出发，也只需两天时间。三十多人分三批走，我是最后一批。第一天由通什到万冲，要走八十里羊肠小路。这一带是黎族合亩制地区，是黎族的中心地带，据说这一带发现的石器工具比较多。我们刚一离开通什就进入黎族农村，这里是山区，到处都是梯田和茅舍，水沟纵横，真是“小桥流水人家”的地方。走到更偏僻处，偶尔还看到一些野生动物，如猴子、鹦鹉等，四脚蛇更是随处可见。经过村庄的小河边时，不时还看到青年妇女三三两两地在清澈的河里洗澡。她们还主动地向我们打招呼，问我们哪里去。黎族同志也很自然地和她们搭上几句，或者说句笑话。我们是赶远路的，跟她们打过招呼后就匆匆过去，前面还有好几十里路呢。下午五点多时到达万冲，住在万冲小学内，学生的课桌几张拼在一起就是一张床。我们大家都走得很累，晚上有没有蚊子也顾不得了。第二天只有六十里路，可是大家都走累了，每走几里就想休息，而且行进很慢，到最后几乎是在散步。这里是乐东平原，昌化江流经此地，河两岸稻田连片，绿色的禾苗在微风中飘拂，河岸或田边偶尔还有几棵木棉树，火红色的木棉花给这河谷盆地平添了不少生机。这里附近小村子很多，叉路也多，一不小心经常走错路，为了便于向老乡问路，我们学了一句话：“棍呢黑足哪？”（这条路到哪儿去？）老百姓听懂了都很乐意给我们指路。

在保定村我们专门搭了两个大茅屋，几十人就住在里头。我们几个女同志就住在附近的一间小“布隆闺”内，所谓布隆闺，是黎族未婚少女居住的地方，里面除了几张小床之外什么都没有。房子较一般的要矮小，门也没有锁，他们的女孩子住在里面却不害怕，我们都觉得奇怪。头一天夜里，大概到了半夜一两点，门好像发出被人推动的声音，我们的一位汉族女同志非常警觉，大声喝问“谁？”把外面的人吓得转身就跑。我们都起来了，打开门看，人早已走了，但还不放心，立即去找来村民兵，说发现有贼，民兵立即四处搜查，弄得全村的狗叫个不停，最后毫无结果。有人说，可能是邻村的小伙子，他们夜里经常到本村来找女孩唱歌，估计不会是小偸，这是当地的风俗习惯，不必害怕。

保定是乐东有名的大村，有三百多户，全是茅草房，一千多人，整个村子建在一个红土山包上。现在的保定村家家户户房前房后都种上椰子树，村边被椰子林包围着，远看就是一个绿色的椰林，再也看不到红色的土壤了。村子虽然大，但很清洁，每天早晨村民各自打扫房子四周，然后把垃圾烧掉，猪牛都关在圈里。每天社员们集体劳动，早出晚归，带孩子的妇女劳动时把婴儿用布吊挂在树上，由大孩子照看着。妇女们除了白天劳动，还要做家务劳动，挑水，做饭，舂米，十分劳累。

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很有礼貌，我们每天下河洗衣服或者洗澡，总会遇到一些挑水的妇女，她们总是主动地先向我们打招呼：“凳挤，阿南哦？”（同志，洗澡啊？）我们也回答：“饿，波南哦？”（是，打水呀？）

每天一到晚上，年青妇女都在家门前舂米，她们多是三四个人一起围着一个木臼轮番地舂，发出哐嚓哐嚓的声音，很有节奏，像敲锣鼓一样，一直到深夜。有一次，几个姑娘在我们附近舂米，我们走过去看，这些用具和我们家乡的非常相像，我对她们说，你们这木杵叫“切克”，我们叫“萨克”，她们觉得奇怪，大家离得那么远，为什么还有点相同呢？我说还有不少词咱们是相同的呢，如天、太阳、月亮、星星、水、火等等，都很相似。她们听说我的话跟她们的话有很多相同，都很高兴。她们递过木杵要我试着舂几下，我举起了木杵舂了几下，开始觉得不算重，但舂了不到五分钟就累得不行，老是跟不上她们的节奏。她们每隔几天便要舂一次米，真够累的。

保定村的妇女穿戴跟通什的不一样，筒裙没有通什的华丽，也没有头巾和遮胸布，但多戴项圈和大耳环，男子早已改穿汉装了。

为了学习语言，我们经常跟社员们一起劳动，有时参加抗旱，浇玉米，除草，有一次去种“山栏”（刀耕火种），在新开的荒地上种旱稻。劳动时，男人们拿着尖木棍在地上杵洞，妇女们在洞里点播稻种，随即把土盖上。等下雨后，稻子即会发芽，中间只需除草一两次便可收获。这种“山栏稻”产量不高，但稻米品质优良，是做甜酒的上好原料。

在村里住了一个时候，为了进一步学好黎语，大家纷纷搬到老乡的客房里住，所谓“客房”其实就是每家房前屋檐下的小房间，平时是用来给孩子或客人住的，或者作为存放杂物之用。黎族同志跟老乡住在一起，学习语言进步很快，但其他民族的人收效则不大，这是因为各人的基础不一样。后来有的人又搬回原来的栅子内住。白天去跟老乡劳动，一面收集词汇，这种办法学习效果也不错。经过三个月的实习，各人都有很大的收获，黎族同志大部分都与“房东”认了干亲，亲如一家人了。

由于饮食习惯差别较大，海南各地的机关干部下到黎族农村一般不要求“三同”，我们集体开伙，由自己的厨师做饭。那时黎族群众的生活还不算富裕，主食是大米稀饭，副食比较简单，平时多吃一种腌酸菜，是用小鱼虾或螃蟹、野菜加上米汤放在坛子内，让它发酵变酸。煮时有很强烈的酸味，这东西叫“南发”；另一种叫“亮萨”，即腌酸鱼，是用活鱼制作而成。做法是将洗干净的鲜鱼放入坛子内，加上酒糟，密封一个多月即变酸，即可生吃，不用再煮。

很不巧，到四月中的时候，我的左手心突然长了两颗小红疮，疼痛难忍，到县里医院看，医生说也没有办法，我只好在两位同志的陪同下，几经周折雇到三辆自行车后，日夜兼程，历尽艰险最后到达三亚医院，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终于把毒疮治好了。回到保定村同志们都为我痊愈而高兴。我感谢同志们的关怀，要努力工作以补偿失去的时间。

到5月中为止，我们来乐东保定村学习黎语已将近三个月，大家已初步掌握黎语标准音，汉族和壮族同志也能说几句常用的黎语，同时已收集了大量的长篇故事、诗歌和词汇。6月，学习告一段落，大队人马返回通什，此时，由乐东回通什已有自行车可以乘搭，坐自行车虽然比走路快，但时间长了也是很累人的。为了赶时间和省点力气，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搭乘自行车算是最佳的选择了。人坐在车后面，行李放在车头上，大路小路都可以走，还是挺方便的。可是我们对安全方面考虑得不够周到，尤其是长途跋涉对不会骑自行车的人来说是有一定的危险的。那天从乐东出发还没到一半路，自行车正要下一个长坡的时候，车前轮正碰到一块小圆石头上，车子突然翻倒，我和车主同时重重地摔了一跤。等车主把我扶起来的时候，我的右臂已不能动弹了。同志们过来为我检查伤势，发现肘关节受伤，幸好臂骨没有折断，但痛得我直发抖，几位同志马上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我穿上，车主赶忙到附近的农村弄来一碗米酒，加上一个捏碎的药丸给我治伤，但仍无济于事。在这荒山野岭上，哪里有医药？我只得强忍疼痛等到了崖城再说了。到崖城后找不到医生，只找了些松节油来擦擦，第二天到了三亚才到医院检查，医生说骨头没有折断，只是震裂了。给我包扎一下，就过去了。我这一次摔伤，虽然没骨折，但以后的十多年里经常感觉痛，每次写字时间长了，右臂肘关节就发麻。不过没摔成骨折，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回到通什之后，各项工作分头进行：语委会筹办了黎文学校，培养黎文推行干部，研究科负责编写黎汉对照词典，编辑科为扫盲编写扫盲课本。学员毕业后参加扫盲试验，等等。

1958年初夏，为了进一步收集语言材料，我负责的词典组全部人员到东方县讲倖方言的地区进行材料收集的工作。东方县叉河镇老宏村座落在昌化江下游的旁边，村里的黎语与乐东县保定村黎语方言发音非常一致。我们几经周折来到老宏村后，就好像回到了保定村一样，因为那里的黎话与保定村的完全一样，群众见我们讲的话和他们的那么相像，又高兴又奇怪，热情地接待我们。我们利用村里的空房架子自己“装修”，用稻草和泥糊在竹墙上，又到野外砍些小树枝搭床，搭桌子。黎族同志个个都是干活儿的能手，汉族同志的技能远不如他们。房子弄好了之后，向村民借了些厨具自己开伙。我们八个人，不管男女，每天每人除工作之外，要轮流做饭。对女同志来说，做饭不算什么困难，但要自己到河里挑水带做饭就不是那么轻松了。挑一担水足有七八十斤，从河里挑上来还要走一二百米路，此外，还要采购，有时买不到菜就只好向群众讨点白薯叶来充数。有时也吃得相当丰富，如有两次下大雨，第二天社员们纷纷到河边挑鱼，那天足足挑了两三千斤。头一次刚好有一条白鳗鱼，有七八斤重，生产队长推荐我们买了那条珍贵的白鳗，据说这是最美味的鱼，我们按当时的价格每斤三角钱买了，八个人总共吃了七斤多的大鱼，而且是最名贵的鱼，这是我们从来没尝过的高档食品。这天大家都饱餐了一顿。另外一次大雨，生产队也收获了一两千斤鱼，我们自然也大大地改善了生活。

这里捕鱼的方法很特别，也不需要很多人力，鱼几乎是自投罗网的。其办法是在水坝主要地段上架设一条长网，网紧挨着水面，每次发大水时有大量的鱼顺流而下，当鱼顺着水从坝上向下冲时，都纷纷向上向后弹跳，正好落在了长网上，捕鱼人只要定时到坝上巡视，就可以收获落网之鱼。

为了改善生活，我们在休息天到石碌镇采购，大部分同志都去了，留下我和另一位同志在家，那天下午下了一场大雨，村边的小河河水暴涨，到晚上六七点钟人们还未回来，我正要到河边观察，听到同志们在对岸大声叫喊，我立即去找村里的人，他们马上找来几个小伙子各人拿了一个大葫芦游过对岸去，把葫芦给我们的同志，每人把自己的衣服脱了塞在葫芦内，一只手揪着葫芦，一只手划水游过河。不会游泳的女同志则由他们用竹排撑过河，这时河水暴涨，撑竹排相当吃力，也要冒一定的风险。大家回到村里之后对群众的无私帮助感动不已。

老宏村的姑娘很爱唱歌，她们每天劳动回来都是伴着歌声进村的，她们唱的都是儿歌，音调非常优美，我们也跟着学了两三首。

三个月的调查实习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带着丰富的材料回到了通什。回到通什后我仍不时回忆在老宏村生活工作的情况，这三个月的时光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黎族人民的感情。

1958年底，黎族苗族自治州要跟海南行署合并，州内各机关有的撤销，有的合并，黎文工作结束，各科室的人也分配到各地去了。我们工作队只剩下四人，暂时搬到海口行署内继续修改黎语调查报告初稿，1959年5月全部回到北京。

过了几年，自治州又搬回通什。1964年为了修改黎语调查报告，我和欧阳觉亚二人又回到通什，一方面核对部分材料，一方面补充材料，这次主要是在通什工作。离别了五年的通什，有了很大的变化。在通什见到几位旧同事，他们大部分都得到提拔，是每个单位的骨干。相别数年，真要“刮目相看”了。当谈到有的同志因病故去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时又叫人感慨万千！我们住在招待所里，隔壁就是广东民族学院，它是在昔日的黎文学校的基础上扩充的。这里的一切我是那么的熟悉，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住过的房间和办公室，也清楚地记得当年工作的情景。

1984年，我又一次回到海南，这次是为编写全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而作的一次抽样调查试点。同行的还有两位同事，只有我是来过海南的。我们到了通什、乐东、白沙和三亚等地，当我们来到乐东保定村时，见到了一位曾和我一道工作的陈老师和其他一些人。28年了，村子的样子变了，河也变了。河里修了一条水坝，水轮泵把河水抽到村头，流进村子，人们不用到河里挑水。水轮泵还可以发电，粮食加工有了碾米机，过去晚上的舂米声再也听不到了，最为突出的是妇女们的服装也改变了。时代在前进，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变，但在摒弃某些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时，某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的东西也被冲掉，也许这就是社会进步的代价吧。